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小说

内容提要

社会小说是中国大陆当代通俗小说成就最高的小说类型之一。本章评述了域外小说、商战小说、官场反腐小说、纪实小说与都市小说四种社会小说类型主要的作家作品，并对这些小说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中国大陆当代社会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整理。

第一节 概述

文学是社会性的话语活动，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对社会的全貌或侧面做了一定的描写与揭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小说刻画人物、叙述故事的基本特征，使得它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宽泛地讲，任何一部小说都是社会小说，它们的区别在于，对社会开掘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在反映社会时采取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这里以“社会小说”作为中国通俗小说一条分支的名称，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指的是那些采取大众化的创作手法，在题材上集中或侧重描写、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的小说。同时，也是延续学术界对此类小说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

1949年到70年代末，社会小说处于“失声”的状态。

建国之后，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华民族满目疮痍，文艺领域也在战争中受到强烈冲击，清末以来形成的，通俗小说赖以生存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接受机制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化的通俗文学，一旦市场消失了，也就失去了生存之基。与此同时，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最高目标，在这样的前提下，整个文学创作是在国家意志统治之下进行。作为一门艺术，文学不再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是要发挥它宣传的优势为宏伟的政治目标服务，是要鼓舞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伟大的现实政治运动中去，因而，以消遣、娱乐为最大特征的通俗文学显然不合时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环境里，社会小说难觅生存空间。

然而，在社会小说销声匿迹的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精英文学作家，创作的有关农村社会的小说却盛行一时，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戎的《丰产记》等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赵树理等人的小说表现的是时代的主题，延续的是延安解放区文学所倡导的思想价值取向。但是赵树理等人的小说采用的却是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运用机智幽默的农民话语，刻画出一个个贴近生活的人物，暗合了中国大众的阅读期待。民间形式、大众话语是社会小说传统的美学特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在表现形态上延续的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小说的艺术价值取向。社会小说的一些因子以这样的方式残留下来，依靠的是政治上的需求和艺术上特有的平民化的特征。

此后，“文革”十年，荒谬的文化专制冲击文学界，政治对文学的控制走向极端，造成了文学的十年荒芜。

80年代，通俗文学逐渐复苏与回归，但通俗文学描写社会只是昙花一现，并未能形成一股创作潮流，新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并未产生。

80年代初期，随着“四人帮”被清除，文学环境渐趋宽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这次会议及时地把社会主义方向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意味着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发展的社会环境即将诞生。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通俗文学的发展十分重要。通俗文学正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复苏与回归的。最初流行的只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还不是社会小说。就在人们开始对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产生阅读疲劳时，社会小说开始登上文坛。1987年，四川作家雁宁、谭力以“雪米莉”为名，发表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篇社会小说《女带家》，这部小说很快在市场上走红。1988年7月1日，华夏出版社又出版发行了他们的第二部长篇社会小说《女老板》，此后不久他们又发表了《女人质》，从而构成了雪米莉的女人系列。这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社会小说作品，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雪米莉热”，作家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搬进了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商品住房，可见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当时都空前成功。现在看来，三部小说在艺术上都十分粗糙，没有什么创新，结构松散，人物形象也不够丰满，但是故事情节展开的社会风景和社会环境，对于长期以来沉浸在武侠的厮杀和爱情的缠绵中的读者来说，却是全新的。三部小说都写女人，这些女人不再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置身于社会中具有特殊背景的女人。《女带家》在国际社会背景下，描写了一个国际贩毒集团中带毒的女人。《女老板》描写了一个女老板的生活、情感历程。《女人质》写的是一个女人被绑架成为人质的坎坷经历。以女性作为小说主人翁，是为了更多地吸引读者，毒贩、老板、人质，是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群体，是当时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中的关键词，这样的小说紧紧抓住读者自然就能流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小说一旦复苏就展现出它惊人的活力。

社会小说不同于武侠小说在理想中构建武侠帝国，也不同于言情小说在虚幻中营筑爱情堡垒，它立足于现实，关注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雪米莉的女人系列在80年代后期的出现，说明通俗文学的创作导向开始从虚幻转向了现实，中国的读者从“文化大革命”后的精神欢娱中开始关注身边的生活。

90年代，社会小说全面复苏，并且迅速繁荣，作家们纷纷把眼光投向现实。关注现实问题成为90年代社会小说家们的主要创作视点。

1991年，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出版，在图书市场上获得热卖，不久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大江南北，从而引发了域外小说的创作热潮。1992年，华裔女作家周励的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席卷京城，创下了图书市场上销售量新高，从而把域外小说创作推向一个高峰。域外小说对中国人在国外的打拼经历，对他们的生活、情感、工作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叙，并且对两种不同文化碰撞时个体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归宿作了深入反映与探究。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域外小说的代表作品还有曹桂林的《美国上空的中国夜莺》、《绿卡》、《偷渡客》，雪亮的《现代冒险故事》，张敬明的《美国孤旅》，骁麒的《重返伊甸园》，王小平的《刮痧》等一系列域外小说作品，此外，像虹影的《K》等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域外题材，这些作品多对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加以反映与探讨。

1992年，香港作家梁凤仪以《豪门惊梦》、《九重恩怨》为代表的一系列财经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内地出版发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商场金融领域内为争夺商业利益而斗争的商战小说。出现了徐俊夫的《股海搏杀》、《股场亡灵》，任斗强的《残酷收购》，刘军的《讨债》，李康美的《破产之后》以及陆一夫的金融奇案系列、丁力的商情系列等作品。90年代的商战小说家们，并没有沉迷于展示残酷的商场斗争而无法自拔，而是围绕商战主题，在艺术上进行了多重探索，这是商战小说在90年代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之一。

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反对官场腐败为题材的官场反腐小说，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一时，一些优秀的反腐小说如《大雪无痕》、《梅次故事》、《走私档案》等一版再版，其印数创了近年来中国出版史新高。部分作品不但跻身我国图书三大奖行列，还问鼎了“茅盾文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由反腐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也屡获大奖，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张平的《十面埋伏》在地摊上竟出现了25种盗版^[1]。诸种迹象表明，官场反腐小说声势浩大、颇为繁荣。如果说90年代社会小说取代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而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官场反腐小说显然占据了90年代社会小说的主导地位。官场反腐小说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对纷繁复杂的官场生活以及官场腐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与揭示，对反腐败斗争、对官场体制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出现了诸如陆天明、阎真、周梅森、张平、田东照、王跃文、陈心豪等一大批优秀的官场反腐小说作家。

90年代后期出现的社会纪实小说也蔚为壮观。社会纪实小说题材广泛、触角开阔，对整个9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史实进行了艺术记录。1997年5月6日，《今古传奇》杂志上发表了冯治的《中国三大村》，这是一部关注农村改革的社会纪实小说的典范之作，它的出现把农村题材的社会纪实小说推向一个高潮。此外，有关缉私、缉毒、反黑、出国留洋、足球黑哨、抗洪救灾、学生负担、煤矿塌陷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的社会纪实小说屡见不鲜，出现了高红十、杨黎光、王心剑、王林等优秀作家。90年代的社会纪实小说，在客观、真实的立场上增加了作品的大众性、可读性，拓展了新时期纪实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

90年代还出现了一些描写都市人生活的都市小说。都市小说从都市人的情感、婚姻、工作、夜生活等方面，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对都市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了详细描写与反映。虽然这些小说的创作相对零散，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季季的《黑马夜总会》、洪都的《遭遇外遇》、孙春平的《同室男女》、邱伟鸣的《巅峰的枪手》、骆平的《真的爱你》等一系列都市小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经过了80年代中后期短暂的复苏之后，90年代的社会小说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繁荣起来了，繁荣之势不可阻挡，而且正以这样的势头继续发展下去，几乎社会上一产生新的社会热点，关于这一热点的小说便相继问世，文学反映现实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在90年代的社会小说这里，滞后的时间间隔正在逐步缩小。

社会小说在90年代繁荣决非偶然，它的繁荣有着深刻的文学史和社会原因，是整个当代通俗文学经过一段曲折不平的发展道路之后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明之人情小说的‘世情书’以及清之‘讽刺小说’”^[2]，清朝末年的“四大谴责小说”是社会小说发展的一次高峰，标志着社会小说发展成为通俗小说的一条重要支流，此后又经历了一个“现代”的发展时期，社会小说日益成熟。在社会小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其创作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确立了一套固定的创作模式。模式的创立为社会小说提供了形式上的保障，但决定社会小说性质的还是其创作品格和创作精神，那就是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身边的热点问题以及批判社会的价值取向。“命意在于匡世”“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3]。这是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对现代的《广陵潮》、《歇浦潮》、《上海春秋》等优秀的社会小说而言也很契合。90年代的社会小说延续着这一价值取向，以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出发点，以一种博大的情怀聚焦于社会问题，并试图对如何解决问题做出自身的努力，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90年代的社会小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小说文体的继承，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小说创作品格和创作精神的继承。

90年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深入发展、全面展开，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冲击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在市场体制下，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不再是评判其优劣的唯一标准，能不能在大众中流行并带来商业利润成了一条重要的评判标准。作家们纷纷创作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作品，即使一贯坚持精英立场的部分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通俗化倾向。这条标准显然与通俗小说惯有的审美追求有着更大的一致性，对社会小说创作热潮的产生有着更为直接的、强烈的影响力。90年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庇护下体现出来的社会和谐稳定的表层状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变成了赤裸裸的近乎残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又产生出众多看似平等却极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人性的丑恶善美被极度地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暴露对社会而言是沉重的，但对文学艺术而言却提供了机遇，它为社会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作家需要创作社会小说，社会提供了可观的创作源泉，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社会小说的创作热潮在90年代得以形成。

社会小说在90年代繁荣还与此时发达的大众传媒相关。90年代后，大陆上的各种通俗文学期刊大约有90多种^[4]，其中像《章回小说》、《今古传奇》、《中国故事》、《通俗小说报》等主要的通俗文学期刊，均开辟了“官场小说”专栏、“纪实小说”专栏等登载社会小说，成为90年代传播社会小说的重镇。报纸副刊登载通俗小说是清末民初业已形成的优良传统，90年代副刊登载通俗小说的规模已不及清末民初，但它仍是通俗小说传播的重要途径，一些地方性的报纸仍坚持开辟副刊连载通俗小说，90年代之后社会小说成了这些地方性报纸刊登通俗小说的首选文体。此外，一些以登载精英文学作品而闻名的期刊也对通俗化的社会小说敞开了大门，像《收获》、《啄木鸟》等期刊就常有通俗化的社会小说出现。受市场经济的影响，90年代的出版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市场成为出版业的导向之一，在这种前提下出版商试图追求“双效益”，即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版商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作品艺术性的高低，他们看重的是作品是否具有潜在的畅销价值，是否能带来可观的商业利益，而90年代的社会小说反映的都是重大的社会题材，采取的是大众化的叙事手法，可读性强，易于流行，这契合了出版商追求“双效益”的目标。事实上，90年代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那些文学艺术类书籍往往正是这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小说。

90年代的社会小说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当代市民社会阶层。社会发生大变动，产生新变化，利益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以市民、农民为代表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每一社会热点产生之后，最关注的社会群体便是平民大众，他们急于了解事件的真相，事情的来龙去脉，党和国家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自身利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他们是社会弱势群体，并不能掌握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因而，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当代市民始终怀有欲知而不能的矛盾心理，这也催生了当代社会小说的繁荣。社会小说对社会热点的细致描绘，满足了他们强烈的阅读期待，社会小说家对社会的理性批判也弥补了他们对社会热点的认识在理性上的不足，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80年代初期提出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目标，这意味着当代市民社会、市民意识将悄然复苏。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注当代市民阶层的“新写实小说”获得成功，说明当代市民社会阶层已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获得了体制上的法律效力，市民社会阶层的发展就更为快捷和庞大了。当代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繁盛为90年代社会小说接受机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90年代社会小说的视域比较开阔、关注面比较广泛，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是凡社会热点都将成为它们的创作对象。社会热点本身的趋众性使得90年代的社会小说在题材上占尽了先机。然而，社会小说家们并没有被动地只通过内容的转换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他们在艺术上也进行了不懈的多元的探索，从而使得90年代的社会小说，在继承了近现代社会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出了新的美学特征。

第一，90年代的社会小说在关注重大的社会题材的同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始终着眼于现实、关注现实，对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反映与揭示，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抑或是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问题存在，社会小说就会进行及时的反映。在题材的选择上90年代社会小说与近现代社会小说有着相同的敏感和选择。不同的是90年代的社会小说不再是简单的事件堆砌，不再是将人物淹没在琐碎事件的叙述中，而是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在重大事件的集中描述中刻画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超越了近现代社会小说情节冗碎、人物形象平面化的弱点。王起明、高密、李高成等一大批优秀的人物形象，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中重要的人物代表。题材的重大、矛盾的集中、人物的生动，使90年代社会小说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读者为其感染而动容。

第二，90年代社会小说在世态人情的描摹中，增添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理性成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时，把揭露社会的小说分为：讽刺小说、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他划分的标准是写作技巧的高低，也就是说三类小说在艺术上是有档次高低之分的，但在内容上区别不大，都是“指摘时弊”，作家以局外人的态度记录社会现实，至于现实的好坏，他们不发表意见，重在暴露而非评价。鲁迅指出的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小说中同样存在。90年代社会小说改变了这种创作状态，作家再也不是在描写现实时聊发几声喟叹，而是在作品中融入了他们深刻的理性思考，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构成了他们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他们都尝试提出建设性意见。这种创作状态的改观出于两个因素：一是作家主体意识增强。当代的作家都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创作于他们而言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他们更把创作当成自己的一种权利，因而他们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自我的参与意识，真实地表现自我，争取自己的权利。二是当代社会小说作家站在平民的立场进行创作，他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正如反腐小说家张平在《抉择》后记中说的“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社会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写作”。这代表了90年代社会小说作家们的共同心愿。正因为他们心系民众，因而他们在作品中为百姓代言，持之以恒地保持和实践了批判意识。

