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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

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 作者:姜涛 著


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

从代际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叙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1936年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次谈及“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即写一部有关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1]这个宏大的计划甚至有了雏形(“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可惜最终没机会完成。[2]接续鲁迅的思路,后来李泽厚提出,可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人“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3]

无论“四代”,还是“六代”,上面的代际划分都着眼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并非只是依据自然的年龄差异,“辛亥”“五四”“大革命”等一系列称谓,也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行动取向呈现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为情境中的思想和事件所塑造、凝聚。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一话题涉及的层次可能相当复杂,比如:“同一代人”的意识,往往与共同经历的事件相关,而对待同一事件相异的态度及“位置感”,又决定了不同的“代”的感受和认同。[4]再如,代际划分一方面指向历史的线性展开,但不能忽略的是,不同代际群体在同一时代的共同在场及相互关系,也会暗中塑造内在的历史结构。在思想文化剧烈变动的五四时期,“新与老”“长与幼”“师与生”之间的冲突或协作,就是新文化运动基本的展开模式,在相关的著述中,这一点也会经常被谈及。[5]

具体到发生期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三代人的相继“登场”及共同“在场”。1922年,胡适在为少年诗人汪静之《蕙的风》所作序言中,就提出了这种划分:

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

……

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更容易。

……

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6]

三个阶段的衔接,构成了新诗从旧诗中“破茧而出”的解放历程,有关新文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分别,其实也包含在这一论述中:除了“我们”——《新青年》的元老们,“他们”——康白情、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胡适已将五四之后涌现的、比新潮社成员更为年轻的一代,如汪静之这样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纳入到代际的考察中,这恰好对应于鲁迅所言四代知识分子之中的后三代人。

在稳定、静态的社会中,代际之间的交替,会按“新陈代谢”的自然节奏进行,衰老者退阵,新健者入伍,在剧烈的历史变动期,“代”的更迭速率,往往会骤然加快。五四前后,新文学“三代同堂”的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7]当然,“三代人”的关系不是替代性的,前辈与后辈、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指导、提携与合作,但不同的年龄和身份,不同的教养和资源,以及参与历史时机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新的文学运动中的位置并不一致,与文学的关联方式,乃至人格的造型,也迥然相异,新文学自身“场域”的生成与变动,也就发生于这三代人相继的“登场”“退场”或共同的“在场”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以代际为视角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发生,其目的不是要再度勾勒线性的“解放”图像,能否在起点上形成一种内部相对化的视野,呈现“过程”之中交织的不同方法、路径和可能,或许才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先看以《新青年》诸公为代表的“先生一代”。他们大多出生在19世纪的80年代:陈独秀(1879年)、李大钊(1889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高一涵(1885年)、钱玄同(1887年)、沈尹默(1883年)、刘半农(1891年)、胡适(1891年)。除刘半农、胡适的年纪较轻外,几位“元老”均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即便是他们的反对者,如章士钊(1881年)、黄侃(1886年)等,也多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一批19世纪“80后”共同的作品。在知识背景上,这批“80后”都接受过传统的古典教育,有的还获得过“功名”,但同时又是进入新式学堂的一代,不少人曾留学国外。与康有为、章太炎等前辈学人比,这代人在当时虽然没有显赫的学术地位,但也都术业有专攻,甚至是各自领域的权威。[8]新旧兼备、视野开阔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后来的一系列历史变动中,往往能占据优势,得风气之先。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新青年》群体之前,诸位“先生”或多或少都有历史参与的丰富经验,涉及政治、教育、出版等诸多领域。陈万雄就通过考察《新青年》群体的履历,勾勒出五四新文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反清或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五四与辛亥不是两代人,在人物谱系上有着直接的渊源。特殊的历史处境造就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性格,这批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虽然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即便一路革命不息的陈独秀也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一种强烈的国族、伦理关怀,仍贯穿于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在五四之前,他们集体转向文化事业,也与民国“共和”的危机以及一系列政治实践的挫败相关,因而“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9]在这个群体中,对于文艺有精深体知的周氏兄弟,无疑代表了另外一种向度,但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实践,简言之,并未发生于文学与政治的现代分化之中,与政治保持某种互为根底、内在开放的“矛盾的同一”状态,恰恰构成了其文学方式的独特性所在。1918年,兄弟二人加入起先并不看好的《新青年》阵营,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产生的觉悟。[10]

