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向潇湘望故乡

口述 | 陶先运

人物档案：陶先运，女，1936年出生，湖南宁乡人，高小毕业。1951年报名参军，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或“兵团”）农场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调至兵团农科院从事财务工作，1991年退休。现定居石河子市。

访谈时间：2015年1月28日上午。

访谈地点：石河子市五小区。

邹赞（以下简称“邹”）：陶阿姨的湖南口音很浓，阔别故乡六十多年了，乡音无改，听起来非常亲切。您老家是湖南哪的？

陶先运（以下简称“陶”）：湖南宁乡高坝窑的。

陶阿姨笑声爽朗，指着客厅墙上的大幅照片介绍说：“这就是我们老家，宁乡狮子山陶家老屋，陶峙岳将军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邹：请您回顾一下您小时候的生活情况，比如说父母的职业、家庭教育。

陶：我记得很清晰，我出生于1936年，在家里排行老四，上面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姐姐。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妈得病（据说是天花）去世了，因此我就寄居于外婆家，外婆家在宁乡县朱良桥，外公酷爱阅读古书，经常在书房里读书练字，他要求我们这些子孙也要熟读古书，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外公说的（一些话），什么“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坐莫摇身”。外婆家是书香门第，外公教我写大字、读唐诗，我至今记得小时候摇头晃脑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以说我小时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你看我现在在家穿布鞋，不习惯穿拖鞋。为什么呢？因为老家不准穿拖鞋，家里也没有拖鞋，穿布鞋不允许踩脚后跟，否则外公会拿棒子打，说这是“痞子”。

我在宁乡县莲花乡振兴国民学校读完了七年小学，（这时候）我的爸爸娶了我的继母，也有了弟弟妹妹，我姨妈和一些亲戚想收养我做女儿，我爸爸觉得我妈“走”得早，临“走”的时候嘱咐四个孩子不要送人，因此我爸爸回绝了人家的好意，把我接回了高坝窑。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十三岁，家里有一群弟弟妹妹了。

邹：您在外婆家生活了十几年，为什么会想着这时候回来？

陶：我十三岁时是1949年，正值“土改运动”，我外婆家是个小地主出租家庭，田地被分了，舅舅、舅妈也分家了，没有办法再收养我，我自己就想着还是回来吧。我哥哥这时已经去了台湾，姐姐也自谋职业了，我一下子坐到一群弟弟妹妹中间，生（疏）得不行。爸爸把我带到长沙，他在民营运输社开货车。我到长沙的时候，家乡已经解放了。我爸爸儿女多，实在没能力再送我继续上学，我就去报考益阳专区地方干部学校，没想到还被录取了。学校的生活很充实，起早贪黑学习各门课程，讨论课上大家也踊跃发言，就这样学了三个月，分配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年龄太小，很多工作干不了，紧接着我被转到中国茶叶公司长沙茶厂，当了一名捡茶工，就这样工作到了1950年冬天。

邹：我来采访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得知您和陶峙岳、陶晋初都是亲戚关系。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峙岳将军的情况吗？您后来选择参军入伍，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陶：我和陶晋初的关系要远一些。陶峙岳和我爷爷是亲堂兄弟，我叫他叔公。我第一次见到叔公是在1949年，我那时刚从益阳专区地方干部学校学习完毕，没有分配工作，就又回到老家。有一天我听继母说：“今天，你的伢要回来，还要带一个人回来喽。”我们这些小娃娃站到门口看，远远地看见高坝窑的公路上面有一个人，穿着乳白色的风衣，戴着鸭舌帽，走在我爸爸前面，一路往陶家老屋走来。我们赶快跑回家报告。一进陶家老屋，右手边住着陶峙岳的亲弟弟，是个哑巴，我们叫他满叔公。陶峙岳先进了他们家，我们家在左手边，我父亲回到家对继母说：“明六叔回来了，赶快泡点茶，他一会要过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陶峙岳将军来到我们家，坐在桌子旁，父亲给叔公一一介绍我们这些娃娃。过一会叔公就起身告辞了。这时院子里集合了好多叔叔伯伯们，我听到他们在议论：“哎呀，明六叔在外面做大官，还没有小车子，也不带随行人员，跟着侄儿拉煤的车子回来。”我后来才听说，明六叔公是在“九·二五”起义之后到北京去办事，回头来到长沙，顺便搭乘我爸爸拉煤的货车回陶家老屋看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叔公在新疆，只晓得他在外面干大事。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叔公的情形。我后来到长沙茶厂工作，接触了外面的世界，才了解到新疆军区招聘团的招兵信息。

