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从早期新诗的“自由散漫”，到20年代中期的“格律化”运动和象征诗派的出现，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似乎包含了特定的展开逻辑：先是“诗体的大解放”带来了充分的可能，既而是从形式层面建立一种美学规范，其后是来自异域的“象征”诗风，又从语言质地、表达方式、意象组织等方面，更新了内在的感性。因而，在一些批评家眼里，在所谓“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之间，应该存在某种“演进”的线索。这样一来，从写实到抒情、再到象征，从诗体解放到“诗形”的建构，再到“诗质”的经营，新诗不断的“进步”轨迹也清晰可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区分了“三派”，但并未突出其间的逻辑关联。对于这种“按而不断”的作法，有一位朋友不以为然，“他说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的，《导言》里该指出来”。⁽⁸⁵⁾这位朋友似乎比朱自清更具文学史意识，他的说法的确吻合于历史的实际，也传达出对新诗“演进”动力的理解。然而，当这样的论断固化为文学史的结论，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却可能带来某种封闭性，妨碍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换言之，“自由”、“格律”、“象征”三派的区分，或许只是一种文学史的抽象，更多的错杂、缠绕与变异，并不能完全由此说明。当一种目的论的叙述取得了支配地位，新诗内部交织的多重张力是否会被随之消解，对于新诗可能性的思考是否也会受到限制，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新诗的历史线索，朱自清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1941年，他在《抗战与诗》中，也曾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自由诗派的散文成分很多，“从格律诗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表面上看，这段文字是对他以往论断的一种引申，在“自由”、“格律”、“象征”三派之间，他也明确地建立起了一种“线索”。然而，朱自清并不只是陈说这一“线索”，在他的话里同时包含了历史的检讨：“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⁸⁶⁾当散文化的新诗变成了“纯诗”，这是一种“进步”吗？抑或是一种“封闭”？或许在朱自清看来，在“散文化”的时代语境中，新诗的前途，不是回到所谓的“老家”，而是能够敞开自身，获得处理历史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格律、象征三派的“交替”，不能仅仅看做是一种“进步”，它同时也可看做是新诗内在活力与张力释放的过程。他当年进行了划分、但“按而不断”的做法，比起简单地凸显“进步”、强调“演化”，更能体现一种审慎而开放的文学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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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自清就称：“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是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1页，《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朱自清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版。

(2) 胡适：《藏晖室记》11卷34，第79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

(3) 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第9页，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版。

(4)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2页。

(5)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文存》卷一，第28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6) 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双十纪念号”。

(7)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9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5—16页。

(9)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奚密在《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中有深入的分析，此文为《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奚密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第二章，引文见该书第65页。

(10) 胡适：《〈尝试集〉自序》，第42页，《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11) 朱自清在《新诗》一文（《一般》2卷2期）中曾言，在当时报刊上大约总有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

(12) 周作人的《画家》一诗，勾绘出几种鲜明的生活图景。此诗在收入《新诗年选》时，愚庵（康白情）所做评语为：“这首诗可算首标准的好诗，其艺术在具体的描写。”北社编：《新诗年选》，第8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13)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

(14)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

(15) 这个说法出自穆木天的《谭诗》，《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16) 胡适：《〈尝试集〉自序》，第25页，《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17) 周作人：《〈扬鞭集〉序》，1926年6月《语丝》82期。

(18) 废名在《〈小河〉及其他》一讲中说道：“较为早些日子做新诗的人如果不是受了《尝试集》的影响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发。”他还认为，“如果不是随着有周作人先生的新诗做一个先锋”，新诗革命也会如晚清的诗界革命一样，“革不了旧诗的命了”。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7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 梁实秋：《〈草儿〉评论》，第1页，《冬夜草儿评论》，闻一多、梁实秋著，清华文学社，1922年版。

(20) 参见梁实秋《〈草儿〉评论》。

(21) 俞平伯在其发表的第一篇诗论中就称：“但诗歌一种，确是发抒美感的文学，虽力主写实，亦必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青年》6卷3号，1919年3月。

(22) 胡适在《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一文中，就指出俞平伯诗歌“深入深出”的毛病。但在朱自清在《〈冬夜〉序》（《冬夜》，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中，则为俞诗的艰深进行了辩护。

(23) 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4)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25)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

(26) 胡适：《〈蕙的风〉序》，《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9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27) 周作人在1921年有感于新诗坛的荒芜，呼吁老诗人们不要以为大功告成，便即可隐退。周作人：《新诗》，1921年6月9日《晨报副刊》。

(28) 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7期，1923年12月1日。

(29) 周作人：《新诗》，《晨报·副刊》，1921年6月9日。

(30) 冯至后来40年代在回忆朱自清时，也称当时《雪朝》“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散文化，朴实，好象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的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冯至：《忆朱自清先生》，《冯至全集》4卷，张恬编，第1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 徐玉诺是文研会诗人中最受推崇的一个，在《雪朝》8人中，选入徐玉诺诗歌最多（48首），远远多于他人（周作人27首，郑振铎34首，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郭绍虞、刘延陵都不足20首），《将来的花园》也是文研会丛书中的第一部个人诗集。

(32) 参见叶圣陶：《玉诺的诗》，《文学旬刊》39期，1922年6月1日。

(33) 梁宗岱：《论诗》，《诗刊》，1931年4月。

(34) 周作人：《介绍小诗集〈湖畔〉》，《晨报·副刊》，1922年5月18日。

(35) 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36) 沈从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文艺月报》1卷4号，1930年12月。