第三，90年代社会小说类型多样，在同一部作品中采用多种通俗叙事手法。

类型的形成，首先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就通俗小说而言，当描写某一题材的小说达到一定数量，形成一股创作潮流时，关于这一题材类型的小说也就诞生了。社会小说，正是因为描写社会题材的小说有了量的保证，形成了自身的创作特色，发生了质的飞跃，才得以形成。90年代的社会小说内部又发生了多次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产生多种类型，如“域外小说”、“官场反腐小说”、“商战小说”、“纪实小说”、“都市小说”等，每一类型都是侧重描写社会某一方面题材的小说，这改变了近现代社会小说与言情杂糅、拘于官场一隅的尴尬局面。90年代社会小说不再采取单一的叙事手法，而是多种叙事手法综合，往往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客观叙述的同时，渗透进言情、侦探、武侠等多种通俗叙事成分。当然，不可否认，这种叙事手法的变化，有受商业利润驱动的嫌疑，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获取可观的利益回报，作家自身调整了叙事策略。然而正是这种调整，使得90年代的社会小说在叙事手法上体现出了新的美学特征，也充分发挥了通俗小说消遣娱乐的功能，使得关注严肃主题的社会小说，读起来不至于沉重，正所谓“愉悦消遣中的人生启蒙”^[5]。

第四，90年代社会小说与影视艺术形成互动，影视艺术丰富了社会小说的表现手法。

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互动是90年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通俗畅销小说与影视互相推动的关系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通俗小说文本为影视提供了较好的剧本来源，小说的畅销为影视剧的成功营造了声势，而影视的成功又反过来推动通俗小说的畅销。90年代，由小说畅销推动影视剧热播，或由影视剧热播导致小说的畅销的个案屡见不鲜。社会小说因其反映题材的重大，容易产生社会效应、市场效应，因而备受影视的青睐，综观90年代的影视剧市场，由域外题材、反腐题材、商战题材、都市题材的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占重要比例。社会小说与影视的成功互动，使得社会小说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有意借鉴了影视的表现手法。从艺术特性上来看，小说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大众艺术形式，影视艺术以声音、色彩、图像、人物、情节给观众感性上的接受，它注重表演，而小说艺术则是用文字把人物、环境、情节展现出来，它注重叙述。小说精练抽象的文字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也为影视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影视则弥补了小说形象性不足的缺点，二者在艺术上是完全可以互补的。90年代的社会小说大量借鉴了影视剧的蒙太奇等诸多艺术手法，从而丰富了社会小说的表现手法。当然，小说借鉴影视艺术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小说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美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90年代社会小说产生了一批可谓经典的佳作，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思想主题上还是艺术上，比之近现代社会小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代表了中国社会小说的发展高度。与同时期弥漫着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精英文学相比，它们是一道亮丽的、独特的文学风景线。这是90年代社会小说令人欣慰的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惊人的作品数量，90年代社会小说的精品还是太少了，一些打着作家旗号的“作家”，受商业利润的诱惑，完全不顾作品的艺术性，胡编乱作、粗制滥造，从而使得90年代社会小说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给社会小说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第二节 域外小说

真正拉开中国大陆当代社会小说序幕的是域外小说。

从80年代开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国国民可以比较自由地移居国外，于是通过劳工输出、海外留学、亲缘移民、资本移民、出国经商等各种途径，中国移民们带着不同的目的流入不同的移居国。这些人活得怎么样？国内的人要知道，经历了特别人生历程的移民们也有表达的愿望。90年代，一批描写中国人移民海外特殊遭遇的小说先后问世，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称这些描写域外题材的小说为“域外小说”。

90年代的域外小说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90年代前期（1991—1994）、90年代中期（1995）、90年代后期（1996—2000）。

90年代前期，域外小说作品主要是描写中国人在域外闯荡，通过自身的努力，由经济上一无所有到立稳脚跟，进而获得异国政治认同的过程。此时的作品向读者大量地呈现异域风情与文明，揭开异邦的神秘面纱，表达人们对“域外”的好奇。代表作家作品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美国上空的中国夜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王周生的《陪读夫人》等。

1991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被认为是当代第一部域外小说。

曹桂林，1947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担任艺术团演奏员，80年代初携妻子赴美国，在纽约创立时装公司，任公司总裁。《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对同为演奏员的北京夫妇，带着梦想来到美国淘金，他们一到纽约便落入了贫民窟，期望与现实产生强烈落差，但他们没有屈服于现实，美好的梦想使得他们坚持下去，丈夫王起明给中国餐馆洗盘子，妻子郭燕给服装厂勾半成品毛衣，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优秀的经商才能使得他们在商场中频频获胜，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在美国打下根基，成为成功的美国新移民。当他们在美国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他们把留在国内的女儿接到美国，女儿才是他们的真正梦想，满以为女儿的到来会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可是，女儿一踏上纽约这陌生的土地就误入歧途，吸毒、交往黑社会、骗父母的钱、离家出走，以至最后死于黑社会的枪下，王起明夫妇梦想破灭。

小说主要分为两部分，以女儿宁宁来美国为界，前半部分主要是描写王起明夫妇艰难创业并成功的过程，后半部分则是描写宁宁在美国这一社会环境中失足、王起明夫妇希望破灭的过程。命运弄人，王起明夫妇赴美创业为的是女儿的美好将来，而当他们成功创业时，女儿却在美国死去，作者如此“残忍”地安排情节，对于长期以来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读者来说，似乎太残酷、太无情了，让人难以接受，然而这就是美国的现实，在美国这样的事只是一件小事，几乎每天都会上演。作者正是想告诉读者，美国就是这样的社会：“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人的墓场”，置身于这样的社会，是生是死，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努力奋斗，你会成功地生存下去，悲观堕落，你会随时消失，永不再现。王起明夫妇与宁宁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遭遇实际上是两代移民不同道路的代表，王起明这一代移民有一定的梦想和追求，现实中受到的挫折他们用梦想来消解，他们生存的渴望激励着他们勇往直前，因而他们能成功，而宁宁这一代移民，他们来美国并没有梦想可言，他们是来享受父母成功的果实的，他们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生存，他们坐享其成，因而他们的生命意识淡薄，对生活缺乏深沉的理解与思考，这显然不能适应美国社会的生存竞争，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曹桂林在书的前言中说：“虽然我在美国有不少的财产，和不少的生意，但我在精神上是个零。”^[6]王起明的经历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王起明这一代移民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他们的精神却是一片荒凉的沙漠，极度空虚贫乏。初到美国，为了生计，同时受到美国奢侈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他们对生活还是有激情的，但随着经济上的独立，他们最初的矜持完全放松了，他们开始寻找情人，并有了玩妓女的经历，王起明背着妻子与阿春约会，对妻子的山盟海誓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小丑似地学习美国老板走路的步伐，摆老板的架子，妻子也开始爱慕虚荣，把精力放在衣着和打扮上。在生活的逆境中，夫妻双方还能相濡以沫，在生活的顺境中，夫妻双方便同床异梦了。如果说在中国社会里，受伦理道德的束缚，人的劣根性还不太容易暴露的话，那么在美国社会美国文明里，人的劣根性将暴露无遗，它会使人的精神变成一片荒原。

在传统的国人想象里，美国应该是天堂，遍地是黄金，中国移民们巨大的移民热情，也正是来自于美国是天堂的认识的驱动。这部小说向国人大量展示了美国的社会风情，描写了美国的社会环境，给读者一种感性上的冲击，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污秽黑暗的现实社会，当王起明夫妇初到美国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破旧的楼房前，一群群街头族，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弯着腰在烤火。

马路边，横三竖四地躺着肮脏的流浪汉，他们在不住地往自己嘴里倒着酒精。

两个身着暴露的女郎，向车里的王起明挤眼睛、挥手。^[7]类似的描写在这部小说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开了域外小说叙述说明异国风情的风气，影响了此后的域外小说创作，之后的域外小说大都花一定的篇幅对西方的社会环境进行描叙。小说还试图告诉国人，要移民就要准备吃苦、奋斗。小说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当初王起明夫妇踏上纽约的土地，他们的姨母给他们租下了地下室，租金押金400美元，加上借给他们的500元，他们共欠下了900元，初到美国他们以负债的方式开始新的人生历程。宁宁死后，邓卫来到美国，王起明同样给他租了400元的地下室，另外借他500元，共900元，这构成了一个隐喻，邓卫将重复王起明艰难的移民之旅。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试图告诉那些因移民而狂热的人们：移民是一条充满辛酸的道路，它并非通向天堂之门，而是走向另一种坎坷的人生。

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新移民们在国外究竟活得怎么样？《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大概太过于展示他的某些理念，小说的一些情节安排显得不太自然。同样，也是为了理念的阐述，一些人物形象还比较概念化，例如宁宁，她的出现、表现和结局概念化的雕琢都很明显。但是，这部小说适时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再加上电视剧的改编和热播，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4年，曹桂林发表了《北京人在纽约》的续集《美国上空的中国夜莺》。这部小说由描写移民的创业经历，转为探讨在美国社会中移民的精神归宿问题。小说让宁宁复活，利用王起明和阿春的暧昧关系，唆使郭燕与王起明决裂，从而骗取王起明的财产，于是王起明变得一无所有，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了，在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况下，他遇到了歌唱家夜莺，在夜莺的引导下，王起明开始信仰基督教，在精神上找到了寄托。这部小说没有达到前一部的成功。少了移民们出国前后的心态、生活的对比，少了移民们在新的环境中的拼搏生活的描述，也就脱离了社会热点的关注，小说也就只是一般的情节描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概念化的倾向表现得更加严重，为了说明美国是一个“地狱”，女儿宁宁成了王起明的仇人，她坏得彻底；为了说明美国是一个“天堂”，情人夜莺成为一个近乎理想化的人物，她没有缺点，典型的完美东方女性形象；为了说明一个移民在美国怎样避免堕入“地狱”、怎样进入“天堂”，小说竭力描述宁宁如何地“物质丑”，夜莺如何地“精神美”。作者努力地向读者灌输他的“美国观”，而不顾是否合理，小说的情节也就显得相当地牵强。

90年代初期的域外小说中普遍体现出一种原乡情结。当带着美好憧憬的移民们踏上陌生的移民国土地时，他们发现异邦的现实远非想象中的美好，生存的艰难、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异国他乡孤立无助，幸运的移民也只能获得物质的满足，却得不到情感的慰藉，因而他们会陷入焦灼的精神状态之中，此时，他们往往会思念起自己的祖国、怀念自己的亲朋故友，浓浓的乡愁郁结在他们的心中。90年代域外小说首开描写移民原乡情结的当推刘观德的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

这部小说将移民国转向了澳洲，记录了“我”为求学而移民澳洲，在澳洲为了生存而闯荡的生活经历。“我”初到澳洲，约翰便向我传授了他的醒世格言——“出来不易，呆下去很难，回转去更难”。这是约翰多年移民经历的深切体会。“我”后来找工作的经历以及屡换工作的曲折经历正是对这句格言的印证。最初，凭着一腔热情“我”对约翰的话不以为然，后来当“我”成为一个玩世不恭、世故的澳洲移民时，“我”不禁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思乡病是所有中国留学生的通病，100％的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8]，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归期：来年的今日。域外生活的艰辛使得“我”十分牵挂国内的妻子儿女，可是为了妻子儿女，“我”又不得不克服自己强烈的思乡情结，在域外奋斗下去，妻子儿女成了去留难以取舍的决定因素，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是对新移民真实心态的写照。

小说的情节性不强，由许多零星碎片组成，全文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线索。然而这部小说的形式却别具一格，全文分为17章，每一章正文之前，作者都利用一定笔墨对澳洲的历史以及华人移民与澳洲的关系进行介绍，如果抽去小说正文，这17个部分将连缀成篇、独立成章，那就是一部华人移民澳洲史，这一部分资料翔实、论证有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的财富在澳洲》的出现与《北京人在纽约》构成了艺术互补，小说不再满足于《北京人在纽约》的粗疏叙述，文字凝练而细密；在语言风格上小说也一改《北京人在纽约》的凝重，以调侃的口吻叙述“我”和苛刻的饭店女老板的斗争，幽默风趣，读来轻松愉快，但读者笑过之后又生悲怆，感叹移民的艰难。作者在忽喜忽悲、忽笑忽泣中同样告诉读者：移民是一次艰难的旅程。