邹：1950年野战军部队到长沙招文艺兵，1951年新疆军区组团来湖南招兵，宣传阵势猛烈。

陶：1950年的招聘条件比较严格，要求年满十八周岁，有一定的文艺专长，我的条件达不到。1951年新疆招聘团的条件要宽松些，虽然年龄要求是十八岁，但是如有区以上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和高小文化程度，年龄要求可以稍微放低。介绍信我开得出来，高小文化程度我也具备，因此我辞了茶厂的工作，到指定地点去报名。体检时发现我身高不够、体重不足、营养不良、视力不达标，人家不要我。我和报名点的工作人员辩道理，我说身高不够、体重不够还可以长，视力不达标可以慢慢调嘛，正好熊晃政委站在楼上看到了，工作人员问他该咋办，熊政委看了看说：“收下来吧，报到文工队去。”就这样我填了履历表，真正报到，那是1951年4月8日。

邹：您当时决定报名参军，是因为个人的理想，还是为生活所迫？

陶：生活所迫倒谈不上，因为我已经到茶厂当工人了，完全可以自食其力。要说是因为革命理想，为报效祖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参军，也没这么想过。但是有一点，自己确确实实想出去做事，当时全社会涌动着一股参军热，长沙街头到处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我明白了参军是个正经事情，走的是正道。

邹：您报名参军，父亲是什么态度？

陶：一切都是瞒着他的，爸爸开车也是早出晚归。我4月8日报名，报完名后分成小队，我记得我是第十三批，每一批三百多人，我的编号已经是三千几百几十号了。4月15日，小队里的人对我们讲：“你们把花花绿绿的棉袄都放到家里，把军装换上，我们车子带不了那么多东西。今天回去向爸爸妈妈辞个行，明天下午我们要乘火车从长沙出发了。”我换上军装，兴奋不已，当天晚上穿着军装回家。我们那时是在长沙租的房子，一间小小的过道房，爸爸开的单人铺，我也是单人铺。爸爸已经回来了，靠在床头抽烟，我说：“爹，我参军了，我要到新疆去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到新疆去？”我回答说，我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爸爸拍了拍我的军装，说：“新疆好冷噢！”我说我不怕，一起去的人很多，我的编号都已经是三千多了。爸爸走出屋，想找一个附近的人借两块钱，附近的那个人说：“到新疆去？雪都堆得这么高！要冻死人的，不要叫她去。”我们家孩子多、负担重，我爸爸是个欠账户，附近的人没借钱给他（流泪）。爸爸无奈地叹气：“满女子，你去吧。我的六叔、你的叔公在边疆当总帅，你到了新疆去找找他，他会关照你的。”夜已经很深了，我就这样告别了爸爸（流泪）。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平民衣服打包装好，离开了家。那时候心情很高兴，蹦蹦跳跳的，丝毫离愁别绪的伤感都没有。我记得我在日记本里写着：“哈哈，我参军了！”午饭后开始在火车站排队，黄昏时分火车开出长沙车站，我以前没有坐过火车，感觉很新鲜、很好奇，根本没心思去找送我的舅妈和姐姐在哪里。车灯亮了，火车咕咚咕咚地缓缓开动。

陶阿姨情绪调整得很快，回忆起当年长沙火车站的送行，她童心未泯地模仿起火车开动的情形，用肢体动作表达着当时的激动心情。

我坐在车厢里，突然本能地问了一句：“我啥时候才能回来呀？”说完鼻子一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车厢里的人受到感染，也都哭了。火车咕咚咕咚向前开，大家哭累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火车到了西安站。下车后，我们住在西安大旅社，我们到乐乐大饭店吃饭，吃的是馍馍，没有米饭，而且没有韭菜香干和辣椒，所以没吃好，但也不哭不闹。我到现在都感谢老部队的作风，感谢中国共产党教育的好干部，人家一点架子也没有，走到我们中间嘘寒问暖，“饭好不好吃呀？”“吃饱了吗？”就像家人一样关心我们。第二天安排我们在西安大旅社附近的长沙饭店吃饭，大家又吃上了米饭、辣椒、韭菜香干。过去部队的优良作风让我们倍感温暖，一点想家的念头都没有。

