代际、社团与新诗坛的繁盛

1922年，胡适在为诗人汪静之《蕙的风》所作的序言中，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不久后，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如康白情、俞平伯等，解放比较容易，“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时时出现。“直到最近一两年，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²⁶⁾在这段话中，胡适依旧是从诗体的层面，重申了新诗不断解放的历史。这种描述或许过于流畅，充满了“进化”的专断，但也大致勾勒出他视野里早期新诗人的代际谱系：《新青年》诗人、《新潮》诗人，以及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更新锐的诗人。

在新诗的发生期，前两“代”诗人无疑是新诗坛上的主角，但随着新诗“正统以立”，除了周作人、刘半农、俞平伯等还在持续写作外，新诗的“元老们”纷纷搁笔，主要精力逐渐转向其他领域。⁽²⁷⁾然而，新诗坛并没有因此冷落下去，随着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绿波社等众多文学社团的涌现，新诗也进入了特殊的历史繁荣期，吸引了大批属于“解放的一代”的文学青年，以至有论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²⁸⁾与上两代诗人相比，这批少年诗人很多是在五四之后走上文坛的，对他们而言，新诗的合法性无须更多的辩护，“正统以立”的新诗已是一个确定的实体。比起前辈诗人，他们的写作更单纯，没有那种新旧驳杂的现象，对现代的“纯文艺”观念，他们似乎也有更多的体认。由于新诗作者的数量很大，要想完整把握20年代初的诗坛状况，殊非易事。下面仅选择若干重要的诗歌群体或诗人，做简要的评述。

在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会员之中的新诗人也很多，而且也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诗歌群落。1922年1月，由刘延陵、叶圣陶编辑的《诗》杂志诞生，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先后发表了近80位诗人的四百余首作品，实现了“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呼吁。⁽²⁹⁾1922年6月，诗合集《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八位文学研究会诗人的创作，包括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除此之外，由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刊物，也成为最重要的新诗发表机关。从诗人的构成上看，文学研究会诗人群与五四时期的新诗阵营有颇多延续性，周作人、俞平伯的诗名很早确立，朱自清、叶绍钧等也是新潮社的成员。与此相关的是，早期新诗的一些特点也在他们的写作中得到了延续。在宽泛的“为人生”的宗旨之下，一种质朴、稳健、自由的诗风，为这批诗人大致分享。⁽³⁰⁾

徐玉诺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位，⁽³¹⁾他经历过许多人生的磨难和残酷的场景，经验构成与写作风格，都迥异于当时一般的文学青年。谈起他的诗歌，评论者大多会提及他家乡的惨祸带来记忆“酸苦”，⁽³²⁾这决定了他诗歌的色调趋于压抑、凝重，乡村惨烈、破败的生存现实，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呈现。然而，他的诗不只是社会乱象的反映，而是扩展为对个体生存处境的拷问。他擅长使用散文化的长句，将自我放置于某种戏剧性的绝境中去审视，结合奇异的想象，在“黑暗”、“死亡”、“鬼”等主题的交替浮现中，日常的事物因而也都成为命运的象征。从某个角度说，这种充满修辞强度的写作在20年代非常独特，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讨论。朱自清也是文学研究会重要的诗人，他的写作大体遵循了新诗最初的理念，没有过于夸张的修辞和想象，风格绵密深长。在他的笔下，自然与人生总能得到细致刻画，《小舱中的现代》一诗就历来为人称道，他在诗中将各种杂沓的人声、纷乱的动作穿插组织，以电影的手法，透视出“现代”的生存处境。《雪朝》之中的其他几位诗人也各有成就：叶绍钧准确生动的儿童写真，郑振铎笔下隽永的小诗，都是值得称道的佳作；刘延陵的《水手》更是新诗史上的名篇，在短短的数行之中，大海、明月以及遥远的故乡交错叠现，诗人梁宗岱在30年代读到后这样感慨：“那么单纯、那么鲜气扑人。”⁽³³⁾在《雪朝》的八位诗人之外，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诗人还有很多，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位：王统照出版诗集《童心》，他的诗兼备写实与写景，《津浦道中》、《烦热》等作品，均能烘托出特定的氛围、情境；后来成为象征主义诗论家的梁宗岱，在20年代也出版有诗集《晚祷》，在他的诗中多出现暮色中一个虔敬祈祷的自我形象，充满浓郁的宗教情怀，他后来对象征主义的超验理解，其实已塑形于这些早年的诗中。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编辑、教员、学者为主，虽然在20年代初的新诗坛上有颇多作为，但为新诗带来一股新鲜风味的，还是胡适所言及的最新的“一班少年诗人”。1922年，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四人，组成了湖畔诗社，先后出版合集《湖畔》、《春的歌集》以及汪静之个人诗集《蕙的风》、《寂寞的国》等。湖畔诗人属于真正“解放的一代”，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当时还只是中学生，因为没有太多的羁绊，“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³⁴⁾。他们初登诗坛，就受到广泛的关注，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刘延陵、叶圣陶等一批文坛前辈，也都热心支持、奖掖。其中，汪静之的《蕙的风》，由于大胆的情爱书写而引起了一场笔墨官司，⁽³⁵⁾在当时颇为轰动，所引起的骚动“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³⁶⁾从题材的角度看，如果说徐玉诺的诗歌，代表了20年代“血与泪”的文学，那么湖畔诗人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则体现出“爱与美”追求，⁽³⁷⁾“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成了后人对“湖畔诗人”的一般性想象。但如有学者指出的，这只是一个笼统的印象，并不是对每一个诗人都合适，⁽³⁸⁾比如潘漠华作为一个“饱尝人情世态的辛苦人”，⁽³⁹⁾其诗作在经验领域上就十分不同，更偏重于“人间的悲与爱”。具体到四位诗人的写作，在共享清新活力的同时，风格也不尽相同。汪静之的情诗大胆、直白，甚至有过于浅露的问题；应修人的诗有田园情调，《麦陇上》等作品类似于生动的剪影；潘漠华也多写乡村、自然风光，不过寄予了更多的悲哀惆怅；而冯雪峰的诗则有民歌的风味，如《伊在》、《老三的病》等，将曲折的情爱结合于复沓的叙事中。从作品实绩上看，或许不能过高评价湖畔诗人的诗歌成就，但他们的确是20年代众多“少年诗人”的代表，因而在新诗史上一直备受关注。

在上述两个诗人群体之外，其他的社团中也涌现出很多新诗人，比如“少年中国学会”的田汉、宗白华、周无、黄仲苏、郑伯奇、黄日葵、沈泽民，创造社中的成仿吾、邓均吾、柯仲平，沉钟社的冯至，狂飙社的高长虹，未名社的韦丛芜，绿波社的赵景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⁴⁰⁾的冯至，他也是受五四熏陶的一位“少年诗人”，早期作品收入诗集《昨日之歌》。从最初的写作开始，冯至就显示出成为一位优秀诗人的潜质，他的第一首诗《绿衣人》聚焦于一名平凡的邮差，在舒缓平白的叙述中传达一种命运的忧患意识，“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⁴¹⁾也成为冯至一贯的诗艺特征。他其他一些早期作品，如《瞽者的暗示》、《蛇》、《我是一条小河》等，或意象奇警，或从容抒情，预示了他后来诗歌道路的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