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氏兄弟等《新青年》诸公,构成了缔造新文学的“先生一代”,那么随后加入的“学生一代”,在构成上要相对复杂一些,包含了更多的文化群体。仅在北京一地,除了与《新青年》一脉相承的新潮社之外,类似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新文化团体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国民社、实社、工学社、曙光社、社会实进社等,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其中至少有两个,起到过关键的作用:一个无疑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新潮社,依照傅斯年的说法,《新潮》创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11],最初的白话诗人和小说家,也出现在这个群体之中;另一个则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加入社会实进社后组成的“小单位”,他们曾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后来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上述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12]以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为例,或许可以大致把握新文学发生期“学生一代”的基本形象。

首先,还是从年龄上看,两个群体成员几乎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比“先生一代”刚好晚了十年:傅斯年(1896年),罗家伦(1897年),康白情(1895年),顾颉刚(1893年),江绍原(1898年),汪敬熙(1898年),孙伏园(1894年),李小峰(1897年),郭绍虞(1893年),俞平伯(1900年),郑振铎(1898年),瞿秋白(1899年),耿济之(1899年),瞿世英(1900年),许地山(1893年),王统照(1897年)。其次,这些“90后”们大多出身于新式的学校,早年也曾接受传统教育,但并未像“先生”们那样,持续到成年。五四运动兴起之时,他们恰好在大学就读(新潮社以北大学生为主,《新社会》群体成员则分别来自燕京大学、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俄文专修馆、中国大学),而且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成为一时的学运领袖,自不待言,郑振铎、瞿秋白等也都作为各自学校的代表,有相应的作为和表现。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可能缺乏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广阔的视野,但站在五四这一崭新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开创起点之上,他们同样是幸运的一代人,身上普遍洋溢了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气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代人的心态:

本会同人何为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13]

过去的人物和势力已丧失了可能性,未来属于我辈青年,一种热烈的自我授权的历史意识,就包含在这样的表述中。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傅斯年在总结青年事业的开展方向时,比较了“民国的先烈”一代与“我们青年”这一代责任的不同:“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一代先烈创造“民国”的业绩何等光辉,而这一代“青年”转向社会重造,去“无中生有”在一盘散沙中创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傅斯年认为这事业的分量和难度“恐怕要重无数倍吧”。[14]代际的比较关联着对历史走向的认识,在傅斯年这里,“自我授权”的意识,更为明确地落实在“造社会”这一紧迫而又艰巨的使命上。

在新文学最初的“戏台”上,“先生一代”无疑是活跃的主角,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鼓吹和大胆尝试,充满争议的新文学才有了可能。但不容否认,这些学者、教授、文人乃至政客们的文学生涯,大多有点“敲边鼓”的性质,除了周氏兄弟这样独异的个体,风潮过后,多数人回归了自己的“本业”或“主业”。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就说:对他而言,文学只是一种娱乐,哲学史才是他的职业。[15]在《尝试集》出版后,作为新诗发明人的他,也逐渐淡出了诗坛。与“先生一代”相比,“学生一代”与文学的关系,似乎要更为紧密,五四之后的新文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他们一手确立。舒衡哲曾用“蛇”与“夜猫”的比喻,来概括《新青年》诸公与新潮社学生们的差异,按照她的解释:“先生一代”往往是激烈的传统批判者、怀疑者;在新潮社成员那里,“新”不再是一种价值取向,而已落实为一种确实的可能性。[16]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的专业意识,为新文化运动提供学理的、知识的支撑,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17]仅就文学方面而言,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撰写的文学论文,较之师长辈的宣言或檄文,就有了更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扩张开来看,这也反映了“学生一代”与前代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社会位置方面的基本差异,诚如有论者所概括的: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18]

虽然,日后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但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人的文化形象,与后来的“文学青年”们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简言之,在他们那里,文学活动本身尚不能单独成立,对文学的关注勾连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构图。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傅斯年就特别提出:“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源于不是根本改革。”所谓“根本改革”,即应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而“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19]在“根本改革”的总体视野中理解新文学的展开向度,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典型的五四逻辑。在现实中,新潮社主将们也大多具有较强的行动、跨界能力,他们的身影往往活跃于文学、思想、学术、政治等多个领域。在这个群体中,由于家世及性格的影响,对于所谓文学的“本体”,俞平伯似乎有较多的用心,这也使他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与“独在”。[20]在友人的眼中,恰恰是过于浓郁的文人积习,才导致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一度逃避。[21]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王统照等,在五四时期聚集成一个团体,同样表现出对文艺的偏爱,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很早就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关注的重心仍是“社会问题”,他们创办的《新社会》杂志,也以社会学的译介、讨论为中心,以至当时已专心致力于文学的王统照,和俞平伯相仿,也似乎成了该群体中另类的一员。[22]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郑振铎等人将文学当作一种严肃的“工作”来推进,更多以编辑、翻译家、批评家的身份介入这项事业,其自觉的“工作者”形象,与一般的浪漫文艺家们也迥然不同。[23]