(37) 朱自清说：“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在承认这一“先务之急”的前提下，他还认为并非“只此一家”，从而为“静之以爱与美为中心的诗，向现在的文坛稍稍辩解了”。朱自清：《〈蕙的风〉序》，第2—3页，《蕙的风》，汪静之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刘延陵说得更直接：“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是太不人生的，而最近三四年来则有趋于‘太人生的’之倾向”，对于静之的“赞美自然歌咏爱情”，批评者、读者也不应持太多偏见。刘延陵：《〈蕙的风〉序》，第1页，《蕙的风》。

(38) 贺圣谟：《论湖畔诗社》，第123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9) 潘漠华的个人遭遇非常不幸，相关情况见冯雪峰：《秋夜怀若迦》，王训昭编：《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第217—22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5页。

(41) 朱自清：《诗与哲理》，《新诗杂话》，第2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42) 周作人：《论小诗》，《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29日。

(43) 周作人：《日本的小诗》，连载于1923年4月3—5日《晨报副刊》。

(44) 冰心：《繁星·自序》，《繁星》，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45) 梁实秋在《〈繁星〉与〈春水〉》（1923年7月29日《创造周报》第12号）中对冰心诗中“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46) 1922年6月5日，宗白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流云（读冰心女士〈繁星〉诗）》，在诗前写道：“读冰心女士《繁星》诗，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诗数首，聊寄共鸣。”

(4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4页。

(48) 朱自清：《短诗与长诗》，《诗》1卷4期，1922年4月。

(49)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28页。

(50) 朱湘给罗皑风的书信，罗念生编《朱湘书信集》，第16页，人生与文学社丛书，1936年版。

(51) 郭沫若虽自言，诗要“写”不要“做”，但据友人回忆，他在修改诗稿时，“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忆创造社》，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49、8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2) 沈从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1930年10月《现代学生》创刊号。

(53)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54) 《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就称：“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著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发展。”《歌谣》第1号，1922年12月17日。

(55) 可参见陈泳超《再论“学术的”与“文艺的”——朱自清与歌谣研究》中的论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第144—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6) 对此俞平伯曾有细致的分析：“有根本反对的，有半反对的，也有不反对诗的改造而骂我们个人的。”三种态度对应于三类读者：一类包括一班“遗老”“遗少”和“国粹派”；一类是有外国文学知识背景的“中外合璧的古董家”；一类“不攻击新诗，是攻击做新诗的人”。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

(57) 即使对初期白话诗颇多辩护的苏雪林，也不得不称：白话诗初起，“排斥旧辞藻，不遗余力。又因胡适说过，真正好诗在乎白描，于是连‘渲染’的工夫多不敢讲究了。……但诗及美文之一种。安慰心灵的功用以外，官能的刺激，特别视觉，听觉的刺激，更不可少”。苏雪林：《徐志摩的诗》，沈晖编：《苏雪林文集》2卷，第13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58) 周作人：《〈农家的草紫〉序》，《农家的草紫》，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

(59)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0) 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书信》，第157页、8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1) 闻一多：《〈冬夜〉评论》，第12—13页，《冬夜草儿评论》，闻一多、梁实秋著，清华文学社，1922年版。

(62)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

(63) 余冠英检讨前人的分期，“不过我想如以《晨报》附刊的《诗镌》的出版（民国十五年四月）做一个关键将这十几年的新诗史分为前后两期，则段落最为显明，因为前期的新诗大都受胡适之的影响，后期则受《诗镌》的影响”。《新诗的前后两期》，《文学月刊》2卷3期，1932年2月。

(64) 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诗镌》第1号，1926年4月1日。

(65) 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

(66) 《诗镌》1926年6月10日终刊时，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中就指出：诗的原则“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某式才是诗，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

(67) 邓以蛰：《诗与历史》，《晨报·诗镌》第2号，1926年4月8日。

(68) 朱湘：《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文学周报》第7卷，1929年1月

(69) 同上。

(70)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文艺月刊》2卷1期，1931年1月30日。

(71) 徐志摩曾言：“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他的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曾送给闻一多看，闻的回复是：“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猛虎集〉序》，第8—9页，《猛虎集》，徐志摩著，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

(72)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

(73) 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小说月报》17卷1号，1926年1月。

(74) 西滢：《闲话》，《现代评论》3卷72期，1926年4月24日。

(75) 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76)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8页。

(77) 穆木天在《无聊人的无聊话》（1926年5月19日《A·11》）中曾批评李金发的诗“读不懂”。

(78) 这是周作人在给李金发的复信中对其诗的评价，参见李金发《文艺生活的回忆》，《飘零随笔》，台北：侨联出版社，1964年版。

(79)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8页。

(80) 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81) 对上述两诗的解说，见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82)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

(83)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8页。

(84) 沈从文在《我们怎样去读新诗》中讨论新诗“第二时期”状况时，曾将徐志摩、闻一多等与于赓虞、李金发等分为两段：“第一段几个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情绪的健康，与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几个作者是完全缺少的。而那种诗人的忧郁气分，颓废气息，却也正是于赓虞李金发等揉和在诗中有巧妙处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点！”

(85) 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新诗杂话》，第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86) 朱自清：《抗战与诗》，《新诗杂话》，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