与《北京人在纽约》和《我的财富在澳洲》中强烈的主观判断不一样，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似乎对祖国和移民国的文化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出版，作者为旅美作家周励。小说先在京城轰动，而后又风靡全国，它的成功把域外小说的创作推向一个高潮。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旅美女华人回顾她成长经历的故事，她作为女强人在美经商成功，从而步入上流社会。和大多数移民对移民国产生抵触情绪不一样，小说主人公融入到了美国的文化中去了，她对纽约不吝赞美之辞，在她眼中，“纽约是一个奇迹，是一座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她言必称“在美国”，俨然以美国人身份向读者介绍美国的民俗风情、法律规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她生活在纽约的自豪之情，因此，当中国留学生枪杀教授时她感到羞愧与自责，当她回顾国内的陈年往事的时候，她显然不自觉地以美国的文化标准来衡量一切，其视角由域外面向本土。然而可贵的是，作者在转换创作视角时，并没有走向极端，以美国的文化标准来否定国内的一切，她始终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审视一切，美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堂，而是美好与罪恶并存，祖国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那是生她养她的故乡。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回避了对中美文化冲突的问题做出决定性判断，而是努力“客观地”陈述，例如小说第一章写中国的推销员工作勤奋，付出多回报少，美国则与之相反，对此，作者并未评说谁是谁非，只是对两者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其中的文化判断、社会判断，读者自会体会。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对文学史的贡献还体现在文体上，它开创了纪实性的域外小说文体。90年代的域外小说作家几乎都有移民背景，对移民的生活经历进行“真实”记录成为了作家们常用的创作思路，因而他们的小说往往是带有自传性质。“真实性”往往也是这类小说打动读者的一个手段。也许由于周励曾做过记者，她在创作小说时将很多新闻手法融会于其中，小说中对纽约商场的体验、对童年的记忆、对初恋的重温、对北大荒生活的回顾以及对一些留洋经历的描述都穿插着新闻笔法，甚至在她的作品中使用真实姓名，因而让人读来更觉真实、亲切、可信。她的这种创作手法对90年代中后期的域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的域外文学最初是以反映留学生移民生活为主的，这可追溯到6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文学，主要是描写台湾留美学生域外生活的创作，其创作对象始终局限在留学生群体内。90年代因“新移民”的新特点，域外小说的关注范围已扩大到经商、劳务、外事等方面，然而留学生活仍是90年代域外小说反映的主要方面。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就是一部典型的反映留学生生活的域外小说作品，小说延续了《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反映华人移民在域外的辛酸经历的创作基调，描写了一群华人留学生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我”初到日本便受同胞的欺骗，生活没有着落，于是经历了一番“劳动改造”，每天去出卖体力以图生存，当生活勉强稳定之后，又经历了一番“思想改造”，两颗在异域受伤的心灵为了坚强生活下去而相互碰撞，闪出爱情的火花，“我”成了家庭的背叛者。小说中对留学生兼职受剥削、学校的黑幕、为人师者的丑恶嘴脸、要求打工的女学生穿比基尼上班的酒店等生活的描述和揭露，让读者读后掩卷长叹：留学不易。

90年代中期，一些描述非法移民的域外生活的小说出现在文坛。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移民国的移民被称为非法移民。正因为他们非法的性质，他们的移民之路就要比那些通过正常手段进入移民国的移民们艰苦得多，也悲惨得多。90年代描写非法移民的小说有曹桂林的《偷渡客》和《悲惨的人蛇档案》等作品。

《偷渡客》主要描写了人口走私组织者和偷渡客的生活。历经磨难的北京知青韩欣欣，随一美籍华人来到纽约，在一次帮派争斗中，她意外当上了“三义帮”的帮主，干起了人口走私的买卖，于是肮脏的人口走私交易和错综复杂此起彼伏的帮内斗争成为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这部小说意在揭露非法移民现象，因此小说揭露了偷渡客们的偷渡过程。偷渡客们被关在封闭的车厢内和船舱中，因为空气稀薄，许多人在途中便生病而死；他们的钱财被“蛇头”榨干；无助的女人被“蛇头”任意玩弄，稍有反抗情绪将遭毒打；那些侥幸成功的非法移民来到纽约，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技术，只能靠打杂生活；他们省吃俭用，住在地铁或破仓库里，生活极其困苦。然而他们还要把节省下来的钱寄给国内的亲人，炫耀自己在国外的显赫与发达，在家人朋友中造成了国外是天堂的假象。这种假象对国人是一种愚昧的欺骗，愚昧与无知就再酿成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惨剧。作者试图告诉人们：非法移民是一条生活和精神的不归之路。为了增强小说的真实感，作者曹桂林曾亲自采访大量偷渡客及“蛇头”，并沿着人口走私的路线作了实地考察，从而获得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与非法偷渡生活的描述相匹配的是小说对异域自然环境的描写，它们同样体现出一种传奇神秘的色彩。西双版纳的迷人风光、缅甸的原始森林、老挝的民俗风情、长岛的月色海滩、拉斯维加斯的赌城风采，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异域景观在作者细致优美的描写中显得神秘而生动。帮派争斗也给小说增加一种江湖气息，高超的武艺、血腥的厮杀、黑帮的奸诈，完全类似于武侠的笔法。除了偷渡客以外，小说还描写了方方面面的人物，蛇头、马仔、律师、国家干部、商人，不同的人物在偷渡这条链索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作者大概受影视的影响颇深，大量借鉴了电影蒙太奇手法，画面的切换努力体现出小说结构的创新，但是作者的切换有些随意，有些混乱，北京、纽约、福建、老挝、缅甸，使人眼花缭乱，结果影响了小说情节的完整性。

1995年《通俗小说报》第11期上登载的《悲惨的人蛇档案》并不仅仅满足于揭露，小说还对偷渡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思考。小说提出了“新奴隶贩运”的概念，指出出洋的历史根源、贫富的现实生活、域外的物质诱惑、法律的空白间隙等因素直接造成了偷渡潮的形成。非法移民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实际上就落入了黑道社会布下的一张网，蛇头诱惑、欺诈、虐待不仅仅表现在偷渡的过程中，还终其一生。人蛇控制偷渡者的手段简单却很狠毒，那就是永远还不清的债。

90年代后期，域外小说大规模地把创作视角转向文化领域，作家们集中笔力描写东西方文明冲突，并积极探讨个体在文化冲突中的精神归宿问题。此时域外文学的文体呈多元发展，散文体、笔记体、日记体时有出现，对整个移民域外的过程做详尽描述，但反映文化冲突的域外小说仍是此时域外文学的主导文体。

其实，从域外小说诞生的那一刻起，其描写文化冲突的传统便已形成，只是那时表现文化冲突停留在移民个体从母体文化移入异体文化中不适的本能反映上，文化冲突便转化为移民们在异域的感官反应和拼搏经历。而到了90年代后期，80年代末的新移民们已在他国生活了七八年，多年的打拼，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经济独立、生活安定了，物质贫乏导致的危机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空虚、文化上无根的困惑。多年的域外经历使得他们对异体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然而文化背景的不同，仍使他们感到无奈与无助，因而产生了精神焦虑，反映在文学领域便是对文化冲突的关注。

1993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作家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就体现出这种文化冲突的创作倾向。小说表现了一个陪读夫人域外陪读的心路历程。夫人弃职携子远渡重洋、相夫陪读，寄居富有的美国家庭中，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时时弹奏出不和谐的音符。小说一开始蒋卓君和露西娅就因为婴儿的睡姿问题而发生争执，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习惯，让婴儿仰天睡，而美国人的传统是主张婴儿趴着睡，他们认为婴儿朝天睡会回奶窒息而死，中国人则以为婴儿趴着睡会妨碍呼吸，不利于肺部发育，此后他们又围绕婴儿吃手指、晒太阳、餐桌礼仪、夫妻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而意见相左，在这样的交锋中，蒋卓君这位典型的中国母亲因不适应而产生精神压抑，她作为东方女性的自尊受到伤害，电话风波终于成为她离“家”出走的导火索，可是当她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美国社会中，却产生了更大的迷茫。作家并没有一味陷于文化冲突陷阱中，而是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探索是可贵的，可作家提出的解决途径说服力却不够，只是以乔丹的男性霸权对露西娅施加压力，使得她接受蒋卓君，蒋卓君让步回“家”，这样的结果看似圆满，实质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危机只是被暂时掩盖而已，短暂的融合预示着更大的冲突。

孤独是每一个域外生活者所面临的问题，环境的生疏、语言的隔膜、人际关系的稀少，这些只是外部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文化的差异，这是毕熙燕的长篇小说《绿卡梦》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小说女主人翁邹易是一桩婚姻的第三者，为了摆脱这段畸恋，她移民澳洲。她原想在澳洲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却不料更陷入了孤独的痛苦之中。中国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是这句话在澳大利亚却用不上，因为澳大利亚移民局经常抓捕黑民，因此留学生们从不轻易向别人敞开心扉，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玛丽一次失态向邹易发泄郁闷，意外道出心中的秘密，事后玛丽立刻与邹易保持了距离。小乔有了工作以后就宣布搬走，送给邹易一只精美的钱夹和感谢卡，卡上写着两行字：情意记心间，珍重不再见。明媚的阳光、蔚蓝的大海、新鲜的空气，这一切本来象征着澳大利亚的明朗和开阔，可是在这样的优美环境中，邹易却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一种毫无理由、绝无必要的人为造成的孤独，它滋生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又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9]，这种孤独感正是源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而形成的无形的心理压力。

小说精彩的部分还有对处于中澳两个不同地域中的人对婚姻的不同观念的描写。在西方的当代社会中，婚姻包含了性关系，可是性关系却并不代表婚姻，性关系有随便和严肃两个层次，随便的性关系并不代表婚姻，严肃的性则更多地是把婚姻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带有法律意义的承诺，它更多地与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主流风气中，婚姻始终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物质的成分对中国人的婚姻而言是其次的。虽然身处西方世界，邹易这一代留学生还是倾向于中国式的婚姻。小说安排一个外国人奥斯卡和一个中国人姜建明同时追求邹易，很有意思的是邹易最终选择了奥斯卡这个外国人。为什么呢？澳大利亚人奥斯卡给邹易讲了一个完全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具有禅宗意味的故事，以暗示、开启邹易，而典型的中国人姜建明却现实地以地位和物质为条件，以西方崇尚金钱的价值观来追求邹易。乍一看，读者会感觉角色错位了，仔细品味，却发现作者正是通过角色互换来传达她的文化观念：文化并不因为国籍一成不变，它的变化还在于不同的选择和接受。

90年代后期表现文化冲突最有名的域外小说是王小平的《刮痧》。这部小说从事情的起因、事情的发展到事情的结局完全放置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展开。刮痧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医疗手法，在美国医生眼中，刮痧是残忍的伤害，毫无科学根据，成了虐待子女的证据；在中国社会里，教育子女完全是父母的事，而在美国一旦父母被认定为有虐待儿童倾向，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就可以被政府剥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象征的孙悟空，在美国人眼中却成了无恶不为的妖魔；让孩子自己玩在中国是寻常事，许大同却为了去警局接迷了路的老父，把不满12岁的儿子同同单独留在家中失去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戏剧性，戏剧性的根源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相互间的误会与曲解。很有意味的是事情的结局，作者选择了在美国圣诞节这天，让许大同冒险扮成圣诞老人爬楼去看望儿子同同，法官为父子情深所动，终于越过法律程序，允许许大同一家团圆相聚。似乎是中国式的温情战胜了美国法律的呆板，仔细品味却感觉到了当代域外人的辛酸：异体文化融合、吸纳、认同的尴尬与迷茫。

最初的域外小说很少写到性，90年代后期性的描写在域外小说中明显增多，一方面是作家趋利的行为，当“身体写作”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创作现象时，文学作品描写性似乎就成为了一种趋势，一些域外小说家出于商业目的加大了对性的描写力度，这些打着“域外”的旗号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作品应归于“垃圾文学”一类。另一方面，90年代后期也有不少域外小说将性认识理解为文化的一部分，并从中展现中西文化的冲突，骁麒的《重返伊甸园》可视为其代表作。

小说的主人公叫吴为，名字取自老子《道德经》中“无为，而无不为”，因此小说中的吴为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深刻的民族印痕。小说讲述了他在美国的一段罗曼史。在美国他先后和三个女子发生过感情纠葛。第一个是美代子，美代子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把少女的身体献给了他，抚慰了他长期的性饥渴，满足了他作为一个男人正常的生理需要，当他对美代子产生真感情时，美代子却离他而去，把寂寞和孤独留给了他。第二个是卡特琳，在与卡特琳发生性关系之后，彼此获得了巨大的感官满足，从而坠入爱河，出双入对，可卡特琳也离开了他，因为卡特琳认为，吴为心中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顾虑并不能使她完全获得生理上的满足。第三个是唐倩，来自中国的东方女性，吴为一想到她心中就充满了温馨和甜蜜，一看见她就有控制不住的愉悦与舒畅，最终吴为选择了唐倩。虽然有些概念化的痕迹，作者试图通过一男三女的性的描述向读者展示不同文化的性观念，来自日本的美代子可以将性作为一种奉献；来自西方的卡特琳将生理的需求与满足视作男女情爱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人从来就将性和感情联结在一起，而且总是追求先有感情然后才有性，先心动而后行动。吴为、唐倩同属中华文化体系，二者的结合是意料中的事。

域外的生活和域外的文化只能是人生的体验，中国人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去，这样的观念在这部小说中不仅体现在性的观念上，还体现在民族认知上。吴为初到美国就意外中了四个亿人民币的超级六合彩。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公司蒸蒸日上。幸运而成功的吴为在事业顶峰的时候却时常思乡。他思念故乡郊外的清闲、清净和清幽，思念故乡的人情风俗，所以当国家教委郑司长鼓励吴为回国投资教育时，吴为终于做出了抉择：重返伊甸园，回归母体文化，那儿才是他的根。

90年代的域外小说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也就没有域外小说。90年代的域外小说具有很强的纪实性，一方面域外小说基本上都带有自传的性质，小说的故事往往是作者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的记载，另一方面它也是那些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移民生活的历史记录，移民们初到域外，迫切需要解决物质需求和政治身份问题，这是他们在域外立足的前提，当这一前提因为个体的努力获得满足时，他们猛然发现，在金钱主导一切的域外，他们在精神上一无所有，异域的文化标准与固有的行为习惯格格不入，本土的文化传统处处受到挑战与限制，于是他们精神上产生困惑与痛苦。从世态呈现到心灵审视，从艰难创业到文化寻根，从社会冲突到文化冲突，从感性描述到理性思考，90年代的域外小说对移民这一社会现象的反应相当敏锐，记录得也相当完整。域外小说是时代的产物，当然要跟着时代前行。移民在域外除了艰苦和悲惨之外，是否还有成功和风光；移民们除了生活的诉求之外，是否还有精神的评价；中西文化除了差异与冲突之外，是否还有渗透和融合；中国人除了认祖的情结之外，是否还有文化的反思，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放置于世界文化格局中评判和考察，这些问题，对域外小说来说，不仅仅扩大了创作空间，还应该给作家更多的思考空间。