或许可以说,对于五四时期的“先生”与“学生”们来说,“文学”作为伦理、思想变革的工具,其价值已充分凸显,但它尚未从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有机整体中分离出来,尚未落实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场域”、一个有中心和边界的“文坛”。这并非只是历史的一种“过渡”现象,而在根本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战略有关,通过文化、思想、伦理的变革,来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奠定基础,这本身就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政治逻辑,不同“场域”之间的有机联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逻辑之中。

191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选派五四运动中的几位学生领袖出洋留学,后称“五大臣出洋”,象征了五四运动落潮之后,新一代精英借助“运动”中聚积的资源,开始进一步展开各自的理念。为了不使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选择学术上的发展,就是新潮社的基本取向,大部分成员在短时间内都留学国外。[24]“主角”虽然散了,但新文学的“舞台”并没有就此空下来,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左右,“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如尼罗河的泛滥”。[25]这些小社团、小刊物,聚集了当时新文学最主要的追随者,即“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年龄、位置、身份以及境遇上,与五四时期的人物也有了显著的差别。考虑到五四之后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青年,一些当时活跃在北京的青年作者,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26]

并非巧合的是,上述青年作者大部分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比起傅斯年、郑振铎等人,又刚好晚出生了十年,属于鲁迅曾说起的“虽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的一代。[27]五四运动发生时,他们因年龄尚小或远离现场,多数没有参与这场运动,更多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五四的冲击力[28],即使有所参与,甚至担当主力,但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地方性环境中。1920年代初,当他们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五四运动已经落潮,他们也错过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机,只能在运动的“余波”中展开自身的可能性。[29]从知识结构上看,无论《新青年》的“先生一代”,还是新潮社的“学生一代”,基本属于精英性的知识阶层,在不同领域各有学问根底;相较之下,这些新文坛上的后来者们,则明显处于劣势,除少部分就读于正牌大学,更多人出身于边缘的二、三流学校,或只是身份模糊的旁听者、自学者。随着新兴出版事业的繁荣,诸多报纸、副刊、杂志以及最新的出版物,成为其中不少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沈从文就曾老实坦白,自己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30]。对于青年作者知识匮乏、修养欠缺的讥讽,不仅出自立场保守的人士,即使在新文化群体的内部,也往往屡见不鲜。[31]

简言之,五四后新文坛上出现的更新一代,主要由一批自由流动的中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纷纷离开故土,来到城市之中,或求学,或旁听,或追求朦胧的人生理想。由于社会位置相对边缘,他们也主要是作为追随者、模仿者,加入到了正在形成的文化秩序当中。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一直处于无名状态,注定要被淹没成文学史模糊的背景,但正是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作为伦理革命、思想革命之延伸的新文学,才有可能从一系列激进的理念和形式,落实为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与生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只构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当作新文学真正的历史主体来看待。如果要寻找一个群体命名的话,“文学青年”大概是最合适的称谓。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记忆中,说起“文学青年”这个形象,总会带来一系列特殊的联想,对应于种种敏感、夸张、不求甚解又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但这个群体的文化及政治潜能,却一次次被历史证实,“文学青年”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一个特定的人格谱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会天然地亲近于文学,但作为一个群体,“文学青年”的生成却并非如此自明、纯属“天然”,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件,诸如新式教育的扩张、都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印刷资本的发展、各种社会场域的分化,以及现代文学观念与自我观念的兴起,都可能作用其间。在新文学发生自身的线索中,“文学青年”的出现,更可以看作是一个“后五四”现象,他们与上一代人在文学关联方式以及人格形象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如果说五四时期,在社会改造、思想改造的总体构图中,文学实践与其他领域的实践保持了“泛政治”的有机联动,那么,当新一代“文学青年”登上文坛,他们面对的似乎是一种正在分化的现实,“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有机整体中独立出来,实体化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具体的文类实践,同时又依托社团、期刊、读者、批评,落实为一个特定的“新文坛”。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纯文学社团的创建,当然为这个初立的文学“场域”提供了坐标系,不少由“文学青年”们随后发起的小社团,在成立之初,也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身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32]。类似明确的专业定位,在五四时期遍布各地的小组织、小团体中,其实很少出现。[33]