邹：电视剧《八千湘女上天山》专门演了这一段，进疆的湖南女兵到西安后的第一顿饭吃羊肉泡馍。

陶：那时候哪有羊肉泡馍，只是吃的是北方口味，后来部队关照我们，第二顿到长沙饭店吃湖南口味（大笑）。

邹：咱们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向做得很到位，你们过了西安，即将面临漫长而艰苦的行军，当时政委有没有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让大家对未来的困难有一个预先的心理准备？

陶：绝对没有那些理论的灌输，都是实实在在的关怀。我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紧凑，让你根本没有想家的时间。那时候部队的教育不重言语，重实际行动，旅社里锣鼓喧天，气氛特别热烈，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理发、看电影、逛街，发毛巾、水壶、搪瓷杯。我记得“五一劳动节”那天，我穿上以前当捡茶工时买的蓝布衣服，手里拿着一本书，扮成学生的模样到街上扭秧歌，一点也不知疲倦。大概是临走前两天，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即将从西安出发了，部队给每人发了一米左右的白布，是那种两层厚的布，用来包干馍馍、大饼、咸疙瘩菜。据说是新疆军区一个团的车来拉我们，具体多少辆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乘坐的车分在哪个小队。过了“五一劳动节”，我们就分几个地点集合，乘坐敞篷车向新疆进发。

邹：每辆车上大概坐多少人？

陶：一辆车上坐两个班，三十几个人。车上并没有座位，而是装的是运往新疆的建筑材料，大家就分成几排坐在建筑材料上。车队出发了，前面红旗招展，歌声此起彼伏，一会是《团结就是力量》，一会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宣传工作搞得特别好。每到一个地方，打前站的同志都会将食宿安排好，大家哪怕是把包袱往沙地上一铺，睡得满头都是沙子，也都毫无怨言。

邹：从长沙往西安的路途中有山有水，大家应该能习惯，过了西安，路途就会越来越艰难。车队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

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车队翻越六盘山之前，部队叮嘱大家提前拿出棉袄，说是山上下雪，天气寒冷，同时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告诉我们说司机驾驶技术过硬，并且经验丰富，大家不必害怕。车沿着盘旋的山路缓缓行驶，大家睡意蒙胧，突然间发现有雪花飘进来，寒意袭人，大家赶紧穿上棉袄，彼此紧紧靠在一起。翻越六盘山整整花了一天时间，下车时天色已晚，黑咕隆咚的，只能看见车灯所散发出来的光。大家排队跟着小队长来到一个窗口，每人领了一碗热汤，酸酸甜甜的，也不知道是醪糟汤还是甘肃的浆水，拿上干饼就着热汤吃。那天晚上没地方睡觉，大家就在车上宿营，我掀开篷布往外一看，远远地从山顶到山脚有一条白光，驾驶员告诉我们那是还没有下山的后续部队。

邹：六盘山地势险峻，号称“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自古是事故多发之地。你们在行军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意外？

陶：一路上没有翻车事故，也没有人生病，一切都很顺利。过了六盘山，第二天清晨醒来，车队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这个古老的乡村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多的远方来客。”（爽朗大笑）车队一路歌声回荡、士气高涨，《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高亢的歌声回响在山谷和戈壁滩上。

邹：部队从西安长途跋涉到兰州，在兰州要休整几天，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陶：我记得“六一”是在兰州过的。到了兰州，小队长负责给大家传递信息，组织大家洗澡、看电影、理发、写家信，车队也在补充给养。

邹：车过兰州，进入河西走廊，满眼所及都是戈壁大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第一次看到这么荒凉的景象，您是什么感觉？

陶：敞篷车从兰州出发一路西行，四周不是荒山秃岭就是大戈壁滩，条件确实艰苦。大家不是鼻子流血就是嘴唇干裂，一下子不是很适应气候。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奇，想象着孙猴子西天取经都经过了哪些地点（哈哈大笑）。尽管条件艰苦卓绝，但在我周围没有出现生病的，也没有后悔的，更没有中途逃跑的，大家都很单纯乐观，负面的东西极少。我记得有一次很偶然听到了驾驶员们的交谈，他们说我们是来到新疆的移民，当时不知道移民是咋回事，也没放在心上。