第三节 商战小说

以经济生活和商场战争为表现题材的商战小说，在当代社会小说的创作数量上，占据了半壁江山。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下，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热潮。在滚滚的商业大潮中，人生、人性都有了一个全面施展和表现的机会，也有了一个摔打和评判的空间。如此红火的创作素材，通俗小说作家们怎么能忽视呢？与滚滚的商业大潮一样，商战小说也滚滚而来。

直接引发90年代商战小说创作热的是梁凤仪财经小说的引入。

梁凤仪（1949—），香港女作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曾留学英美，历任电视节目监制、编剧，证券公司、银行、集团公司主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以写作速度惊人、高产而著称，迄今出版图书100多种，体裁涉及小说、散文、实用丛书等，其中以小说誉满香江，蜚声海内外，代表作品有《花魁劫》、《醉红尘》、《豪门惊梦》、《九重恩怨》、《花帜》等。梁凤仪系香港商界成功人士，其坎坷的职场经历和丰富的从商经验，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之所以被称为“财经小说”，是她的小说以特定时期的香港工商金融界为背景，将个体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融入到冷酷无情的商场战争之中，从而描绘出经济社会中的人生百态。

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系列作品，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梁旋风”，梁凤仪因此名扬大陆。梁凤仪财经小说的引入，对90年代的商战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商界为背景，展现人生、人性的善美和丑恶。商场如战场，梁凤仪的小说创作始终遵循着这条格言来构思。于是她小说中的争斗显得特别激烈和残酷。例如《九重恩怨》。杜青云为报复江福慧，利用江福慧对他的爱欺诈夺取了江家的产业：利通银行。江福慧痛定思痛，为报复杜青云，她卧薪尝胆、左右逢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又夺回利通银行。报复与反报复、夺取与反夺取构成了小说的结构框架。小说斗争场面冷酷无情，人性的善恶被推向了极端。为了计划成功，江福慧牺牲色相在所不惜；为了金钱与美色，昔日助杜青云成功诈取利通银行的盟友，又成了背叛者。利益之下，没有人格，当然更毫无友情、义气。风云变幻、残酷复杂、你争我夺的商战图景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人性的极度展示、善恶的转换和拼搏使得小说人物极度张扬，个性分明。

梁凤仪的小说往往存在双重线索，一方面是冷酷的商场争斗，另一方面是一段缠绵的感情纠葛。商战是故事的背景，爱情是故事的内核。梁凤仪试图探索现实的金融社会里爱情的本质，商场的场景写得精彩，商场中的爱情写得也毫不逊色。与其他作家的爱情生活描写相比，梁凤仪小说中爱情描写最为突出的是女性意识十分强烈。在她的小说中，女性不是生活的弱者，也不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生活的变幻无常使得她们遭遇了不幸的人生变故，然而她们并没有因此沉沦消亡，百折不挠的生命意识促使她们与命运抗争，成为生活的强者。在挫折和抗争中，她们自立、自强、自信，外秀内慧的性格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梁凤仪的小说基本上依据这样的创作思路进行，《九重恩怨》中的江福慧，《誓不言悔》中的许曼明，《花魁劫》中的容璧怡，《今晨无泪》中的庄竞之，《风云变》中的段郁雯，都是具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的女强人。在梁凤仪看来，女性的幸福爱情生活须以自己成功的事业为前提，而成功的事业又需要性格上的顽强不屈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渗透在商战背景中的爱情故事和拼搏中的女性人生传奇，使得她的小说可读性极强。

根据作家自身丰富的商场实战经历，小说穿插运用了大量的经贸、金融和管理经验和知识。事务洽谈、人际关系、往来应酬、商场政界、房地产业、股票交易，这一系列财经交往的经验随处可见，即使是描写倾轧争斗也客观化、生活化、知识化。有些故事情节简直可以作为经商指南。小说的场景切换得很快，显然是借鉴了影视的创作技巧。小说语言短句居多，三言两语，哲理意蕴却相当浓厚，用以警醒世人。浓浓的商业气息和直接快速的叙事模式与香港的文化风气和社会生活完全合拍。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给中国大陆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商战小说之风。这些小说给很多作家提供创作的范本，也给很多作家在创新上提供依据。这两方面的影响可以从滑翔的《丽宫》和豆豆的《背叛》中看出。

和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一样，《丽宫》也描写了一个报复与反报复的商场故事，贯穿其中的是夫妻双方的爱情破裂。梅君日夜思念在经济特区创业的丈夫许智，于是她只身来到深圳寻夫，却发现丈夫已经发迹，并移情别恋。梅君了解真相之后，痛不欲生。为了复仇，她艰苦创业、苦心经营，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最后她联合盟友共同击垮许智。这部小说模仿梁凤仪财经小说的痕迹很明显，还是女强人复仇的基本思维。梅君有着《九重恩怨》中江福慧的影子，她虽然没有庞大家族产业的经济背景，却有军区司令员女儿的显赫身份，她同样具有叱咤风云、左右商场的实力，而许智正是另一个杜青云，也具有一个由贫穷而暴富、心智扭曲的悲剧性格。这部小说同样将感情放置在与金钱的对抗中展现。为了牵制梅君、保全自己利益，许智坚决不与梅君离婚，但当梅君以诱人的商业利益为条件，他立即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在商场中婚姻就是金钱交易的筹码，其情冷漠，令人唏嘘，正如书中扉言所述：“椰岛大款万千，谁人属精神富翁？特区高楼林立，哪座是心灵丽宫？”

怎样超越梁凤仪，是商战小说作家们所遇到的挑战，豆豆的长篇连载小说《背叛》显然是想为商战小说创造出新的空间。这部小说在情节上突破了梁凤仪财经小说“报复+反报复”的单一模式，爱情与金钱的冲突也不是其表现的主题，作品试图以表现高智商经济犯罪的内幕来展开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将危机四伏的商战与情感欲望交织描写，从爱情的侧面来窥视经济社会对现实生活、对灵魂人性的冲击与异化。

爱情还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然而梁氏小说中“夫妻情变、反目成仇”的经典模式，在《背叛》中只成为铺垫与絮语，主人公一见钟情、相知相恋，为了事业奋起他们在商场中挣扎抗争。但是，尽管他们感情真挚、才华横溢，非法的取财之道最终注定了他们毁灭、沉沦的悲情命运。同样是“商情+爱情”的梁氏模式，过程和结果却截然相反。梁氏小说往往先是情感破裂，而后通过商场手段彻底抛弃故情旧怨，最终又在商场中重获新的爱情，是由破裂到圆满，《背叛》则先是在商场中结成相濡以沫、至死不渝的爱情，而后又在商场中经历坎坷，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走向灭亡，是由圆满到破裂。

《背叛》不再以女性为中心，而是努力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其中描写最为成功的便是宋一坤这一人物形象。宋一坤的性格极为复杂，他貌似平庸、胸无大志却工于心计、智商过人，表面漫不经心，对世事却洞察秋毫，冷漠寡言的背后有着一颗火热的心肠。宋一坤来自农村，他具备农民优秀的品格，重情义、讲义气，同情弱者，对爱情忠贞不渝，然而在商场中，他笃信无情无义的竞争原则，受利益驱动不惜违法犯罪，他处处体现出人与鬼的双重人格，像宋一坤这样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在梁氏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背叛》中对死亡气氛的渲染，体现出对人性价值追问的哲学意蕴。此外，同样是对商业知识如数家珍，但更多地是对偷税、漏税、洗钱、假合资、非法集资等黑幕的描述，因此，它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理。

尽量地有别于梁氏小说，《背叛》在商战小说中就有了自己的文学价值。

上海籍作家徐俊夫是这个时期一位重要的商战小说家，他根据自身的股场经历潜心创作了《股海搏杀》和《股场亡灵》两部连续的中篇小说，将商战小说引向了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徐俊夫把梁凤仪财经小说中“复仇+爱情”的情节割裂开来，分别体现在《股海搏杀》和《股场亡灵》中。《股海搏杀》以股场的金钱搏杀为背景，以复仇为外壳，表现的是正义与邪恶、公与私格斗的内核。小说塑造了一个股场上近乎完美的人——“股神”曲云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裙带关系返城的知青，可是他却能在股市中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然而金钱并不是他称雄股海的目的，他为的是报昔日好友夺妻杀子的不共戴天之仇，他运筹帷幄、设置陷阱，使得仇人四面楚歌，身陷十面埋伏还不自知，最终暴死股场。作者注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曲云锋在股场上有手腕、有魄力，是无所不能的股神，内心却怀有普通人的愿望，他渴望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有贤妻陪伴左右，有娇儿绕膝攀背。身处充满陷阱、阴谋的股场，迫使曲云锋不由自主地无情复仇，对稳定、悠闲、平和生活的向往又使得曲云锋痛苦和迷茫，现实生活和精神追求构成了曲云锋复杂的人物性格。小说带有一定的江湖色彩，复仇的情节惊险、神秘，充满智慧与悬疑。《股场亡灵》则探讨了股场中爱情的本质。“股票市场无爱情”是小说的结论。小说中刘佳明和黄慧丽的爱情经历了两次冲击。第一次经理试图利用权势逐鹿情场，以高职厚薪为筹码清除情敌，威逼利诱刘佳明，黄刘二人抵住了物欲的诱惑，维护了爱情的坚贞。可是一进入股市，再坚贞的爱情也会垮掉。在第一次爱情冲击中那么坚定的黄慧丽在股场中居然与满身铜臭味的周国胜一拍即合，于是黄刘的爱情经历了第二次冲击。在这次冲击中金钱完全击败了爱情，曾经的爱情誓言变成了无法兑现的谎言，人在股票面前显得那么地卑微与渺小。股票不仅战胜了爱情，而且还玩弄爱情。在爱情的幌子下，刘佳明也卷进了股票市场的潮流之中。对股票知识一窍不通的他，居然在股票大亨们的操纵下三天之内成了股评家，最后在骗人和被骗的旋涡中走向了毁灭。

股票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谋取钱财的捷径，它的刺激、惊险、诱人，暗合了当代人浮躁、趋利、冒险的心态，给商战小说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徐俊夫的《股海搏杀》和《股场亡灵》发表前后，反映股票商战比较成功的小说还有杜建平、戚克强的《赢钱前后》、易迪的《股海遗梦》、园静的《股海情殇》等作品，它们都是以股市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考察人性在这种此起彼伏变动中的善恶表现。

大陆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规模之巨、范围之广，是梁氏小说所表现的香港工商社会不能相比的。但是，大陆市场经济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没有香港工商社会那么成熟，还有着市场起步阶段的各种“硬伤”和“软伤”。这些市场起步期出现的各种现象也就成为了大陆商战小说的特色。

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与“能人经济”有直接的联系。这些能人都曾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沉浮充满了商战的气息。90年代中期，几部以纪实手法描写商界人士成功创业经历的小说引人注目。徐俊夫的《上海民营股份企业第一人》记录了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瞿建国艰难创业的历史；贾昭衡的《重庆火锅王》描述了闻名遐迩的火锅大王蒲世全血与泪交织的创业足迹；张国维的《中国私营跨国民航第一人》记述了中俄合资航空公司董事长王学文创办私营跨国航空公司的传奇经历。这些小说旨在写人、由人及事、由事现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创业艰难。小说一改往昔描写血腥的商场争斗，从正面的角度来考察商场生活，具体的创作中形成了“起步维艰”、“排除万难”、“成功创业”的模式。虽有简单化的倾向，这些小说还是开创了商战小说的一个新领域。

在强烈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经济犯罪在中国商业大潮中显得相当严重，当代的商战小说对经济犯罪的揭露可谓不遗余力，成为大陆商战小说的一大特色。1996年第6期《今古传奇》上登载了杨黎光的《百万巨骗的泡影》，讲述了一个公司经理以欺骗的手段，骗取银行的贷款、中饱私囊的故事。书中对诈骗手段的描述令人心有余悸。主人公温迎龙一生就是想成为百万富翁，可是由于缺乏经商才能，他的梦想只能成为泡影。缺少经商才能，却很能钻体制的空子，他觉得经商就是不停地算计别人也不停地被别人算计。他以“先存后贷”的形式向银行贷款150万元，又以“拆东壁补西墙”的怪招去填补亏空，随后又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弥补新的亏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温迎龙拿国家的钱还个人对银行的贷款，用银行的贷款去行贿银行的实权官员，以获得更多的贷款，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骗子固然可恶，留给读者却有更多的思考：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就那么容易受骗；为什么温迎龙就那么容易行骗。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故事的本身。

孙琅的《无罪的逃犯》则揭示了另一种经济犯罪的方式——恶意诬陷。出身于贫寒之门的申克增，是一位奉公守法、照章纳税的私营企业家，然而在两起经济活动中，他遭遇了商场合作伙伴密谋策划的诬陷，于是这位昔日的商界名流，走上了逃亡之路，做了孤独的草原牧羊人。九年以后，书中夹着的一张小纸条成了救命稻草，他得到了平反雪冤，但是此时的申克增已身心俱创。这部小说基本上是遵循着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传统思路展开的，并没有什么新意，值得思考的同样是故事背后的问题。物欲的诱惑当然是商场诬陷的根本动力，但是诬陷的成功决不仅仅是商人单纯的行为，它还需要权力部门的帮衬产生的土壤，这部小说明确地提出了政府工作部门工作不力，客观上孕育了诬陷犯罪的生成，有些国家工作人员有意地缘情判案，主观上造就了诬陷犯罪的生成。