其次,当新文学落实为一个“新文坛”,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它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行业”,不仅召唤出自己的读者,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让那些背井离乡、缺乏必要文化资本的边缘青年,有了一种新的社会参与可能、一种自我安顿的文化空间。影响所及,与前辈们对公共世界的劲健参与不同,“文学”在这一代“文学青年”这里,似乎更多成为一项私人性的“志业”,更多与个体的情感、生存、欲求问题相关。由此看来,新文学发生期“代际”的转换,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空间分化的过程,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浮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青年群体参与文学生活的动机悄然转变,其人格形象的生成也显现出不同的逻辑。

讨论创造社作家与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关系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将鲁迅与创造社成员这两代留日作家的差别,对应于近代日本知识青年类型中“政治青年”与“文学青年”的区分。所谓“政治青年”是指“从动乱的明治初年,经过自由民权运动,到20年代民族主义时代里,形成的Moral Backbone(道义上的骨干)的青年(‘政治青年’=‘明治青年’)”;所谓“文学青年”,则是指从明治到大正年间,受到文化主义思潮及都市化影响的一代。这两种青年类型所具有的“应当解放出来的自我的性格”,有着鲜明的差异:前者的“自我觉醒,同时是和国家的独立的意识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后者所主张的“我”,则是“脱出或逃避支配(统治)体制下存在的‘我’”,“从国家意志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放弃了政治志向,在政治世界之外发现了‘自我’”。与此相关,两类青年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实学”与“文学”的关系等方面,都显现出不同的态度,在人格形象上也有“意志的生产型”与“感性的消费型”之别。[34]

“政治青年”与“文学青年”的区分,对应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情境,不能作为普遍的叙事,但对新文学发生期的三代人而言,类似的形象区分,也可构成某种参照。具体而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通过自我改造来实现民族改造、社会改造的目的,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课题,无论梁启超的“新民”方案,还是五四时期对“新青年”“新人”的召唤,都呈现于同一思想线索中。[35]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在当时各种青年小组织中,成员之间的道德砥砺和人格锤炼,就是一种普遍的风气。流风所及,包括新潮社、《新社会》群体成员在内的一代青年,在人格类型上,也大多具有一种生产性、实践性取向,相对于国家、社会等重大的公共问题,个人的职业、情感、出路,似乎尚不为这一批青年精英太多关注。[36]这代青年的自我授权意识,或许过于夸张,对于自身能力及道德状况的理解,或许也过于自信,日后甚至有异化、空洞化的危险,但在当时毕竟有所依托、有所凭据,对社会运动的真实参与、对时代思想的热烈回应,赋予了其人格生成一种动态的、充实的内涵。

然而,对于后来的“文学青年”来说,当他们通过阅读、旁听、投稿、组织社团,参加到新兴的文学“场域”中来,人格生成的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个人的发现”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37],从传统、地方、家庭等限制性环境中解放出来,“脱域”的自我似乎拥有了全新的可能,以内在真纯的道德力量,去批判社会的腐朽、僵化,也为新文学带来最初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现实的动荡、产业的落后以及新兴文化生活的内在区隔,又时刻阻断了可能性的实现,大量被“发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而要饱尝失学、苦学、失业之苦,无法自我安顿,成为被现代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余者”。与周遭社会环境的疏离感、创伤感,恰好成为文学意识生成的温床;[38]新文学创作、批评及翻译所提供的一整套表述模式、一整套与世界的关联模式,又反过来不断催生了感伤“个人”的形成。诸多苦闷焦灼又卓尔不群的文学形象,由此泛滥于1920年代初的文学生活中。在追叙胡也频生平之时,对于1920年代北京“文学青年”们的生活及意识状态,丁玲就有如下描述:

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外国作品来了;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剪下来,贴在墙上。……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和艺术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39]

在这段描述中,“文学青年”们的阅读、生活与自我想象,沾染了时髦的消费气息,造作之中又不乏动机的真挚。国内外经典作家的名号与形象、新兴的生活方式和情调,以及新潮出版物提供的各类二手知识,都暗中左右了自我的认同,将年轻人的头脑引向某种“不在地”的符号关系之中。换言之,“个人的发现”其实与一整套抽象系统、符号系统相关,并不一定带来主体的充盈,在一个泛滥的文学“场域”中,恰恰容易导向一种依附的、不稳定的甚至内在空洞的造型。有关“文学青年”形象的争议,也一再成为当时言论的焦点。

扩展来看,“不稳定的造型”不仅表现为“文学青年”主体生成的危机,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新文学“志业”本身的自足性,也不断遭遇挑战。上文反复提及,五四之后,新文学作为一个“场域”,已从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构图中分离出来,但这个“场域”却并非能够“游离”或“独在”。文学运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实际运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需要不断阐释、充满争议的问题。1923年,共产党人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一文中,就不无忧虑地写到:

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最后连长诗也不愿做,只愿做短诗。今日办一个弥洒,明天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天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几乎把全中国的青年界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40]

在国民革命即将兴起的背景中,邓中夏的意图无非是号召青年从虚幻的文学世界中走出,加入到正在高涨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中来。实际上,在革命动员的需要之外,在新文学日渐繁盛的同时,针对文学运动的批评也不断激增。这不仅表明社会氛围的整体激进,同时也暗示了五四时期社会有机关联的进一步瓦解:文学的“场域”不仅是独立的,而且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学术等其他社会“场域”形成了竞争、排斥的关系。这种不同“场域”、不同“志业”的相互外化与冲突,在五四一代青年那里,其实还没有特别展开。

文学“志业”如何回应上述争议?如何在激变的语境中重塑自身的位置?在新文学“场域”的形成中,允诺了创造性自我的文学“志业”,如何避免可能的异化,不断提供清新、饱满的伦理感受?“文学青年”如何打破有形与无形的束缚,寻求一种更为充沛、有效的自我安顿?要讨论1920年代新文学的走向及困境,上述追问无疑构成了基本的思考框架。因此,就新文学的整体进程而言,“文学青年”的出现,似乎具有了发生学的意味,这个群体的能量及需求,势必深刻影响新文学——这一文化“创制”在五四之后的总体气质,带来了其全新的活力,也决定了其内在的限制。

诚然,有关新文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划分与描述,类似于某种历史抽象后的“理想类型”、某种审视五四前后“文学”位置转移的视角,不同的群体因位置、背景、机缘的差异,而取得了不同的人格类型与时代姿态,不能机械地将这种划分,等同于文坛上相关群体的交替登场。不仅同一“代”中交织了迥异的因素,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叉、渗透乃至位移也十分常见。[41]比如在《新青年》阵营中,生于1891年的胡适与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同样属兔,年龄却相差12岁,加之留美的学术背景迥异于他人,胡适按理应该属于另一代人,但由于参与历史的特定机缘,他又仍然当之无愧地可以被认作是“导师一代”。同样,作为新文学最初的实践者,创造社的元老们与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一样,大多出生于19世纪的90年代:郭沫若(1892年)、郁达夫(1896年)、成仿吾(1897年)、田汉(1898年)。文学革命发生时,由于远在日本,这个团体的主要分子“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42]。他们的文学方式以及“感性的消费型”人格形象,与上文谈及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其实存在了相当的隔膜。作为穷愁青年的代言人和文坛成功的样本,他们反倒是在新文学的第三代人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反响。[43]

另外,将“文学青年”看作是一种后五四现象,看作是五四之后社会“场域”分化的结果,这一假设也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青年”的讨论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只能停留在文学社会学考察的层面。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战略之一,就是召唤出一代新的历史主体——“新青年”,作为思想变革、社会改造的主力,五四前后“青年”对“文学”的参与,因而也有着更为开阔、纵深的思想背景。众所周知,与辛亥以来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政治构图相比,五四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各个阶层、党派、组织,在一种超越社会壁垒的“共同感受”中,形成了一次短暂的“大联合”。其中最为活跃、也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登上了舞台,并显示了强劲的历史推动力。“或因自己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44]他与一班友人对“新青年”的鼓吹与想象,所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新型文化政治的理解,即“希望的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洗刷这几千年的瑕秽之青年身上”[45]。与此相对照,另外一些思想、政治群体,却因始终将希望借助“既成的势力”,以致错过了主导时代思潮的机遇。

事实证明,这个新兴的群体也势必代替传统的精英阶层、士绅阶层,逐渐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1923年,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中,瞿秋白曾将这种“主体”的转移,描述为“两军的交战”:

中国式的环境里,那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现在不由得他不成为社会赘疣——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智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智识阶级。新的智识阶级中之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和旧的智识阶级中之官僚一样,——一是民治派的健将,一是专制派的镖师。[46]