邹：部队抵达迪化以后，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陶：到了迪化，车队就不走了，带我们来新疆的驾驶员都离开了，我们挺留恋的。我们在迪化休整了几天，住在招待所，招待所后面有条河，河上搭了块木板子，我蹲在板子上用毛巾沾水洗脸，毛巾一下子被流水冲走了。分队长告诉我们不要去河里洗澡，水流湍急，相当危险。大概过了两天，一辆车子把我们拉到呼图壁，呼图壁当时叫景化。到了景化，我因为年龄小被重新分到幼年组，一个姓肖的指导员负责带我们，她身穿单军衣和裙子，给我们训话十分严格，不允许大家嘻嘻哈哈。我们当时受不了这种严厉的管束，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就这样训练了一个月。后来部队发了毛巾、单军装，还有一个这么厚的上面衬了金粉的笔记本，写有“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几个字。当时没有电影看，理论学习主要是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给我们讲“新疆是个好地方”，鼓励大家在新疆“安下心，扎下根”。还有一件事就是发放军属证，你是谁抚养大的，你对谁感情最深，这个军属优待证就发给谁，你可以自己选择。人们常说血浓于水，这话不假，我在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按情理我会寄去外婆家，可是这军属证我还是毫不犹豫寄给了我的爸爸（笑）。

邹：当时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有哪些举措？

陶：政治上开始要求大家交代以前的问题，此处交代过了的事情从此就一笔勾销，不再算是你的错误。如果不在这里交代，以后就要查你的问题了。我坦白说，我没有十七岁，虚报了两岁，所以我的年龄就是在这时候改过来的，现在人们去兵团档案馆查询“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相关资料，常常会问：“这个陶先运咋越活越年轻了呢？”（哈哈大笑）

邹：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理论学习和政治审查，您后来被分配到了什么岗位？有没有遵照父亲的嘱咐去找明六叔公？

陶：我现在想来也后悔，也不后悔。当时的学生队、文工队和首长办公楼紧挨着。首长办公楼外面是一道土围墙，前面有个岗楼，有时候小车子来了，就听见有人说“首长到了”。我还偷偷跑到围墙那边去看，“这不是明六叔公吗？”爸爸说叔公在新疆当总帅，我这时候才知道所谓总帅就是二十二兵团的司令员。我没有去找叔公，我也不知道找他能说些啥，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心灵干干净净。一个月的培训后我被分到二十五师，那地方叫小拐（玛纳斯河的“小拐”），也就是现在的一三六团团部所在地。那时没有公路，我们五个人坐在敞篷车上，时值八月份，雨天路滑，汽车一路咕隆咕隆，颠簸不平，泥浆呼噜呼噜，溅得到处都是。车子把我们拉到三道河子，那里有个接待站，车东拐西拐，进了一个满是瓜皮和苍蝇的院子。车停下来了，驾驶员待人特别热情，把我们五个女兵的行李拿到了一间房子的炕上，然后带我们去吃饭。那时候没有门帘，苍蝇到处乱飞，只能采取暗道防苍蝇的办法，两堵墙中间黑洞洞的，苍蝇飞不进去，我们在伙房打了饭菜就直接蹲在暗道的墙根下吃。

第二天早上，车又把我们往小拐拉，晚上我们到了二十五师师部，又下雨了，驾驶员把我们领到一个地窝子，里面点着油灯，地上铺着干草和苇叶，我们匆忙吃点自带的干粮，就在地窝子里歇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们走出地窝子往四周看，一条稀烂的马车道，路边几棵东倒西歪的白杨，还有半截子沙枣树，半截子胡杨，远处是高低不平的沙包，马路旁有几个小商店，卖的是莫合烟、辣椒面和肥皂。就是这般艰苦的条件，我们一点怨言也没有，满心都是好奇。一名年龄稍大些的战士过来招呼我们，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平房，接见我们的是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史骥，他热情地说：“欢迎新战士，今天我们会个餐。”不一会儿几大盆菜端来了，红萝卜炒羊肉、粉条炒羊肉、莲花白炒羊肉，主食是馍馍，这些东西新疆都有，吃得挺好。平房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台子，大家就蹲下围成一圈开始吃，这就叫“欢迎新战士会餐”。