在这类商战小说中，还有很多表现商场借债、逃债、讨债的小说。这些小说多为短篇，像汤雄的《持枪索债》、胡飞扬的《破产》、牛正春的《李大头赴宴》、刘军的《讨债》等，这些作品揭露了陪酒借贷、美女公关、武力讨债、招“贤”催款等形形色色的商场借债、逃债、讨债方式。这些小说的内容虽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但读后却颇有余味，例如《破产》中的主人公提出的一个观点：“企业破产是一种完美的逃债方式。”为什么呢？启人深思。

90年代的经济犯罪与官场腐败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法商人为寻求政策的庇护而行贿身居要职的官员，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非法收入，这种罪恶的权钱交易导致了“官商勾结”。“官商勾结”给商战小说提供了绝好的素材。这一时期对这一现象揭露得比较深刻的作品是钟道新的《非常档案》。

钟道新（1951—），早在1992年他就发表了以股票交易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股票大亨的儿子》，颇受好评。《非常档案》是其又一部长篇商战力作，小说以金融界为中心，描写现代大都市中一群“灰色贵族”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图景。书中最为精彩的是对商界不法分子行贿政府官员的细节描写。在金钱面前，不法商人和贪婪官员存在共同的利益一致性，尽管他们在权钱交易中承担的风险各不相同，但非法敛财却是他们共同的“合作目标”。商人行贿官员，挖个陷阱让官员往里钻，官员明知是个陷阱也敢往里跳，因为收贿之前他已经预测了各种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从而为自己解除了后顾之忧。身为工商局长的刘心之就是这样的一个贪官，他将非法获得的“有形资产”分成若干形式，存放在若干个地方，让人无法追查，还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并控制“无形资产”。什么叫“无形资产”？就是受贿而来，不留下把柄的资产，例如当商人行贿时，表面上他装作高风亮节拒受现金，可是态度暧昧，言语间流露出对金钱的爱好，商人也投其所好，宣称先存钱在公司，随时可以取现，这样就留下这笔属于他自己别人又无法查对的“无形资产”。贪官的狡猾、奸商的无耻在这部小说中被作者刻画得十分深刻到位。

小说还揭露了很多不法商人聚敛财富的卑鄙手段。而这些手段能够形成，并往往得逞，正是国家经济体制的很多漏洞以及权势支持促成的。例如怎样将银行的钱化为己有，小说就有精彩的演绎。按银行惯例，应该监督贷款方贷款的使用情况，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贷款就拨付到什么程度，以减少银行的风险。但是中国的银行又是国家体制，它必须按时完成任务，而商人就是利用银行官员急于完成任务的心理，侵吞巨额贷款，然后慢慢分解、消化到个人的账户上，最后有借无还，以银行形成呆账、死账而告终，不了了之。再例如股份制改革。国家本意是想通过这样的体制改革将企业推向市场，从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在执行中这样的改制行为常常成为聚敛财富的手段。很多企业打着改制的幌子，通过各种名目，将国有资产装进了个人的腰包。作者在揭露这些商场罪恶时，都融入了这样的创作理念：商场腐败还不是最黑暗的，商场和政府公共部门的勾结腐败才是最黑暗、最有危害性的。

90年代的商战小说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经济生活一个重要侧面的艺术纪录。这类小说数量很多，但是比较起来精品佳作并不多，为什么呢？有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商战小说决不仅仅是表现商场的紧张和争斗的激烈与阴谋诡计，它还应该对市场经济体制上的弊端进行深刻反思。黑暗面固然要揭露，但是制造黑暗的根源更应该揭露。当表现与反思、感性与理性、批判和建设结合起来时，商战小说就不会仅仅是追求情节的曲折性，就会向更深入空间开掘，就会成为可读性强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在商战中刻画人性，这一时期几乎每一部商战作品都注意到了，但是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没有能注意到人性是多元化的。在与金钱的较量中，并不是所有的人性都是扭曲的，就是人性扭曲了也是有种种原因、方式、行为和心态。不是从商战的角度写人性，而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写商战，这大概是商战小说写人物应有的创作思维。梁凤仪财经小说对大陆商战小说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为大陆的商战小说规定了先在的结构。虽然有很多突破，总体上说大陆的商战小说还遮蔽在梁氏小说的巨大阴影下。凡商战创作，必是“商战+爱情”、复仇与阴谋、成功与失落并存。这样的模式当然不是梁氏小说专有，但是确实还是梁氏小说最好。另外，90年代大陆的商战小说以中短篇结构居多，长篇叙事结构的商战小说凤毛麟角，这同样与作家们束缚在梁氏小说的结构模式中左顾右盼不无关系。

第四节 官场反腐小说

所谓“官场反腐小说”就是描写、揭露官场生活和官场腐败现象的小说总称。官场题材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历程，但集中描写官场现象的小说潮流却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晚清的谴责小说，20世纪后期的官场反腐小说是文学史上第二次。

官场反腐小说兴起于80年代末，繁荣于9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多元文化错综交错的格局中，在先锋小说、新新人类写作、身体写作充斥整个文坛时，官场反腐小说始终保持可贵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构成了一道炫丽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傲然挺立于当代中国文坛。官场反腐小说的繁荣首先体现在量上，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数字神话，出版量新高、重印量盗版数神奇，并荣膺了各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其次体现在美学上的历史超越，尖锐的揭露性、深刻的批判性、强烈的人民性、作家参与意识忧患意识的增强，都达到了官场反腐小说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繁荣的原因，可以从官场反腐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来探讨。从内部环境来看，官场反腐小说的产生、繁荣经历了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就有以揭露官场腐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都可以发现吏治腐败的描写，唐传奇、明话本也有反腐的内容，所谓“官官相卫”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官场题材创作的基本价值取向。但这时反腐题材的出现只是文学作品表现生活的一个侧面，还不是作者的主要创作意图。以暴露官场腐败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出现在清朝末年，它们被称为“谴责小说”，然而这些小说“技术之相去亦远”^[10]，艺术上成就不高。当代的官场反腐小说便是在这一传统上发展起来的，艺术上虽不至于完美无缺，可圈可点之处较谴责小说无疑是多了许多。

从外部环境看，当代的官场反腐小说繁荣与反腐败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腐败，古已有之，从氏族公社首领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私有制诞生时起，贪污腐败便已粉墨登场，此后历朝历代，行贿受贿、贪赃弄权成为君王头痛不已、屡禁屡盛、屡禁不止的社会现象。时至当代社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宏伟政策，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实践，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伴随着成功的同时，党内腐败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从1995年至今，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李纪周、胡长清等一批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纷纷落马，他们的腐败行为严重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决定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于是一批批干部队伍中的蛀虫现出了穷凶极恶的原形，反腐成为华夏大地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反腐的社会背景为作家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素材，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敏锐的艺术嗅觉力的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去开拓这片全新的诱人领地，张平、陆天明、周梅森、阎真、王跃文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90年代之初，官场反腐小说多为一些中短篇和小小说，如梁寿臣的《花脸县长》、李继华的《绑票》、胡飞扬的《破产》等作品，这些小说往往在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结构模式中来展现官场规则的一角，表现官场规则的某一侧面，某一具体现象，情节十分简单，人物模式化、概念化，通常在单一权力网络中考察腐败的滋生。例如《花脸县长》就是在县一级权力机构中展示廉洁与贪欲的争斗。作家没有把这张权力网扩散到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中去，而是向内转，主要反映“村—镇—县”相对狭窄的某一个基层组织或某一部门。另外，此时的作家更多的是在展示腐败，还不能理性思考腐败产生的根源，深度不足。

90年代中后期，官场反腐小说由中短篇发展成以长篇为主，图书市场的长篇反腐小说如雨后春笋，一部接一部。形成这种发展形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反腐小说艺术空间的新开拓使得其艺术性大大提高，可读性增强。其二，《抉择》、《大雪无痕》、《沧浪之水》等几部作品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回报，刺激了反腐小说的规模生产。长篇小说的大量问世，意味着作家考察官场的视域扩大了，对官场的反映更为全面，作家们积极探讨腐败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此时的反腐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刚直不阿的正面官员和一批卑鄙无耻、穷奢极欲的贪婪官员，无论是廉洁奉公的清官还是贪污腐化的贪官，都承载了作家在腐败与反腐败这一问题上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创作理念。

90年代官场反腐小说的内容比较庞杂，创作倾向多元并存，概括一下大致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绝对，它们只是根据小说作品文本意蕴的侧重点而划分，在具体的创作中往往相互交错。

第一种类型表现的是官场中现实与人性、道德的冲突。当代的中国官场是由排斥力、吸附力、升迁力、下降力等诸多向力组构的力场，受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一力场的合力总体上趋向于负面效应。身在官场就得遵照官场的生存法则来规范主体建构，个体的思维、言语、行为方式都要符合官场规范。言行还只是对个体外在形态的约束，堕落、腐化则对个体的灵魂、人格进行无情的拷问与鞭挞。浑浊的官场现实，其冷漠无情的规则，对以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官员群体而言，是残酷的挣扎，面对现实，他们作出了各自的抉择，一部分人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部分人在经历了抗拒、挣扎、动摇之后最终走向了道德的彼岸。90年代官场反腐小说对各类官员在善恶抉择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精确描写的是王跃文的《国画》和阎真的《沧浪之水》。

王跃文（1962—），湖南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出版有小说集《官场春秋》、《官场无故事》，长篇小说有《国画》、《梅次故事》等多部。王跃文官场题材的小说主要描写艰难而沉重的官场现实生活，他的作品中极少有鲜明的反腐宣言，反腐的主题被他虚化处理了，他实写官场生活中冷漠、黑暗的一面，反对腐败的态度隐含在对官场污浊的描写之中，所以如果从文本表层来看，王跃文的小说更确切的表述是“官场生活小说”。

王跃文表现官场生活的小说首先是一些中短篇，在这些作品中，他刻画了各类官员千变万化的丑恶嘴脸。《结局或开始》中孟维周、张兆林和万明山最初身处同一利益联盟，后来万明山犯事，这一联盟迅速瓦解，孟张为求自保，立即与万划清界限，甚至采取卑鄙的手段让万明山承担一切罪责。《今夕何夕》描写地委秘书孟维周腐化的官路历程，作者运用了以小衬大的表现手法，孟只是一个官职卑微的秘书，尚且如此为非作歹，那些实权在握的高官要员又将如何抵制物欲诱惑。《很想潇洒》中张兆林和陶凡本是师徒关系，但陶一退休，接班的张便排挤、打压陶培养的干部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造成这些官场丑恶的最终因素是权力和利益，为了实现自我的欲望，官员们扯破面皮，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作者对此的描写可谓精辟独到，生动形象。

王跃文小说中存在一个“堕落模式”，他总会描写一个官员堕落的过程。像《今夕何夕》中的孟维周、《夜郎西》中的王永坦、《秋风庭院》中的张兆林，作者对这些人物物质堕落和精神堕落的轨迹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其堕落过程中复杂的内心变化进行深刻反映。这种“堕落模式”在《国画》中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王跃文看来，文学作品就是写人，他说：“事实上，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11]他在《国画》中正是描写了朱怀境这样一个官场中人。朱怀境靠自己的真才实干，年方三十便已升任乌县副县长，仕途可谓不可限量，然而当他被调到市政府这一相对庞大复杂的官场结构中时，他的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三年未见升迁迹象，三年的光阴虚度已磨光了他的锐气，他发现勤勉为政是升不了官的，他也发现官场上围绕权力人物，都形成了一个个生态圈，凡圈中之人都将获利匪浅，于是他想方设法把自己融入到皮市长这一权力生态圈中去。应该说，朱怀境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知礼义廉耻，当他第一次卷入权钱交易时，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他感到自己面红耳热，然而官场的现实以及对权势的趋近欲望使得他逐步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越陷越深，他的灵魂已被官场上权钱酒色麻醉以至麻木了，作者对朱变质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描写极其细致，他把一个有良知的官员昧着良心损人利己时的心灵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放弃做人原则、接受官场规则的朱竟闪电般地由副处长升至处长，最后升至副厅长，这种违背事理的官场升迁，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官场极大的讽刺。

另一位准确把握各类各层官员在官场生活中的道德与现实冲突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作家是阎真。阎真（1957—），湖南长沙人，著有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阎真官场题材的小说数量不多，但仅有的一部表现官场的《沧浪之水》却成为当代官场反腐小说屈指可数的几部精品之一。和王跃文的小说一样，阎真的小说也是“官场生活小说”，反腐批黑的宗旨不是很明显，作家实际上是以官场生活为背景，描写这一特定背景下的人格与人性。

《沧浪之水》生动记录了官场小职员知识分子在社会、家庭的多重压力下，放弃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而屈服于现实、走进官场规则的过程。这部小说重点刻画了池大为这个人物，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学历，是单位唯一的硕士研究生，且为人正直、理想远大，本想投入社会成就一番大业，造福于民，不料想其传统的人格理想与现实官场格格不入，英雄无用武之地。池大为的精神理想源自《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这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精神血脉，他子承父志，是非分明，仗义执言，心中容不下一丝黑暗与瑕疵，这样一位祖国的栋梁因为看不惯官场上权力的明争暗斗，只能在中医学会靠下棋虚度光阴、耗费青春。然而生活窘迫、妻子埋怨、孩子上学受气的现实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终于突破了自己的人格底线，向官场权力低下了高贵的头，于是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厅长，生活的压力随着权势的获得而减轻，然而人格与心灵的自责却使得他活得像一条狗。最后，池大为在他父亲的墓前把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烧掉了，这一寓意深远的结尾暗示，随风飘去的不仅是灰烬，还有人格、理想和精神的消逝。小说在一种悲壮的氛围中，透露出作者的忧郁与无奈。