在瞿秋白的描述中,所谓“新的智识阶级”指向了一个广泛的阵线,但以青年学生和职员为代表的中小知识分子,在新的经济文化的机体里,确实构成了“膨胀发展”的活力之源,“文学青年”的群体,也恰恰是附属于这个阵线。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青年”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或社会学的划定,对应学生、职员、小知识分子这样特定的群体,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取得青年之资格也”[47]。“青年”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概念”,借助对这个“概念”的不断伸张和阐释,一代能够开创出历史可能性的崭新主体,才由此得到了召唤。与此相伴随的是,五四时期青年界出现的一些特定的“实践”方式,如思想的讨论、“学运”的鼓动、小团体的组织、“新生活”的实验等,都起到了具体的主体塑造功能。在1920年代初,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各种政治派别也开始在青年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由此便有了所谓“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转变,对“青年”的召唤,又有了新的政治动员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中,作为一种特定的“教化”方式,“新文学”对“青年”的影响——如何提供一种身心的安排及历史位置的确立,以及“文学青年”的形象及争议,便不单纯局限于文学的内部,要把握这一问题的经纬,无疑应在文学、思想、政治等多重维度之间,建立起某种错综的视野。

以上述问题为起点,本书大致的研究思路也隐约显现:从五四到国民革命的兴起,这是新文学从发生到成立的阶段,也是一代“文学青年”登场及分化的阶段,更是诸种社会思潮剧烈激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本研究选择了若干人物、现象、群体、事件,以个案的方式展开,考察“新文学”如何作用于“新青年”,“新青年”如何通过文学介入历史,以及这一过程又伴随了何种困境,呈现了何种可能。具体而言,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中的文学‘志业’观念”,聚焦于郑振铎、叶圣陶等文学研究会的创立者们,重新梳理了他们五四前后的社会实践与文学活动,在新文化运动“修正”及社会改造思潮的背景中,探问将文学当作一种“终身之志业”的态度,在当时具有怎样的社会历史及伦理内涵。

第二章“新诗‘装置’内外——早期白话诗的政治与美学”,选取新文学的“急先锋”——新诗为研究对象,以“《星期评论》之群”和周作人的写作为例,力图把握在“文学场”混杂于“政治场”、标准的新诗“装置”尚未生成的条件下,早期白话诗在写作、传播、阅读方面的特殊性。从某种“后设”的文学标准看,早期白话诗或许有“非诗”之嫌,但对现代诗之“装置”的溢出,恰恰显示了早期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发生机制,其特定的文化及政治功能也就暗含其中。

如果说第一、第二章讨论的分别是新文学发生期的“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关注了五四“泛政治”语境中这两代人独特的文学方式,那么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分化中,作为“第三代”登场的“文学青年”群体,则是后面五章论述的重点。第三章“从绿波社到无须社:‘文学青年’聚合、位置及人格造型”,尝试从“文学生态”的角度,考察1920年代初蓬勃滋生的文学小社团。具体而言,本章选择当时北京文坛上若干活跃的小团体(包括绿波社、曦社、星星社、无须社等),通过史料的爬梳,勾勒了它们彼此之间的聚合、流变关系,呈现一个北方“文学青年”群落的生成轨迹与文坛位置;同时,还以这个群落中的线索性人物于赓虞为例,在代际的比较中,分析了五四之后一个标准“文学青年”自我养成的内在轨迹。

第四章“公寓内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将1920年代初的沈从文当作“文学青年”的另一个典型,重新讨论了他从湘西到北京、从会馆到公寓的空间转移,结合具体作品的细读,挖掘出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经验结构,借此凸显在一代“文学青年”身份追寻过程中,社会流动方式的转变、都市文化空间的重构、人际网络的更替、边缘的社会位置等因素的复杂作用。

第五章“‘室内的作者’与19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从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谈起,探讨了1920年代文学中一个常见形象——“室内的作者”(他幽闭于室内,硬写而不能),认为该形象之所以遍布于当时的作品,与“文学青年”群体中文学生活的消费化以及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封闭性相关,而如何打破室内的“幽闭”,化解上述危机,就构成了新文学重构自身位置的内在动力。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章又以陈毅、丁玲、沈从文三位作者为例,展示了青年界中文学生活的分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文学变貌及身份。

第六章“‘教训’与‘反教训’——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以《世界日报·副刊》上爆发的一场“老实说了吧”的论战为切入点,将1920年代文坛上“导师”与“青年”之间的频繁论争,当作某种结构性社会冲突的表现,并以胡适及《语丝》群体为例,分析了在“导师”对“青年”的指导、教训背后,隐含了对新文化运动走向怎样不同的构想。同时,这一章也考察了“青年”对“导师”的攻击与“反教训”,从中把握“文学青年”与新兴文化体制的关系以及新一轮“思想革命”的内在困境。