邹：您从湖南过来，羊肉能吃习惯吗？

陶：习惯呐。那时候的炊事员都是从内地来的老兵，手艺不错，做的饭很合口味。

邹：会餐过后，分配具体的工作了吗？

陶：吃完饭，史骥主任亲切地问我们想干些啥，一个一个地问。他问我爱不爱唱歌跳舞，愿不愿意去文工队。我说我不爱唱歌跳舞。他接下来问我：“要不你去卫训队，去当护士吧？”我连忙答应。我们五个人有去文工队的，有去当译电员的，还有两个人进了卫训队。史骥当时考察我们，了解了我的基本信息后，问道：“你这个小鬼，姓陶，湖南宁乡的，你是不是我们陶峙岳司令员的亲属啊？”我回答说我爸爸告诉我说有一个叔公在新疆当总帅，我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被分到卫训队，背起背包到卫训队报到，卫训队从每个连队抽调一名战士，培训合格后到各连队当卫生员，这些人大多都参加过“九·二五”起义，年龄比我们要大一些。当时二十五师的贺政委是江西籍的老革命，他回家探亲时从江西带来了几十名男女青年，我们就和这些江西青年一起被编到护训队，那时候卫训队为连队培养卫生员，护训队为各医院培养护士。我们去报到的时候，那边已经开始盖房子了，大家都在挖坑、搬土块，漫山遍野都是劳动的歌声。我们放下背包就加入劳动队伍中，起先是剥苇子，男战士从苇子湖砍来一大捆一大捆的苇子，每根苇子有胳膊这么粗，把皮剥干净，等着给房子上梁。男同志负责挖坑、打土块，我们女同志就抬抬把子，抬把子你知道吧？两边两根苇秆，里面是红柳条编织成的，两个人抬土用的。

陶阿姨担心我没听明白，起身比画抬把子的形状及用途。

邹：劳动强度大吗？

陶：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地劳动，天明起床，天黑收工，晚上睡大炕，一身泥土一身汗。我当时系小辫子，头上长了好多虱子，你看看丰收写的《蓝月亮》，里面登了我当时的照片（笑）。手上裂了一道道口子，肩上起了厚厚的老茧，两个脚板上都是泡，洗脸用的是蒸过馍馍的碱水，白衣服被洗成了黄衣服。我们要赶在新疆入冬之前把房子盖好，不然没办法过冬。房子还没有完全盖好，上面又下了任务，小拐要盖大礼堂，陶峙岳司令员要在1952年的春耕动员大会上讲话，因此务必在1951年入冬之前盖起一座十三米高、能够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盖礼堂的所有材料全靠人工搬运，卫训队、政训队、财训队，上至领导，下到司机和炊事员，全部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发了根绳子，用来背土块，每个土块大约五到八公斤重，我那时才十五岁，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每次只能搬四五块。我们把旧军装里的棉花掏出来，垫在肩上，背完土块背砖块。有几个少数民族的老乡骑马从这边经过，他们看着我不停地笑，竖起拇指说：“尕尕的，亚克西！”我没有听懂，后来向老兵请教，他们解释说：“新疆话‘尕尕的’是‘小’，‘亚克西’是‘好’，你小小年纪就来新疆搞建设，好样的！”后面大家就开始编着词儿唱：“什么亚克西哟，什么亚克西哟，湖南的妹子亚克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回到一三六团去看看当年的大礼堂，“七·五”事件后，湖南电视台的王明过来采访我，我跟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电视台雇了车把我们拉过去，算是圆了我的心愿，但遗憾的是大礼堂已经荡然无存，废墟都找不到了。我现在想啊，等我有时间了，一定要带上我的孩子们从老炮台出发，去看看那些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邹：劳动有没有制定具体的任务？女同志有些情况比较特殊，劳动中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吗？

陶：劳动任务相当艰巨，从政委到战士，大家不讲任何特殊情况，尽力而为，没有硬性指标，也不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史骥政委也和我们一起搬土块，背得比我们还多，都是小跑着往前走。