第二种类型表现的是官场中权与法的较量。这一类型的反腐小说往往以侦破案件为贯穿全文的主线索，围绕案件的侦破来逐步展示权力与法律的正面交锋。权力与法律本是互为制约、相互促进的两个因子，权力的威信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的神圣又可以确保权力的合理使用，然而，权力一旦无限膨胀，必将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将不法，法律如果威严不在，权力将肆无忌惮，形成恶性循环，腐败因权力的放纵而蔓延。对法律与权力的殊死搏斗准确作出揭示的是张平与陆天明。

张平（1954—），陕西西安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网》、《孤儿泪》、《法撼汾西》、《抉择》、《十面埋伏》等，《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张平是当代官场反腐作家中坚持平民立场最持久、也是最明显的一位作家。他通过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勤勉的人生态度关注老百姓生活的创作视角来体察当代中国官场，时刻充当为民代言的角色，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高昂的激情和深切的人民关怀。

张平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注社会中的小我，即社会大环境下个体、家庭的命运，作者在叙述他们的命运时趋向于悲情的结局，代表作有《祭妻》。第二阶段由个体家庭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官场黑暗，代表作有《刘郁瑞办案记》、《天网》、《抉择》等。

张平的小说中存在着一张无形但却孕育了官场黑暗的错综复杂的网，这张网形成了巨大合力与法律相抗衡。官场的“场”首先指的是一种关系，上下级关系、平级关系、政敌关系、同盟关系、裙带关系、官商关系、官民关系……林林总总的关系纵横交错便形成了官场这张密不透风的网，在这张网的庇护下，非正义、不公平、无视法纪一次又一次重演着。《天网》便是对官场关系网最精辟的概括，这是一张无法无天的罪恶之网，它由地区、县、乡各式各样的关系构成，在这张网的姑息下，贾仁贵横行霸道、强奸民女、挪用公款、危害百姓。《抉择》中存在另一张罪恶之网，这张网以清官李高成的妻子为核心，遍洒党政机关、要害部门，他们相互勾结，侵吞国家资产。有邪恶必然会有正义，张平的小说中有邪恶之网，也有正义之网。正直无私的党员干部在党和政府核心人物的坚强领导下，依靠法律的威慑力，形成了令邪恶闻风丧胆的正义之网。党员干部的正义之剑刺破了邪恶之网，从而使黑暗昭然若揭，找回官场日益丧失的净土。张平小说的网结是对当代官场深入骨髓的理解与概括，正义之网扶正祛邪的威力也寄托了张平对当代官场和谐生态的期望。

张平对黑暗的揭露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展开的。张平笔下的官场仍是人治官场，其官员宗法制观念异常浓厚。中国历来是重视关系、人情、面子的国度，这三个元素构成了中国官场的内核，反对腐败就是要反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官场陋习，与集体无意识斗争难于上青天，作者实际上暗示建立和谐健康的现代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任重道远。此外张平小说中的“清官模式”以及“大团圆结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体现，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陆天明（1943—），生于昆明，长于上海，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另有剧作多部。陆天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其创作横跨电影、电视、话剧、小说等诸多领域，然而真正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是官场反腐小说的先后问世。陆天明官场反腐小说的创作是从《苍天在上》开始的。《苍天在上》以侦探模式，记述了代理市长黄江北与贪污贿赂案的犯罪分子英勇斗争的基本情节。黄江北反对的不是别人，而是举荐他担任代理市长的田副省长，其权力高于黄江北。黄代市长的身份限制了其职权和行动的范围，增加了反腐的难度，田还幕后操纵着铺天盖地的腐败网，黄江北不仅要战胜权力大于自己的高官，还要打击一个关系复杂的腐败集团。最终，黄江北以个人英雄主义气概挫败了猖獗腐败集团。陆天明在这部小说中初步探索了反腐主题与通俗叙事的结合，这一探索在《大雪无痕》中进一步深入。

《大雪无痕》中的侦探英雄模式更为明显，主人翁再也不是处处受限的国家中层干部，而是专职侦破的警探，因而其在反腐行动上更为职业化、专业化。在这部小说中陆天明借鉴了传统侦破小说的叙事技巧，把它更为巧妙地与反腐主题相结合。小说以张秘书被害的凶杀案和东钢30万股票贿赂案为双重线索，凶杀和腐败交织在一起，扑朔迷离，围绕两起案件展开的侦破紧张、惊险。侦破与反侦破力量的激烈斗争，疑团悬念的层设与破解，缜密的情节推理使得整部小说高潮迭起，有张有弛。除了侦探的叙事手法之外，言情的通俗叙事手法也得到合理运用。作者构造了一段三角恋爱，方雨林心仪丁洁，丁洁爱恋方雨林，周密追求丁洁，本来方雨林和丁洁可以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但来自于丁母门当户对的封建思想，使得丁方二人一直有缘无分。方雨林没有周密显赫的社会地位，但他有一颗追求正义的善良之心，周密外表正直的面具之下却是卑污的魂灵，在这段三角恋中，方雨林是正义的化身，周密是邪恶的代表，丁洁与方雨林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实际上表明作者与腐败决裂的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判断。

《大雪无痕》成功塑造了一批多面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刻画最为生动饱满的是周密。周密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少年生活清贫，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成为高校的教师，并出国留学深造，后调任政府秘书长，仕途顺畅，又即将被提拔为副市长。应该说出身贫寒的周密具有勤恳、上进的优良品格，从周密受贿后忏悔的内心看得出其善良的本质，他的骨子里充满了正义的本色，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旦卷入腐败的旋涡就身不由己了，虽然表面上周密为误导办案人员消灭罪证表现得很理智，其实他的内心已因犯罪而恐慌变态，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惩罚的来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密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在于他性格上的两面性，作者没有像大部分官场反腐小说那样把人物符号化，而是尝试塑造出真实的人物，其次是作者对周密心理变化的细节描写比较成功，增加了周密这一人物的生动性、形象性。周密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

第三种类型表现的是对官场体制的思考与探讨。腐败的本质说到底就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膨胀、失衡、滥用都将导致腐败。90年代的反腐小说还没有出现对官场体制系统全面考察的作品，但部分作品在描写腐败与反腐败的过程中，已注意花费大量笔墨对官场体制进行认真思考，代表作家是周梅森和田东照。

周梅森（1956—），江苏徐州人，曾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现为中国文联委员，一级作家，代表作品有《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多部。周梅森是煤矿工人家庭出身，矿工生活对他来说再熟稔不过，他的成名作《黑坟》就是以煤矿的生成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场面壮阔、气度恢弘，给读者一种崇高、悲壮的美感。然而其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并未延续多久，他很快转入现实题材的创作。由历史现实转而关注社会现实，体现了周梅森作为作家强烈的神圣使命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他没有在尘封已久的历史中左右徘徊，而是以博大的情怀关注现实的社会，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来抨击官场腐败的罪恶。在周梅森的作品中始终包蕴着高昂的激情，他的小说洋溢着高尚的英雄主义品格和追寻人间正道的宝贵精神，他直面官场的现实，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观照现行的官场体制，对官场体制弊端的抨击尖锐深刻。《人间正道》、《中国制造》最能代表90年代周梅森反腐小说创作的这一特点。

《人间正道》是一部正面歌颂国家干部和人民群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击黑暗势力的长篇小说。原平川市委书记突然逝世，于是选择最佳的市委书记接班人迫在眉睫，而就在此时，平川的农民为争夺水源而发生械斗，无知的农民砸坏变电站造成全市大面积停电，煤矿的食堂因断电将无法正常供应就餐，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新任市委书记吴明雄走马上任，带领平川人民开天辟地、艰苦创业，使平川地区缺水的历史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进一步带动了平川地区经济的腾飞，在建设的过程中，以吴明雄为代表的一批刚正不阿的干部与平川市委领导班子中玩弄权术者斗智斗勇，为寻求官场正义而勇往直前。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崇高的英雄气概试图唤醒领导干部的良知，呼吁他们为维护人间正道而舍利取义、以身作则。

《中国制造》以平阳市委书记高长河赴任以及开始执政为主要线索，同样将经济建设和官场体制结合起来思考，发现并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腐败问题。平阳市的经济实力全省第一，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然而其繁荣的表象却掩盖了巨大的隐患，平轧厂不顾市场规律盲目投产，造成12亿资金流失。此外平阳市委部分领导好大喜功，为追求政绩不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大量进口国外不合格的机器设备，从中捞取回扣。领导干部借出国考察为名任意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和吴明雄临危受命不一样，高长河是在平阳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下上任的，腐败问题比较隐蔽，因而高长河遇到的阻力更为巨大，其反腐成功的意义更为重大。小说还提出了集体腐败的概念，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充分描写。烈山县委书记耿子敬利用职权倒卖土地，以他为代表的烈山县党委政府两套班子集体腐败，最终导致烈山政府系统瘫痪。周梅森指出集体腐败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在一条腐败的生物链中，谁破坏其平衡将遭到打击，有一些干部是被逼受贿，这显然与官场体制的不完善有关。高长河对田立业任命的坚决与遭到的强烈反对反映了当代中国官场仍存在人治的现象。

周梅森反思中国官场体制的创作宗旨还在其他许多小说中得到体现。在《绝对权力》中他探讨了官场权力的界限与约束的问题，不过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并未提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建议，而是通过描写人性的善良和人与人的真诚理解来达到不同权力的调和。在《至高利益》中提出了官员执政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关系问题，小说通过某市领导围绕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等问题而进行的改革与整顿，表现了造福于民的思想，小说严厉抨击了那些不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追求虚假政绩工程的现象。可以说，周梅森是当代中国文坛对中国官场体制思考最多、最深沉的作家。

作家田东照对当代中国官场体制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他的《跑官》、《买官》、《卖官》三部中篇小说中。这三部小说通过描绘官场黑暗的现实，在关系交错的背景中对现行的国家干部选拔和任命制度的弊端进行深刻揭示。《跑官》描写了一个正直官员被逼跑官的事件。县委书记郭瑞明是全市老百姓公认的不跑官的好官，可是在跑官成风的社会现实中，他最初的坚定信念动摇了，在家人劝说的直接推动下，他最终屈服于官场现实，为自己跑官。小说通过郭瑞明之口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跑官的刘佳平在学历资历上都不如自己，而且政绩平平，可是他却优先提升了，自己却迟迟得不到重用。这种明显的不公平竞争正是对干部选拔制度弊病的最好揭露。作者设计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当郭瑞明跑官成功后，他的属下又开始向他跑官，他终于体会到跑官的丑恶与无耻，于是不再关心官职权力，而是投身到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实际工作中去，这样的结尾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尴尬。《买官》和《卖官》中官职成了金钱交易的对象，这完全违背了国家相关的人事制度。《买官》中陈小南为得到副县级职位而以重金贿赂市委书记赵凯，向他买官，遭到拒绝，虽然用钱没有能直接达到买官的目的，但是陈小南的拍马逢迎最终撕开了市委书记赵凯虚伪的面具。《卖官》中则公开把官职拍卖以换取暴利，清廉的市委书记陆浩宇在即将退休之际变得优柔寡断，拗不过自己的妻子，他决定通过操办儿子的婚礼来获取贿赂，而他付出的代价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变卖官职，他的儿子收取他人的现金要求他卖官，而他自己为了卖官也放弃了国家干部的良知，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官职之所以能像商品一样随意买卖，实际上还是中国官场人治的弊端造成的畸形现象。田东照的三部小说虽然不是长篇巨制，但是他对官场中跑官、买官、卖官现象的描绘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可谓是当代官场的现形记。

90年代的官场反腐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叙事模式，这套叙事模式作为反腐小说家们的创作自觉一次次被执行着、重复着，仔细品味我们会发现这些叙事模式与反腐小说意义指向之间的关系颇为耐人寻味，其叙事模式中蕴涵的意识倾向，与反腐小说潮流整体的思想意旨是不同步的。

官场反腐小说显在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行政级别结构模式。反腐小说的权力争斗往往是在三级行政级别中进行的：第一级通常是省部级，第二级通常是地市级，第三级通常是县镇级。在这三级模式中，各级别扮演的角色及分量是有差异的。地市级是腐败行为与反腐败行为的原始发生地，绝大部分的权力争斗、腐败作为都集中于此，这里往往是事件展开的主要社会背景。省部级在这一权力模式中扮演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一是省部级中某一官员卷入了地市的权力争斗，或者是自己或家庭成员收了地市某些官员的贿赂，或者是其升迁的不光彩手段因地市的反腐败行为而行将暴露，或者是自己一手提拔的地市领导的权力正在受到威胁，将影响自身的利益，于是他不顾党纪国法，试图一手遮天、欲盖弥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介入反腐败行为，从而阻碍了反腐的进程或使得反腐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另一角色是当地市的权力争斗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时，省部级重要领导往往在此时做出扭转整个局势的重要决策，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充当了救星式角色。而县镇级的官员在这一模式中，往往被描写成腐败行为的推动者，他们贿赂的行为往往成为地市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最终又落得充当领导推卸责任的牺牲品、替罪羊。县镇的老百姓往往成为迫使腐败行为露出水面的因子，他们或集体上访或个体以匿名方式写揭发检举信，以吸引上级领导对腐败行为的高度关注。

第二种是权力结构中腐败者和反腐败者模式。在市县级的腐败中，反腐小说总是描写个人的腐败行为，即使描写群体腐败，也是由个体腐败而揪出一串腐败链。腐败者要么为了敛财、要么为了争权、要么为了高位，而放弃道德、尊严、法理的约束，最终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作家们没有把腐败者刻画成坏得彻底的反面人物，而是重视表现他们腐败时的灵魂挣扎，每一位贪官腐化的背后似乎都有难于言表的苦衷，实际上是对腐败者腐败心理的多层次探析，这也是官场反腐小说中反面人物刻画得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而反腐败者则千篇一律被刻画成正义的化身，他们的反腐过程往往开始于在来自各方面人为的压力与阻力中，由于他们官职的卑微、权力的有限常常使得他们处于劣势，有些人被迫终止反腐行动，有些人扮演好莱坞大片中“硬汉”的角色，继续与腐败行为者周旋，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得到了省部级领导的有力支持，取得反腐战斗的成功。反腐者被贴上了廉洁高尚、顽强不屈的标签，因而他们常常成了理念的符号。