第七章“革命动员中的文学、知识和青年”,从《中国青年》杂志在1920年代发起的一场文学“批判”说起,这场批判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常被看作是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先声,但误读也在其中。本章在国共合作及青年动员的整体背景中,辨析了这场文学批判的特定指向,并从五四激进思潮的分化、知识有效性尺度的重建、青年个体处境的关注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规划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革命动员话语对五四新文学话语的克服,由此透视1920年代中期众多“文学青年”投身革命的历史逻辑,以及不同“志业”剧烈分化所隐含的危机。

这些个案的指向各有不同,有的涉及五四时期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有的聚焦新兴的都市空间中青年的处境与位置,有的讨论特定的文学主题及模式,有的则着眼于“文学青年”群体引发的争议,它们相互衔接在一起,似乎不能构成某种完整的历史叙述,但新文学“场域”的生成与变动,三代人不同的处境及“志业”感受,以及社会思潮的起落之间的动态关联,始终是一条潜在的主线。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转型,一直伴随着学科空间的不断扩容。扩容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价值前提的不断开放,新旧打通、雅俗互动,所谓开放、多元的文学史观,似乎已成为时下某种“学术正确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重返“历史现场”的要求,又构成重要的方法论支撑,突破单一的文学视野,在原始史料重新开掘的基础上,将现代文学放置在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多重关联中去考察,也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式。作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前景,一种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构想,不仅呼之欲出,而且已落到了实处。[48]由于“文学青年”这个对象本身的特殊性,也由于五四新文学强烈的文化政治属性,本书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于这种氛围和潮流之中,在作品细读、观念梳理之外,不仅关注五四前后社会思潮的变动、新型政党政治的兴起,也要考察代际的更替、都市空间的分布、社会流动方式的转变、新型人际网络的形成等方面。

“大文学史”构想的提出与实施,表明原有学科轨范的打破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逐渐从一门审美性的历史学科,转变为一门综合性的历史文化学科。在这一新的学科框架下,无论开疆扩土,还是精耕细作,后来的研究者都显然可以大有作为。然而,在满足学科自身展开和知识积累的需要之外,要想保持某种研究中的内在紧张感,保持一种对历史认识再问题化的能力和意愿,怎么理解“返回”“打通”一类方法,可能十分关键。如果“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像增添更多的细节或“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可能恰恰会被暗中抹擦。能否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发,去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去锻造一种在情境中提出问题的能力,去把握历史理解中价值思考的契机,应该是“返回”的本意所在。与此相关的是,打通学科界限的努力,也并不必然表现为平面式的拓展,将社会、政治、教育、城市等关联领域,再度实体化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开启一轮又一轮新的学术殖民。如何在扩张与联动、返回与打通的辩证中,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构建一种既保持整体又执着于内在具体性的分析视野,挖掘文学现象、观念背后更为内在、纵深的历史脉络,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运动、群体位置、文学场域的动态关联中,去把握新文学的生成线索及内在困境,本书试图完成的工作,或许包含了对上述方法并不十分成功的尝试。

[1] 冯雪峰:《回忆鲁迅》,《冯雪峰忆鲁迅》,第10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按照王瑶的说法,这个题材在鲁迅的作品中已有表现,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形象,可以看作“章太炎先生一代”的代表;鲁迅自己以及《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则属于“第二代”知识分子;《伤逝》中的涓生和《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应该属于所谓“第三代”。参见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第16—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可以参照的是,许纪霖也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对于“代际”问题的理论辨析,参见卡尔·曼海姆:《代问题》,《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第65—11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舒衡哲有关《新青年》群体(“先生一代”)与新潮社群体(“学生一代”)关系的讨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参阅微拉·施瓦支(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第67—11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6] 胡适:《<蕙的风>序》,《胡适文存二集》第4卷,第29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7] 1932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中,就曾引述陈衡哲的说法,感叹新文学的开创者们已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8] 在文学革命的发端时期,钱玄同等一批“章门弟子”的加入,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17年初,陈独秀收到钱玄同支持新文学的书信后,颇为激动地回应:“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独秀:《复钱玄同》,《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9]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0] 周作人后来谈到这段往事时曾说:“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其次是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钱玄同的诨名)的劝架,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第383—38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傅斯年与鲁迅的通信,《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12] 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第1—1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13]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原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1919年5月1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卷,第229—2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14] 孟真:《青年的两件事业——孟真寄自伦敦》,1920年7月3—5日《晨报》。

[15]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第3卷,第95—9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16] 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第86—91页。

[17] 罗家伦在五四一周年之际高调宣称:“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五四纪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18] 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3页。在这段话中,所谓五四一代,对应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五四时期的“先生一代”,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一代”。