邹：您在护训队接受培训，主要学习些什么内容？这个过程当中是否需要参加其他的常规劳动？

陶：1951年冬天，我在护训队学习查体温、写交班记录，背阿司匹林等药物名称。培训期间，我们要到戈壁滩上去背红柳条来取暖，那时候新疆的天气比现在冷，班长带队，走在队伍最前面，我是副班长，走在最后，大家带上馍馍，系上皮带，穿上半截毡筒，向白茫茫的戈壁滩进发。班长负责分配任务，叮嘱大家不要跑远，因为红柳丛中有狼，我们用毡筒一顿猛踩，如果踩下的枝条是红色的，说明这个是活的，不要砍，枯死的枝条统统踩翻，然后码得整整齐齐，一捆一捆绑好，这些活都是在雪地上操作的。班长要时不时招呼大家几声，保证所有的人都在，开始背柴火的时候，人坐在雪地上，班长把红柳捆提起来帮大家放好，每个人都留一根粗一点的红柳，上面带个叉叉，走累了，就把红柳往地上一放，叉起背上的柴捆休息一会。我们这群女兵就像是沙漠里的骆驼群，负重前行，饿了就啃几口冻得硬邦邦的馍馍，渴了就抓几把雪团放进嘴里。我现在很怀念那段时光，虽然天气是那样的冷、劳动是那样的高强度，但我们的心里暖融融的，大家天真无邪，很自觉地互相帮助。有的人背红柳跑得快，有的人力量小，走得慢，那些年龄大一些的战士尤其是参加过起义的老兵，争先恐后来回折返接走得慢的人，直到大家都平安回来。

邹：护训班培训结业后，大家都分到医院工作了吗？您能否回顾一下在医院工作的那段经历？

陶：护训班结业后，和我一起去的刘国华（音）满十八岁了，和一个看守所的指导员结婚走了，江西来的那批女同志也比我年龄大，先后由组织上介绍结婚成家，分赴天山南北。我才十五六岁，没到结婚年龄，就和一些年龄小的男同志一起分到医院里去了。医院的病房很简陋，病床就是大土炕，医院后门是玛纳斯河，再远处就是戈壁滩。我每天晚上都要到戈壁滩上给病人倒屎倒尿，那时经常有狼群出没，我去倒尿时先大声咳嗽几下或者喊几声，因为狼比较害怕响动，倒完后就赶紧往回跑，心里十分害怕。我们的医生特别好，他看我们害怕，就在前面走，让我们跟在后面，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鬼，人死亡就是心脏不跳了、血液不循环了。”我后来再也不害怕死人了，如果有危重病人，医院就叫我去值班。我当时住在伙房一间堆放杂物的隔间，没有窗户，黑乎乎的，只有一个孔可以通风，直到1952年8月我离开这间屋子时，都没看清楚周围放的是啥东西。

兵团作家丰收当年采访我，他的书中写了“任佩莲之死”。任佩莲身患疾病，后来知道是肠梗阻，生下娃娃就死了，娃娃的父亲是七十四团王副团长。任佩莲临死之前，她爱人都没赶来看她，等医院发去了死亡通知书，王副团长骑着马急匆匆赶来。他蹦起来大吼：“怎么回事？人送过来好好的，怎么会死呢？”我把娃娃抱过去给他看，他说：“大人都没了，娃娃我也不要了。”医院体谅王副团长当时的难处，住院医生劝慰他：“王团长，你现在家里没人带娃，娃娃暂时放到医院，这样比较方便。”50年代是供给制，国家对婴儿有养育费，医院就把带这个娃娃的任务派给了我，我当时才十六岁。

现在想想，也不能怨王团长，那个年代大家心里装的都是集体，全心扑在工作上，哪能关心到自己的妻儿？我记得王副团长赶到医院的时候风尘仆仆，头发蓬乱、胡子邋遢，50年代的军垦老兵都是这样的啊!

