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旧中国乡村社会众生相——以《一千八百担》为例

作为一位熟悉农民和乡村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皖南乡村美丽而破败的外部描画和揭露上，而是以客观、冷峻的笔法，深入到旧中国乡村社会的内部肌理，从对乡村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的描写刻画入手，在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下，解剖了旧中国乡村社会建立在独特的宗法关系、经济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价值、道德风貌和世态人心，从而以对乡村文化的独特书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乡土宗法社会，有着几千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历史，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的文化形态。在20世纪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都是对这种文化经验的不同角度的书写。然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转型，不仅动摇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根基，也开始促使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现代的知识分子从新的思想文化层面去解读、书写乡村社会。吴组缃就是其中一员。如他所述，他开始创作时正处于“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中，中国农村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外国资本的侵入、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动摇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根基，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宗法伦理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乡村世道人心变得更加混乱复杂。作为一个“乡下人”，他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作为一个奉行“写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信条的现实主义作家，吴组缃拿起了小说这把解剖刀，从农村世态人心的变化切入，对嬗变中的乡村社会进行冷峻细腻的病理剖析。《一千八百担》就是这样的典型文本。

首发于1934年《文学季刊》上的《一千八百担》历来被视为吴组缃的代表作。的确，虽然吴组缃写作这篇作品时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观察之深入、构思之巧妙、描摹之生动、叙事之老道、艺术手法之娴熟，不仅远远高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也为后来自己所不及。吴组缃本人也对这篇作品颇为自负，他在晚年时和人说道：“我最喜欢的还是《一千八百担》。我认为别人写不出来。不管他多么有本领，他没有经过那个生活，他不能从大量的素材中提炼出两万多字的短篇，而且解剖得相当深入。”⁽¹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所谓“好作品”，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常常是割裂的，而这篇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较好统一的杰作。因此，要解读这篇作品，首先还必须从其形式——结构谈起。一般认为，结构只是叙事文学的外部形式，是为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因而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在《一千八百担》中，结构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作者独特的乡村叙事找到了一个相应的角度，也为读者对乡村社会的解读开辟了一条畅晓的通道。这个结构就是“场景式结构”或“对话式结构”。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这方面的经历很丰富，要写的人也很多，又没有时间去写成一个几十万字的长篇，所以就取了切西瓜的办法，切了一个剖面。小说中要登场的人物很多，没有法子从其他的方面写，只有从对话去写，才能把人物性格写出来。”⁽¹⁷⁾

与通常传统小说写法不同，这篇作品没有围绕中心情节、按照线形时间顺序有头有尾去叙述，也没有人物关系的展开和矛盾的发展，整部作品只设置了一个场景——宋氏大宗祠，所有的人与事都被安排在这一场景内，主要的叙述手法是对话，读者好像是在看一幕戏，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人都活动在作者设置的这块舞台上。小说开头写景、写天气，突出天气的闷热，雷雨将至，仿佛是戏开演前的锣鼓音乐声，意在烘托气氛。就在作者营造的一种烦躁、晦气的气氛中，戏开场了，宋氏大祠堂高大庄严的中门打开了，这出戏的第一个人物，也是主角的宋氏义庄管事柏堂上场了，以一副“愁眉皱眼背着手”的表情和姿态出现了。伴随着柏堂的“亮相”，是瓢泼的大雨、祠堂零乱的雨旗，什么“沛然作雨”、“油然作云”、“五谷丰登”，俱都狼狈不堪，似乎都成了宋氏大族的不祥之兆。作者在充分营造气氛和刻画典型环境之后，让第二个人物——驻守祠堂的小厮双喜上场，通过柏堂和双喜的对话以及柏堂的独白，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大祠堂里，宋氏的子孙将要召开一个重要的族人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量如何处理1800担公粮，以及祖宗留下的义庄问题。人还未到，会还未开，作为会议发起者的柏堂已经预感到这将是一次吵闹不休、非常恼人的聚会。原来宋氏家族是一个包括好几百户的大家族，在清朝末叶的数十年间，曾经出过几任举人，如今家族已经式微，矛盾便日益突出。因为公粮、公田一向是由宋柏堂一人管理的，很多人以为柏堂跟族中另一有势力的族人月斋相互勾结，故意囤积私粮、图饱私囊，因此要求公开调查，于是便有了这次会议。但是，直到小说结束，会议并没有开成，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传统小说的“延宕”手法，设置了与会者陆续到场，特别是关键人物月斋迟迟未到场，与会者都在等待、闲聊的合理情节，让等待成为一个过程、一种展示，使形形色色的与会者在祠堂这块舞台上，在宗族大会这幕戏中都有自己的戏，都能充分地宣泄、炫耀、伪装、表演和表达自己，并且相互争吵和攻击。由此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也是观众(读者)在宋氏祠堂这块舞台上看到的一幕戏。换言之，作者以宋氏大宗祠召开的一个族人会议为由头，把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乡村社会装进小小的祠堂里，正所谓“壶中乾坤大，世上日月小”。而这首先得之于结构上的巧妙安排。