[19]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

[20]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是俞平伯1925年3月所写的一篇论文。所谓“游离”与“独在”,是就文学创作中的“心”“物”之间的角逐、追捕关系而言的:“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了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参见俞平伯:《杂拌儿》,第12页,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21] 1920年初,俞平伯与傅斯年一同赴英留学,但在伦敦仅住了十多天,他就旋即决定回国,傅斯年一路从伦敦追到法国马赛,但未能劝阻。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激烈地批评:“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2] 瞿世英曾说:“彼时大家都喜欢研究社会问题,但是剑三却已经专致力于文学了。所以可以说我们朋友中最先和文学订交的便是剑三。”(瞿世英:《<春雨之夜>序》,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第17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瞿秋白是另外一个例子,按照王统照的说法,那时“他虽然对于旧文学早有素养,对于新文艺有努力推动的热情,可是他更热心于整个社会的改革事业”。参见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王统照文集》第6卷,第2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 在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当中,不少人其实在文学创作上并无建树,他们是作为编辑家、翻译家、批评家介入到文学领域当中。譬如耿济之,依照好友王统照的说法:“他一生‘弄’笔墨时候并不算少,但未曾有过任何种‘创作’,即连一首小诗,一则评论的笔记等也似未有遗留。”参见王统照:《追怀济之》,《王统照文集》第6卷,第113页。

[24] 1922年12月27日,新潮社在京同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新潮社的最近》一文,专门提到:“本社社员四十余人,几乎有三十余人是在国外的。”

[25]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8页,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

[26] 以下表格中信息,取自相关作家的传记资料,不再一一注明。

[27]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8] 沈从文在1948年谈及自己和五四的关系时,这样写道:“虽然不及随同大群学生队伍参加游行烧打,却有机会看到许多因纪念五四的学生大活动,以及相熟许多‘五四’人。”参见沈从文:《五四和五四人》,《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0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9] 蹇先艾曾回忆:“民国八年十二月底我才到北平,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我的年龄当时还小;但是那伟大的运动的余波,却使我心里受了不小的震荡。”(蹇先艾:《我们怎样纪念“五·四”》,《蹇先艾文集》第3卷,第22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919年底,蹇先艾离开老家贵州,来到北京求学,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开始与同学组织文学小社团“曦社”,他的经历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颇为典型。

[30] 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17页。

[31] 张奚若1925年10月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著名的《副刊殃》一文,痛斥“副刊”对于文化环境的败坏以及对青年的毒害。鲁迅也曾讥讽高长虹:“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无所有。”《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3页。

[32] 北京的明天社在成立时就公开宣称:“明天社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他出版的《明天》是专研究文学的刊物。”(1922年6月19日《民国日报·觉悟》)天津的绿波社在成立之时,也明确表示要“以共同研究文学为宗旨”(《绿波社简章》,1923年3月7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

[33] 比如,北京高师的“同言社”表面上是一个练习演讲的社团,但社团实际的宗旨还是“为了搞‘救亡’运动”,“演讲”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因为“在当时,学校里除了同乡会的组织外,任何组织都没有,也不允许有……因为我们既是师范生,将来要做教师,就有联系演讲的必要。这当然可以算得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参见刘熏宇:《忆工学会》,《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第37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34] 具体讨论参见伊藤虎丸:《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等译,第181—2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5] 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171—20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2007年。

[36] 毛泽东在回忆学生时代周边的朋友们时就说:“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说爱情和‘浪漫史’,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逼切了,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参见斯诺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刘统编注,第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37]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5页,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

[38] 李欧梵:《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50—25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39]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第65—6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40] 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1日。

[41] 依照曼海姆的定义,“代”的问题十分复杂,比如:“经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现实代;而同一现实代中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经验,因此构成了不同的代单位。”参见卡尔·曼海姆:《代问题》,《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第9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2]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卷,第2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43] 郑伯奇就曾指出:“五四运动势不能不变成一幕悲剧。当时所标榜的种种改革社会的纲领到处都是碰壁。青年的智识分子不出于绝望逃避,便得反抗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是启蒙文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创造社几个作家的作品和行动正适合这些青年的要求。创造社所以能够获得多数的拥护者也是这个原故。”参见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第12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44] 罗志田:《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

[45]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24号,1932年10月。

[46]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原载1923年1月31日《向导》第18期;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47]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

[48] 钱理群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一个“四十年代大文学史”的写作计划,所谓“大文学史”,即“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文学史”(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2013年5月,由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皇皇三大卷的文学史,可以看作是“大学史构想”的一次具体实现。在全书总序中,钱理群对“大文学史”的观念和眼光有如下概括:“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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