邹：您自己还是个孩子，大孩子带小孩子，的确不容易。您带这个孩子带了多久？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陶：带了一年的时间，1953年我被农七师从医院抽调出来，到山东去接女兵。大难过后、必有后福，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我们见过面，感觉很亲切。

邹：您当时只有十六岁，按理说去山东接女兵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应当抽调经验丰富的老兵去才是。

陶：因为我服务态度好，工作有热情，当时是出了名的小护士（笑）。有一阵子医院里的男护士都去扫盲班学习了，我因为念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就留下来值班。值班护士经常要处理危重病人，一个病人去世了，其他住院的病号就会害怕，我们就赶紧把死人抬到治疗室，我给她整理衣服、梳理头发，当班护士长去找医生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照看着，我当时想了很多，我照顾了这个病人一个多月，咋就没有想着问问她家的地址，不然我可以给她家人写封信，告诉他们这个远在新疆的女儿已经不在了，想到这里我泪如泉涌（流泪）。危重病人过世了，我们要负责将她抬到太平间，所谓的太平间就是在沙包旁边用苞谷杆围成的一个简易棚子，里面拉了个台台，台台上放担架，门是用柳条编成的……就这样我被抽调去山东乳山接女兵，这是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没有半点讲价钱的余地。1954年，我从山东接女兵回来，师部发了道命令，不允许抽调的干部回原单位，我们要负责把新来的女兵带到基层单位，帮助她们尽快适应农场的环境。就这样我到了独立营二连，后来又到了一三五团。

我的人生再次发生了转折，我哥哥当年参加“青年军”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文革”前夕有段时间海外政策略微放宽松些，我哥哥从台湾寄回老家一封信，打探我爸爸是否还活着。爸爸收到信后惊喜交加，就把哥哥的那封信原封不动寄给了我，我那时太单纯，收到信就去保卫部登记了，从此我就有了海外关系，它就像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文革”期间，因为有海外关系，再加上陶峙岳司令员被污蔑成蒋介石留下的特务，我爸爸也莫名其妙被划成了地主分子，顿时我成了“敌我矛盾”的焦点，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吊起来，噼里啪啦打得我眼冒金星，我受尽折磨，一次次晕死过去……后来陶峙岳的问题弄清楚了，我的错案也被平反了，但当年那些吊打我的人都还在一三五团，我于是下决心离开那里。我的编制在农七师，当时要从农七师调到农八师，实在是太艰难了。1976年，史骥政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到石河子主管统战工作，他最了解我的情况，跟统战部门的人讲：“陶先运的问题你们要想办法解决。”后来政策落实了，我调到农八师农科所从事财会业务，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1991年退休。

邹：史骥政委大致了解您的个人情况，您在新疆是什么时候见到陶司令员的？

陶：1952年冬天，陶司令员到师部检查工作，他关心地问起史政委我们这批湖南女兵的表现，史政委作了详细介绍并专门提到了我的情况，司令员听后心里顿时明白了八九分，他托人到处找我，有人到医院通知我去趟史政委的办公室，我拿上馍馍，整了整衣服，穿过大片的戈壁滩，来到史政委办公室。那时没有电灯，点着昏黄的油灯，我走进去一看，史政委不在，有个穿黄军裤的老头正在给炉子生火。我问了句：“史政委在吗？听说他找我？”老头说：“你过来坐，今晚豫剧团来了，史政委去看戏了。是我找你。”他放下生火的铁钩子，把马灯移过来，在桌子边坐下，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和两个伯伯都叫什么。我这一说，他赶快站起来，摸着我的头说：“满孙女啊，我是你叔公。”叔公仔细打量我，我个子小，鞋子穿得不合脚，穿着军装像套了身长袍。叔公问长问短：“你现在在干啥呀？”我说：“在医院当护士。”他又问：“你在医院当护士具体都干些什么？”我如数家珍地回答：“查体温，发药，给病员提水打饭、接屎接尿、倒痰盂，扫地，生炉子……有时候还要抬病号转院。”叔公叮嘱我新疆天冷地滑，要提防跌跤，还问我没有大米吃习不习惯。讲完后，他又亲切地摸着我的头，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跟叔公说。”我忙说没有。就是到现在我也敢说当时这话没有半点虚假，那时的党风民风就是这般单纯。叔公担心我晚上回去路上有狼，就留我在师部的保姆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我起床准备赶回去上班，叔公就在门外站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满孙女，这是我在迪化的地址，有机会来找我。”叔公说完转过身去，又叹了口气：“哎，也不一定有机会。”说实在的，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一个小护士哪能有机会去迪化呀。后来师部有人到兵团开会，叔公委托他带给我一支博士牌钢笔，勉励我好好学习。