第三种是女性形象刻画模式。90年代的反腐小说对女性群体的观念过于简单化，明显滞后于现实的变化，她们往往被描写成腐败行为推动者，有时甚至是腐败行为的直接执行者。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贪内助。她们在丈夫因贪污腐化产生道德与欲望的心灵挣扎的过程中，以婚姻或对丈夫的信任为筹码，对丈夫施加压力，促使丈夫最终走进腐败的泥潭，无法自拔；或者背着身居要职的丈夫收受他人贿赂，最终连累丈夫，人财两空。二、贪情妇。她们利用自身与贪官不正当的情感关系，迫使贪官为其提供物质金钱以供挥霍、消费，或者为自己某个亲戚的工作调动而滥用职权。情妇贪婪的物欲索求最终导致贪官原形毕露，成为阶下囚。三、女贪官。这些女性往往身居政府高职或掌控某一要害部门，在物欲面前她们成了金钱的俘虏，参与了某一腐败行为，获得非法利益，为掩人耳目，她们不择手段、欺上瞒下，往往被塑造成有心计而无大智的女性形象。这几种类型形成了女性是“红颜祸水”的人物形象模式。当然90年代的官场反腐小说中也有正面的女性形象，例如《大雪无痕》中的廖红宇，但是这样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形象与那些女腐败者相比实在太少了。

考察反腐小说的三种叙事模式，我们会发现中国这个时期的官场反腐小说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相当的深度，其批判性超越了1949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特别在90年代很多作家以远离政治、疏远崇高自许，并成为一种创作时尚受到很多评论家推崇的时候，这些官场反腐小说真是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反腐小说有着很多框框。腐败总是发生在一定层面之中，腐败层面的预留为问题解决的预留准备了足够的空间。这些小说都注意到了人性的刻画，但是每一种人都已经类型化了，所以再生动的人性刻画也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再复杂的人物形象似乎都有类型化的气息。更为主要的是官场反腐小说所揭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道德的约束、灵魂的救赎，远远不是用“现象”所能概括的，对产生腐败的根源做体制上的探索与思考实际上是每一位作者和读者的共识。然而，几乎每一位作家似乎都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形象化的思考，他们宁愿被人说成是模式化，也要出现一位高瞻远瞩、明察秋毫、“青天大老爷”式的省部级领导，也要让很多悲剧的过程硬性地转化为圆满的结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这在这一时期的反腐小说中可以再一次得到印证。

第五节 纪实小说与都市小说

纪实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纪实散文、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等等。纪实小说的出现也只是当代文学的事。应该说纪实小说是新生的文学体裁，它还处在发展与探索的创作阶段。纪实小说的定义至今未能论定，它还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创作体系成为其独立体裁的理论支撑，我们只能在与其他纪实文体的比较中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纪实小说有别于纪实散文、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纪实散文、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等纯纪实文体，它们都强调客观、真实记录事件，一致反对虚构，而纪实小说的本质仍然是小说，因而纪实小说并不从根本上摒弃艺术虚构。纪实和虚构是纪实小说叙事的两个主要因子，但是纪实和虚构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在整体的情节结构上要恪守真人真事的原则，这是纪实小说之所以为纪实小说的前提，只有在保证了这一前提之下才能进行局部的艺术虚构，如果大规模、无节制地虚构，那就不是纪实小说了。

〖〗〖〗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

第二章社会小说

〖〗〖〗当代最早的纪实小说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是以主流、精英的姿态出现的，大众化的纪实小说则出现在90年代初期，主要是新时期公认的一些大陆通俗文学一流期刊，像《今古传奇》、《章回小说》、《民间故事》、《通俗小说报》、《中国故事》等登载大众化的纪实小说作品。这些优秀的通俗文学杂志都相继开辟了纪实小说专栏，如《今古传奇》的“中篇纪实小说”、“长篇纪实小说”，《章回小说》的“风云人物纪实”、“大案要案纪实”、“农村问题纪实”等专题纪实，《通俗小说报》的“纪实文学”栏，一些杂志还不定期推出纪实文学专号发表纪实小说，一时间纪实小说成了通俗文学期刊版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纪实小说多为一些中短篇，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回顾历史名人轶事。最多的是那些回忆已故领导人的纪实小说作品，如张涛之的《力挽狂澜》、汤雄的《陈毅和他的幺妹》、何志强的《命运，同国家主席相连》、尹兴家的《陶铸在鄂东》、《陶铸在鄂中》等小说，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及相关趣闻进行客观描述。回顾作家轶事的纪实小说作品也比较多，如杨耀建的《文坛奇才张恨水》等作品。此外有关战争纪实，以及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上海的奇人趣闻的纪实小说也屡见不鲜。二、记录当时社会上一些产生局部影响的社会事件。如知青小说家罗学蓬的《同归于尽》对鲜为人知的知青生活内幕进行反映；记录要案侦破过程的纪实小说，如张世春的《人头邮案》、曹德权的《亡命黑道》、王楚华的《死证》等小说也数量可观。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偏僻山村以及农村问题的纪实小说。此时的纪实小说主要是历史的回顾，艺术性较弱，结构相对狭小，长篇结构不多，特别是一些纪实小说还不能正确处理纪实小说与新闻、传记文学的关系，他们甚至把小说当作新闻、传记文学来写，使得此时的纪实小说新闻色彩十分浓厚。

90年代中后期，纪实小说作家们不再沉迷于回顾历史、捕捉名人的野史趣闻，而是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关注当下社会问题，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90年代中后期的纪实小说大体上有三类题材：农村纪实、要案纪实和热点纪实。

农村纪实小说主要是反映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农村的新气象、新变化以及探讨农村改革的新走向、新问题。1997年第5期《今古传奇》上发表的冯治的《中国三大村》是一部典型的农村纪实小说。小说共分为《风雨大邱庄》、《人间天堂华西村》、《红旗不倒说刘庄》三个部分，分别对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三个小村子成功改革的历史进行了真实记录，进而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提出思考。中国伟大的变革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的，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点燃了农村改革的圣火，经过几年的改革实践产生了一大批农村改革成功的典型，大邱庄、华西村、刘庄就是走在改革前列的三大村。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农民自己的杰作，是农民自己把自己从几千年的贫困、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三大村的成功有一条共同的规律：都有一个成功的改革掌舵人。大邱庄有禹作敏、华西村有吴仁宝、刘庄有史来贺，在他们周围还聚集着一大批能人贤士，为他们出谋划策。这些能人都有一条可贵的素质：突破陈规、开拓创业的精神。大邱庄禹作敏那一句“破‘双纲’，即经济上破以粮为纲、政治上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开天辟地的气魄是这群能人创业精神的最好体现。有了领路人之后，改革之路将走向何方？三大村的成功经历告诉人们：以农业为本，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城镇现代化道路，这是三大村成功的根本法宝。这部纪实小说以人为中轴，由人写事，既成功刻画了农村改革引路人的形象，也描绘了三大村翻天覆地变化的发展过程，对三大村的成功秘诀做了精辟的分析与揭示。小说也提出了农村改革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村引路人的素质和农村改革中依法办事的问题。作为一个“乡土哲人”，禹作敏具有伟人般的智慧与气魄，尽管他文化低，但是他对各种问题看得深、看得透，分析鞭辟入里，然而他始终摆脱不了“乡土”的污垢，始终无法抛弃乡民的劣根性，创业的年代，摆脱贫穷的决心支撑他继往开来、勇往直前，一旦创业成功，他便头脑发热、蛮干、自负，自恃贡献巨大便无视法律尊严，这是这篇纪实小说提出的引人思考的农业改革中的严肃问题。

《中国三大村》之外，农村纪实小说的代表作品还有张宇的《新鲜的神话》、向华的《中国第一“包”》、解永敏的《多事的乡野》、魏得胜的《敲起锣来打起鼓》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当代农村改革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总结农村改革成功典型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农村改革模式的反思。《中国第一“包”》记录了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顶住压力搞土地承包的事，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农民开创精神的褒扬，这对于鼓舞农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改革勇气具有积极意义。《新鲜的神话》记录了南街村的神话，南街村是河南省临颍县县城南关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至今仍保留了许多文革中的生活习惯和管理模式，可是南街村却是河南省的首富村，其保守的发展模式与华西村、大邱庄、刘庄的创新模式大相径庭，作者在此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发展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改革不能盲从，因地制宜才是正确的思维。二、揭露农村中依然存在的严峻问题。改革开放虽然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而且，在一些偏远地区愚昧无知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多事的乡野》围绕乡村沃野发生的10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通过典型的个案反映当前农村急需关注的问题：《转亲悲叹调》——买卖婚姻；《辍学伤心泪》——贫困辍学；《连环高利贷》——民间放贷、借贷；《服毒绝命人》——自杀问题；《上访“马拉松”》——人民信访难；《打工变奏曲》——打工者生存危机；《传教信教篇》——精神空虚；《包“小婆”》——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乡间贼人帮》——农村黑势力；《风水宅基地》——愚昧迷信。每一个问题都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这一纪实小说形式别具一格，每一小节之后作者都发表评论、见解，启人思考。三、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司法体制建设、民主选举机制建设的探讨。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改革具体实践的领导核心，它在领导农民致富的道路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建立高效率、合法化的农村基层组织迫在眉睫。《敲起锣来打起鼓》记录了一个高考落榜的青年和一个役满复员的青年与农村恶势力进行斗争，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过程。小说对农村司法体制建设、民主选举机制建设表示担忧，对于引导深化农村改革意义深远。

要案纪实主要是对90年代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始末进行披露与揭秘。改革开放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大案要案也此起彼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纪实小说对这些案件积极跟踪，以文学的形式记载下来，具有醒世的作用。

要案纪实小说的地域性比较强。纪实小说家们往往以正副标题的形式对此界定，正题是含有隐喻意义的文学性标题，如“阳光地带”、“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标题，副题则是对案发地点以及案件类型的说明，如“A省少管所采访记”、“丹东特大盗车案侦破纪实”等，副题揭示了案发的地理空间，作者在具体的创作中也尽量遵循了案发地的民俗风情。比较有特色的是作家高红十有关上海地区要案纪实的小说作品。1997年、1998年、1999年高红十在《啄木鸟》杂志上发表了三篇纪实小说《为了母亲的微笑——记上海浦东95·5·3案》、《死亡游戏——虹口93·10·6案》、《173个夜与昼——侦破上海黄浦4·14抢劫案》，三部作品都是记录90年代中期发生在上海的重大刑事案件，这些案件在当时都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扰乱了上海社会的稳定和平，为了凸显案件的真实，作家在创作中坚持使用上海地方方言进行人物对话，显示出鲜明的地域色彩，读者读来真实可信。

要案纪实小说具有严密的推理性。大部分的要案纪实小说在副题中都出现了“侦破”字眼，如张新建的《赵州桥作证——河北赵县“5·7”抢劫杀人案侦破纪实》、孙纯福的《放纵的代价——郴州“10·10”特大杀人案侦破实录》等等作品。要案纪实小说实际上是侦探小说的变体，它带有侦探小说浓厚的推理性。神秘、惊险、悬疑是侦探小说的三大审美功能，环环相扣的悬念激起读者的强烈探秘欲，小说对犯罪行为的判断剖析，以及运用逻辑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进行合理推理去破解悬疑的过程，就是满足人们急于了解案件真相的心理。要案纪实小说在坚持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手法上的探索：要案纪实小说侦探小说化。《子夜罪恶》就是一部推理严密的要案纪实小说。当警员们发现现场没有蛛丝马迹可循之际，他们没有迷茫失望，而是冷静思考，从头复原事件表面，重新开始。假象也是对本质的一种反映，警员们合理推断，最终疑窦顿解、柳暗花明，终于揭开事实的真相。

要案纪实小说形成了由案写人的创作模式。要案纪实小说几乎都形成了一个歌颂性主题，纪实小说家们在设谜——解谜——说谜的过程中，往往以赞叹的口吻来表达对公安干警的敬佩之情，他们几乎一致强调，如果没有勤勤恳恳、不畏强暴、吃苦耐劳的干警们，许多案件将无法告破，一个案件成功的背后一定有一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作家们在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时，不吝笔墨。《173个夜与昼》中李家华支队长说“当一辈子刑警，干两辈子活儿，苦了三代人”，当警员董方亮要去抓捕重犯时，他对黄修业说：“万一我光荣了，让我儿子长大当刑警，还坐我那办公桌。”这些细节描写体现出了警察的平凡与伟大，作家的赞美之情不言自明。

热点纪实小说是对90年代社会上产生的热点问题进行反映的纪实小说。它和农村、要案纪实小说只关注社会某一领域不同，它关注整个社会。它有一个前提，即这一问题是否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90年代的热点纪实小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以下几部：

姜鹏飞的《追寻梦中的月亮——中国十年移民黑潮》，这部纪实小说对非法移民现象进行全面反映、分析与评价。小说先对当代移民潮的渊源进行揭示，进而指出移民现象的两重性，一方面移民确实对世界经济的交流与联络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另一方面移民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存在，更是令各国移民局及相关部门头痛不已。小说通过个案揭露了非法移民形形色色的手段，并分析了非法移民造成的社会危害，是一部综合全面考察移民现象的纪实小说。