那么，从在宋氏大祠堂上演的这幕戏上，我们究竟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陆续走来的各色人等、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这里有宋氏义庄管事柏堂，有驻守祠堂的双喜，有商会会长子寿，有少爷松龄，有豆腐店老板步青，有老先生庆甲，有会打官司的子愚，有中学教员叔鸿，有忠厚的生意人景元，有医生兼堪舆家渭生，有小政客石堂，有中学辍学生云川，有区长绍轩，有小学校长瀚芝，有“三江党”的逸生，有改良学塾的敏斋……真是生旦净末丑，纷纷来登场。这部小说没有围绕主要情节冲突的中心人物，因而，在这些陆续登场的人物中，没有配角，大家都是这出戏的主角。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以简约而传神的笔墨，几乎使每个人都亮相、表演一番。从社会特性来看，来开会的这些人，都不是乡村普通的穷苦农民，而是乡村政治文化的精英，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乡村社会的“人上人”，或是地主豪绅、商贾老板之流，或是地方政权的掌门人，或是医院学校名流，同时他们又都是宗族的核心人物，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走进这祠堂议事，这里凸显了乡村宗法社会的特征。但是，他们又都是“乡下人”，准确地说，是作者熟悉的30年代的皖南乡村族人。言谈举止，无不体现了这一“共性”，更不必说大家操的都是外人不太好懂的皖南方言。所以，当他们齐聚宋氏大祠堂时，才得以如此充分地闲聊，即交流与对话。但是这些人又来自乡村社会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着不同的经历、身份和立场、观念，代表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利益，所以才会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正是这种发生在祠堂里的争吵，进一步凸显了人物的各自特性。作为一个信奉典型论的现实主义作家，吴组缃正是从共性与个性的相统一中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的。不过，《一千八百担》毕竟不是以塑造人物为主，而是以写事为主，写人是为了谈事，所以人物都是速写式的。(小说原来的副题就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如此，作者便将叙述的重心放在人物的对话上。

于是，我们听到了一群来自同一族类，而又代表着乡村社会三教九流的人的一次“闲聊”。闲聊既符合小说情节发展：大家都在等人；又符合乡村社会家族聚会的散漫特征：“大家谈笑着，喝着茶，吸着烟，似乎都不记得开会那回事；好像一切的争论，一切的主张，都可以用这散漫不经的谈话来解决实现了似的。”这看上去的确是一次“闲聊”，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散漫，大到抵制日货、振兴国货，小到豆腐店生意，乃至洋学堂、打官司、抽丁、闹共产、女人败家，无所不谈。然而，闲聊不闲，正是从这“散漫不经的谈话”中，我们不仅触摸到了旧中国乡村社会剧烈变动的脉搏，窥见了乡村的世道人心，也对人各其异的谈话者的个性、神态有了立体的把握。当然，名为“闲聊”，实际上，大家还是围绕着这次开会的议题展开的，这也是作者企图表达的主题。所以，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首先得知了农村破产的状况。大旱之年，籽草无收，客民佃户，有的退佃，有的逃荒，有的不免狗急跳墙。加之洋货向农村倾轧，政局动荡，农村横征暴敛，抽丁拉夫，盗贼四起，官司不断，世风日下，乡村社会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讼师子渔一语道出了农村的破产景象：“这年头，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土地本来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东西，如今却成为谁见了谁怕的“瘟神”，可见破产给农村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用柏堂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一天一天坏，钱是在水里。”步青则托“秋燥”说事，勾勒出了一幅被疾病和死亡阴影笼罩的乡村图画：“这个‘秋燥’，嗨，郎中出生意，药店出生意，棺材店出生意。”在场其他人也都纷纷围绕着农村破产诉苦、发牢骚、举例子。虽然谈话散漫，但好像是人人拿着画笔，你一笔，我一笔，便将破败、衰落的皖南农村景象勾勒出来。然而，这些人本身并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的代言人，而大多是乡村宗法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对农村破产的诉说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和关怀，而是面对此情此景，围绕着一千八百担公粮和义庄，需要这些三老四少拿出一个办法来，以不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表面的谈笑背后，他们实际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在北京上大学的叔鸿就是因为被一件破产抵债的官司绊了腿，才推迟上学时间。但是，由于各自经济、政治地位和利益的差异，他们在相互客套寒暄的背后，又各有所谋。表现在一谈到一千八百担的正题，便意见相左，甚至唇枪舌剑，吵个不休，好不热闹，形成了祠堂里这出戏的高潮。这一千八百担，有的要拿它还债，说借债一定得还；有的要拿它办学堂，说要紧的是教育子弟；有的要拿它办壮丁队，说这种大荒年必定有土匪；有的要“瓜分义庄”，“先分稻，后分田，大家平分。我们先来个共产，哈哈哈”……虽然各人只是自话自说，意见都未被采纳——因为会议一直未开成——但是，我们已经分明从他们的争执中看到处于荒年与乱世中的乡村社会的风雨飘摇，三老四少们内心的紧张、焦虑、恐慌。而互不相让的争执本身，又生动地向我们泄露了乡村宗法社会的另一个秘密：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族权受到极大的威胁。从前，姓宋的走出一个人来，都是像模像样、有貌有礼的。祠堂每月三小祭，每年两大祭。子孙走进来，按辈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长幼有序。老辈子不开口，小辈子哪个敢哼一口气？而今这一切不复存焉，祠堂里相互吵个不休，秽语满天飞，像个放牛场！经济是基础，乡村宗法文化固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一旦维系其命脉的自然经济基础已经动摇，习俗就会受到挑战，“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便是覆水难收。吴组缃在小说中持社会经济的解剖刀，客观冷峻地将此揭示出来，不动声色地给中国虚脱的宗法文化唱了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