邹：太难得了，现在大家考学提干找工作，恨不得把远近亲疏的三姑六婆都拉上关系。您叔公是司令员，您却在兵团最基层摸爬滚打那么多年，令人敬佩！“文革”后陶司令员回到家乡湖南，政策也逐渐落实了，您去探望过他吗？

陶：1979年我回乡探亲，此时叔公已回到长沙，我爸爸带着我们去看望他。叔公见了我问长问短，还特别问了石河子的情况。我爸爸当时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在新疆工作实在是太远了，就委婉地问叔公有没有机会把我调回来。叔公说：“满孙女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回湖南时任何人都没有带，只带了你伯妈。”这个伯妈是叔公儿子的遗孀，叔公的儿子在“文革”中被整死了，孤儿寡母的，带她回湖南，这是人之常情啊。叔公稍微停顿了一阵，然后坚定地说：“你们都不要回来，新疆多一个劳动力，屯垦戍边事业就多一分希望！”

邹：前几年湖南省政府、湖南电视台都曾组织力量寻访当年西上天山的湖湘女兵，在一些纪录片和电视剧中都能找到您的影子。

陶：说实话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不太愿意去回想过去的事情……我现在年事已高，我想用四句话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子女，对得起自己的历史，尤其我对得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邹：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陶：我想继续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我要告诉孩子们他们不曾了解的一些事情，把当年那些苦难的经历、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记录下来。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兵团始终铭记“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古训，不要怠慢这些当年为屯垦戍边奉献过青春甚至生命、如今风烛残年的军垦老兵，尤其是要真正关心那些至今生活无依、境遇凄惨的老战士。

邹：谢谢您接受访谈，您的讲述让我对兵团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陶：感谢你真正地想要了解兵团，也谢谢你关注我们这些老战士。

【后记】

陶先运是陶峙岳将军的侄孙女，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她成了近年来“寻访湘女”“新疆军垦口述史”甚至“新疆通史”等官方机构、大众媒体、学术课题乃至民间写作者专访的热门对象。陶阿姨在接受笔者访谈之前经历了一场思想斗争，她坦言自己不想一遍又一遍地回顾当年的往事，只想安安静静度过晚年。我后来才恍然大悟：陶阿姨并不是要刻意回避往事，毕竟那段军垦岁月已经在她的生命中定格，浸入骨髓，成为她暮年的精神支柱。为此，她的书桌上堆放着各种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军垦戍边历程的书籍杂志，客厅墙上挂着当年应征入伍时的照片，而她自己也在坚持撰写回忆录，想把一些孩子们并不知道的故事整理成文字，让它代代相传。

令陶阿姨忧虑痛心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某些机构或个人打着“寻访湘女”“传播军垦精神”的幌子，实际上并没有下足功夫去真正了解兵团，急功近利拼凑了一批有悖历史真实的文学/影视作品，甚至有房地产商借着“八千湘女”的名号大打广告。其次，尽管当年西上天山的湖湘女兵的传奇故事频现媒体，但这些“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戈壁母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她们当中至今仍有一些人老无所依，生活困顿。如果不能让这些被遗忘的老战士得到真正关心，无法让她们安享晚年，那么一切絮絮叨叨的访问记录又有什么意义？

我理解陶阿姨的心情，也对她仗义执言的豪爽性格、坚强独立的处世原则充满敬仰。她是陶司令员的侄孙女，却与叔公“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亲情上的彼此挂怀，并未在工作方面提过半点要求，默默坚守在基层几十年。她垂暮之年静参世事，心系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姐妹，尤其是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进疆女兵，为她们奔走呼吁！

就在访谈初稿整理完毕之际，陶阿姨专门打来电话，告诉笔者她这段时间又回忆了一些事情，这些往事有血有肉，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兵团的制度发展与社会状貌……陶阿姨对新疆兵团的爱，犹如一位慈祥而严厉的母亲守护着儿女，这份挚爱，传递的是关切，是质询，更是深情的嘱咐与期盼！

1. 此处指母亲病故后，父亲再娶。
2. 湖南方言，“父亲”的意思。
3. “迪化”是“乌鲁木齐”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