黑子的《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一部关于“二奶”生活的中篇纪实小说。90年代“包二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部纪实小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小说以缪斯斯的“二奶”生活经历为例，分析说明了“二奶现象”是人类感情世界中自私、畸形的生活现象，于男方而言，他们看中的是女方的美貌和身体，对女方来说，她们贪图享乐、安逸而出卖自己的青春和美丽。自私和占有是“二奶现象”的根源，彼此根本没有感情可言。这部小说以惨剧的结尾来暗示：“二奶”之路必将走向无法收场的结局。

相梓、中英的《决战九江》是一部反映军民联合抗洪抢险的纪实小说。1998年6月中旬，连日的暴雨使得江西五条主要江河暴满，近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500年未遇的恶性洪灾使得江西人遭遇了惨重的自然灾难。面对洪魔，公安民警带领广大民众，用钢铁般的意志和血肉之躯奏响了一曲抗天之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人民、保护国家的财产，正如小说结尾所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这部纪实小说气势宏大、场面感人、可歌可泣。

王林的《沉重的喜悦》描述了农村学生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入学的真实生活。偏僻的小山村有史以来产生了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村人为之兴奋不已，全村举行了简陋的庆祝仪式，可是兴奋过后便是苦恼，因为大学学费使得他们不堪重负，于是全家人变卖家当，村人也竭尽所能，确保其能准时报到。小说由喜到悲，感情起伏很大，但却朴实感人，表达了农村人对知识的渴望，也对农村教育问题提出责问，读起来沉甸甸的。

90年代热点纪实小说名目繁多，除了以上几部外还有“笔墨官司纪实”：许凤仪的《扬州书案》，“神童作家纪实”：刘绍振的《我的胞兄刘绍棠》，“明星纪实”：沈冠生、沈海清的《世界超级名模》，“超短篇纪实小说”：鲁南的《借西方一个节目》等多部作品，杂乱之中显示出90年代纪实小说在数量上的繁荣。

90年代纪实小说题材极为广泛，缉毒、缉私、反黑、移民、农村、反腐、校园、打工、民工……几乎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时间上也非常及时，其速度不逊于新闻报道。由于纪实小说还是“小说”，作家就不必完全拘于客观性，而是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进行主观的评论，因此，作家们对那些社会问题都有深度介入，褒贬好恶在作品中都溢于言表。艺术性上，90年代的纪实小说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是长篇作品增多，而且一些表现技巧的运用相当娴熟。素材剪裁、结构组合、人物形象、细节描写、感情抒发，这些小说中的技巧已经相当圆熟地运用于真实事件的描述和真实人物的刻画之中去了。纪实小说方兴未艾，正在发展之中，其美学优势也正在展现出来，有着广阔的前景。

90年代描写都市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都市小说独树一帜。严格地说，都市小说只是社会小说的一个生活侧面，可以归纳到其他类型中去，之所以单独论之，是它们所表现的问题具有特有的“都市味”，这些“都市味”又都布满了当代社会的神经末梢。

大款生活是都市小说最引人注目的题材。1993年白天光写了两部小说《大款奶奶》和《大款爷们》。小说笔走“极端”，尽写些大款们的奇事：有人一掷30万为了换取一吻；有人为报仇愿付出45万元的高价；有人出价30万为狗买坟穴；有人竞价“钓鱼”（找舞伴）；有人为活150岁花巨款做实验；有人花巨款专门收购靓女的唇印；也有人人还未死先买好祭文；甚至有人为做麻将收购人的骨头……小说用语调侃，笔锋机智，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如果仅仅限于叙述奇人奇事，那还只是反映了社会那群寄生阶层荒唐和空虚的生活，只能满足读者的某种好奇心而已，这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这些荒诞的行为举止的描写，时时对社会施以狠狠的针砭，给读者留下弥久的回味。例如大款阿久收集麻将成瘾，当听说最珍贵的是人骨做的麻将时，就出资10万征集可供做一付麻将的人骨。消息传出后，第一位献骨者是懒惰者，第二位献骨者是求爱者，第三位献骨者是见人就脱衣的女人，阿久都嫌他们的骨头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第四位献骨者是一位中年人，戴一副近视镜，进门后，急忙把门关上，像一个罪犯似的说道：‘阿久先生，我实在无奈，才作出这种决定。我用了半生的精力写了一本论著，因它是纯学术的东西，一定不会畅销，出版社也很难出版，我只好自费出版。我是大学教授，残废后，并不影响我的教学，我可以坐轮椅讲课……’”一方面是买人骨做麻将牌，另一方面是卖自己的骨头出学术著作；一方面要买，花多少钱在所不惜，一方面愿卖，明知残废也心甘情愿。人生的价值倒向了不该倒的一方。在《手虎的穴地》中作者还写了一条狗与一位大学教授争墓穴的故事。最后是狗以30万巨资争得教授那块“风水宝地”，教授只好“屈葬”在狗的墓穴的下坡了。大学教授的价值还不如一条狗，如此写法似乎有些刻薄，但的确戳到了社会的某些痛处，使人感慨万分。以荒诞的手法写社会，社会小说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大款奶奶》和《大款爷们》在新时期做出了努力。与这些写大款生活的小说相比，还有一些写大款争斗的小说也很有意味。这些小说都强调成为大款要有动力，那就是屈辱生活中的复仇意念。雪宇的《新基督山伯爵》中的林福平之所以成为了大款是因为妻子嫌他穷而与人私奔，为了出一口贫穷的窝囊气和报复，他成为了大款。徐俊夫的《造恶者》中的苏英莲成为款姐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报复。为了钱，她被好色的领导抓住把柄而长期霸占达两年之久，致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为了报复泄恨，她不择手段成了大款。这些小说充分演绎的故事情节是大款报复的过程。林福平效法洋基督山伯爵，神秘莫测又惊心动魄地实施他的复仇计划；苏英莲则将复仇的对象付诸于弱者身上，选择领导单纯而善良的女儿作为报复对象。这些小说也无一例外地指出，无论复仇是否成功，大款的心灵都是失败的。林福平用钱来完成他的复仇计划，但是报复并没有带给他快感，最后他那狼嚎般的一声哀号积聚了他多年的辛酸与郁闷，也暗含了他对自己行为的大彻大悟；苏英莲在公司俨然一个一呼百诺的君主，其实她的内心很痛苦，因孤独而生痛苦。金钱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贫乏是当代社会对大款们常见的评价，也是这类小说所遵循的基本的创作思路。

周祥先的《生死之间》同样是一部探讨大款情感世界的都市小说，不过，它换了一个角度。身为大款的林洪挥金如土，情人无数，但他始终征服不了一个令他真正心动的女人罗旋，因为罗旋不相信甜言蜜语、山盟海誓，需要的是实际的行动。但是，林洪出现经济危机时，那些情人朋友离他而去，众叛亲离，生死之间，只有罗旋与他共进退，两个人在患难之中找到真爱。这部情节相当俗套的小说同样在探索大款们的情感世界。

显示当代都市生活特征的另一个话题是“白领阶层”的婚姻爱情问题。表现“白领阶层”婚姻爱情的小说数量极多，其中的核心话题是如何对待“第三者”。几乎所有的涉及“第三者”的小说都将其看成为悲剧，但是对这些悲剧的思考又流露出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念。洪都的《遭遇外遇》写的是妻子有了外遇而被丈夫杀害的悲剧故事。虽是妻子“越轨”，却得到了小说作者深深的同情。“情是一阵风，来无踪去无影。风过时刮起绿树摇曳，风过后落下残枝败叶。”^[12]有情才有性，这似乎是很正常的事。于是，即使是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妻子也不愿与丈夫在一起，也要与情人共度良宵。后来妻子发现情人另结新欢，也没有暴跳如雷，她很释然，在她看来没有了情自然就没有了性。当妻子决定重回丈夫的怀抱时，惆怅、寂寞、嫉妒、仇恨的丈夫却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故事的结局迎合了大众的道德底线，但是留给读者的伦理思考也许与故事的结局并不一样。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的是王葳、夏洛特的《甜蜜的折磨》。这部小说的情节并没有多少新意。少女爱上了已婚男人，已婚男人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就将少女介绍给自己的儿子。把小说搅成婚外恋和多角恋爱是言情小说常用的手法，因为这样的关系最容易写出感情的磨难。小说的结尾同样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男女主人公分手了，这是现有的“第三者”小说中的必然结局。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通过一则平常爱情生活的描述，引发对当前爱情婚姻形式的思考。在当今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感情随着婚姻形式的确定也就被锁定下来，在已婚男女之间再出现感情别恋均被视为非分之想，而被指责为不道德。这部小说却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已婚男女之间的感情别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美好的，真正丑恶的东西是那些束缚感情别恋的有形和无形的绳索。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的冲突来自于各自的思维习惯。小说的结尾暗示着生活又将恢复正常，但是感情的伤口真的能愈合么？这留给读者深深的回味。

当代都市小说对生活在都市中的边缘人也进行了反映。都市边缘人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生活在都市社会底层的人；一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也就成为了都市边缘人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都市边缘人是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上相对贫乏，社会地位较低。在世俗观念主宰的社会下，他们被人瞧不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也不够，甚至遗忘。当代都市小说一般都是依据“人穷志不短”的原则写他们的传奇人生。邱伟鸣的《巅峰的枪手》中赵剑锋与爷爷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被黑社会利用做枪手打桌球赌钱，尽管他们从心底厌恶这种生活，但贫穷的现实逼得他无路可退。但是，当他们在贫穷与良知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为了救两个不幸的女孩，他们毅然折断手中的球杆，与黑社会斗争到底。孙少山的《垃圾箱里的女人》关注的是都市中另一种边缘人生活。老刘是都市中捡破烂的，无意中他在一个垃圾箱里捡到了一个失忆的女人，他没有因为她是个精神障碍者而置之不理，而是精心照料她，老刘的真诚与呵护终于使垃圾箱里的女人恢复记忆，当女人离他而去时，老刘却成了精神病患者。单纯的真诚、善良品质的歌颂和离奇的故事情节的铺叙使得这类小说比较俗套，却给喧闹的都市小说留下了一份亮色。写农村打工者小说的感情色彩和故事情节要复杂得多，作者对他们的奋斗和生存以及带来的不幸或成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张晓东的《死亡瞬间》以心灵独白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打工妹的都市经历。她离开家乡，在工厂做女工，靠微薄的工资生活，后来她成了老板的情妇。她天真地以为老板对她是真感情，当对她的新鲜感不再，老板原形毕露，逼她卖身。她逃回了家，本以为在家可以躲避一切罪恶，可是邻居的闲言碎语、父母的咒骂逼得她走向了死亡。安之的《跟狐狸们游戏》则以轻松、调侃的口吻讲述了三个闯荡都市的农家女与黑社会以及政府腐败势力智斗而立足的故事，从道德的角度看，她们采取的以恶制恶的斗争策略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异化了的当代都市社会中，这些生存手段却是边缘人可能的选择。从悲剧走向喜剧，同样是写都市边缘人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读来却有另一番风味。

阅读延伸

1.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黄禄善著：《美国通俗小说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思考延伸

1.社会小说的界定和美学的内涵。

2.如何理解社会小说的模式化问题。

3.“域外小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焦虑。

4.“官场反腐小说”叙事模式的思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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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材料来源于王生平：《现实与文本的变奏——读四部“反腐小说”感言》，载《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5期。这篇文章还从反腐小说的“重印次数”、“二度创作”等方面来说明新时期反腐小说热销的市场行情。

[2]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社会言情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作者认为“明之人情小说的‘世情书’以及清之‘讽刺小说’都是近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渊源’”。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鲁迅由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世风民俗而论及“谴责小说”的产生。嘉庆以后，清朝内外忧患，清政府屡屡平定内乱，却一再屈辱于外国，有识之士已开始反思朝政，提倡改革，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的先后失败说明清朝政府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当时的民风也不够淳朴，国民们普遍缺少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谴责小说”意在纠弹时政、揭发弊恶，正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揭露与反映，虽然在鲁迅看来“谴责小说”在创作手法上还相对低级，但其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却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这种精神的形成对以后的社会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

[4] 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该文对新时期通俗文学期刊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清晰的梳理。作者把新时期通俗期刊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80—1982年是通俗文学期刊的发轫复苏期，代表刊物是1981年创刊的《今古传奇》；1983—1986年是通俗文学期刊的发展高潮期，全国的通俗期刊达到了270种，大量的报纸周末版还不计算在内；1987年后通俗文学期刊进入了平稳建设期，1988年通俗文学期刊从270种降至190种，1990年又从190种降至90种。虽然进入90年代以后，通俗文学期刊的数量减少了，但是这一数字仍然是相当可观的，而且90年代以后通俗文学期刊的质量在逐步提高，像《章回小说》、《今古传奇》、《中国故事》、《传奇文学选刊》、《通俗小说报》等期刊的质量堪称一流。这些期刊不仅重视封面装帧的精美、图文并茂的设计，更重视对作品文学品位与美学风格的独特追求，为新时期通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传播途径。

[5] 汤哲声：《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文章指出90年代的中国通俗文学的美学观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它改变了近现代通俗文学单纯注重愉悦消遣的美学追求，而是在追求文学创作的愉悦消遣性的同时，追求生活的批判性和人生的哲理性，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因此是“愉悦消遣之中的人生启蒙”。90年代通俗文学这种美学观的转变彻底颠覆了“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批评通俗小说是游戏、消遣的评价。

[6]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页。

[7]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7页。

[8] 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9] 毕熙燕：《绿卡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鲁迅在论述谴责小说的创作艺术时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可见鲁迅虽然对谴责小说家们指摘时弊的创作意图和动机甚为肯定，但对其艺术性却颇多微词。

[11] 王跃文：《拒绝游戏（代后记）》，见《国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8页。

[12] 洪都：《遭遇外遇》，载《通俗小说报》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