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1985）

“文化危机”是现代的一种普遍现象，从西方到东方都可以看到。一般研究文化现象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古典文化和价值系统经不起现代力量的推排、侵蚀，逐渐地解体了。而另一方面，一个可以代替古典传统的新文化却并没有出现，至少我们一般所说的现代新文化并未能取得和古典文化并驾齐驱的地位。无论是文学、艺术、思想、戏剧、音乐还是建筑，现代的表现似乎都缺乏持久性，往往像一阵狂风骤雨，其兴也暴，其去也疾，很少能达到“经典”的地位。也许这正是现代新文化的特色，反映了工商业社会的性格。

但问题尚不止此，更严重的是，严肃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音乐家、戏剧家、建筑家等，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地不受尊重，甚至还受到摧残。以当前的世界来说，在极权统治下的社会中，文化工作者没有创作和表现的自由自不必说，即使在所谓“自由”的社会中，他们不但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基本的保障，在精神上也得不到应有的尊崇。以传统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照，文化工作者显然已从中心退居边缘的地位了。这当然是就文化工作者的一般情况来说的，至于少数成为“文化明星”的时代宠儿，当然不能包括在内。但少数的例外不足以否定上面所描写的一般现象。

造成“文化危机”的所谓“现代化的力量”，事实上便是工商业社会的兴起，特别是商业化的趋向。西方古典文化遭受的摧残，依照雅伦德女士（Hannah Arendt）的分析，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19世纪的庸俗商业社会把一切文化成品贬化成“交换价值”；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消费大众社会的出现，文化危机在这一阶段才发展到最高峰，一切文化成品现在都变成了消费物品。

文化成品之所以沦落为消费物品，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消费功能——娱乐。消费大众社会的“文化取向”正是以娱乐为主。如果只是把古代经典作品如绘画之类以廉价方式加以复制，使消费大众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古典文化，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为娱乐的对象，搬上银幕，以迎合消费大众的低级趣味，那便是摧残文化而不是普及文化了。但是现代文化的危机则正潜伏在这里。文化成品的特征即在其具有持久性，而消费物品的特性则恰恰相反，即一面制造，一面消费，是永远保存不了的。

上面所说是现代社会的一般情况，主要以西方的文化危机为主。中国的文化危机则远比西方严重。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礼乐教化早已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齿冷不必去说，即使琴、棋、书、画这一类艺术修养也被看作“旧式士大夫”的清闲活动而被嗤之以鼻。以戏剧而言，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没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两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赏”的京剧，现在也已少有问津者了。

我对台湾的文化状况了解得很有限，不敢乱说，但以我浮光掠影的印象，觉得台湾社会基本上也走上了以娱乐为主要文化取向的道路。各大报刊为了争取销路，往往特别重视“娱乐版”。影星、歌星所受到的重视远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之上。我绝无轻视影星、歌星的传统偏见。严肃的电影工作者、歌唱家、舞蹈家同样是艺术工作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家、工业家、学者、诗人等毫无二致。但熟悉台湾报刊“娱乐版”的人应该更清楚这些关于影星、歌星的报道究竟有多少是和“艺术”有关的。

我曾一再说过，文化发展是全社会的事，绝不能由政府单独负责，只有极权国家的文化才是完全在政治的操纵之下。所以政府、工商界、影剧界、出版界、新闻界、文学界、艺术界等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必须以消费功能来看待文化呢？是不是除了娱乐之外便不需要别的精神生活呢？即使我们必须重视娱乐，是不是娱乐的境界也可以提升到声色犬马、大吃大喝以上呢？

日本也已走上了消费大众社会之路，但是，传统的艺术修养还多少保留了一些。禅道、书道、茶道、棋道、花道等依然存在，也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视，这些“道”其实都是唐宋以来从中国传过去的。现在台湾也有这些文化活动吗？至少从大众传播上，我不大看得到这些活动。以我比较熟悉的“棋道”而言，除了林海峰“为国争光”时看得到一些轰轰烈烈的报道外，围棋的动向报纸上是不大刊登的。报道林海峰的成就依然是从“功能”的观点出发：他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为中国人争取了荣誉。这仍然不表示对“棋道”本身有任何尊重的意味。以我所知，台湾的“棋道”不但比不上日本和韩国，也远远落在中国大陆之后。台湾唯一的《围棋》刊物从来不敢刊登一篇大陆棋手的棋谱，台湾的棋士怎么会进步呢？（按：这篇文字是1985年4月写的，1987年起，大陆棋谱已出现在台湾《围棋》上了。）“棋道”和一切文化活动一样，是超越政治的，完全从实际功能的观点出发，绝无“道”可言。

以经济体系言，香港和台湾同属于自由竞争的（或“资本主义”的）形态，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但以文化面貌言，则两者相去甚远。由于一百多年来，英国人一直刻意地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典型的殖民社会，所以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英国本土是欧洲文化最深厚的中心之一，但是英国人却最怕殖民地的土著有独立的、批判的思想能力。所以在文化领域内，香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向只提倡“国粹”。鲁迅在1927年所写《略谈香港》一文（见《而已集》）的确抓住了香港“文化政策”（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的精神。鲁迅所记当时港督金文泰关于在港大设“华文系”的演说词（即所谓《金制军演说词》）尤其是研究香港“文化史”的一篇重要文献。那时的香港政府只希望用“国粹”来笼络一些上层“太史”、“爵绅”，以收殖民统治之效。这种“政策”事实上一直延续到50以至60年代。香港学术文化界开始活跃，一般大学生、中学生对文化、思想渐渐发生兴趣，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70年代初期唐君毅先生说过，他以前虽住在香港，但和香港社会却是“互不存在”。这句话当时曾受到左派青年的激烈批判，但事实确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对文化、思想、学术、艺术等有真正兴趣的人仍然是和香港社会脱节的，可以说是“孤岛上的孤岛”。台北的学术文化讲演动辄可以吸引两三千听众，这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我从前在新亚书院时，每次请外来学者讲演（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约瑟在内），总要担心有没有人来听。1973年秋天，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路过香港。他告诉我说，他联络不到任何同行，因此在飞机场上只有裁缝代表来欢迎他，要他订制几套西服。这种小故事十足地说明了香港社会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如果帕森斯去台北，那是一定会轰动整个学术文化界的。最近十年来香港在这一方面有没有改进，我不太清楚。但纵有进步，我想也有限得很。

香港也谈不上有真正的民间文化。整个地看，大约“声色犬马”四字足以尽其“文化”的特色。“上层”人士最欣赏的大概是“跑马文化”，所以沙田新建的跑马场具有象征意义。跑马文化当然也可以“雅俗共赏”，不过上层人士似乎对此更有偏爱。至于一般社会大众则流转在黄色的潮流之中，身不由己。据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报道，1984年香港的各类刊物的销数普遍下降，独有所谓《马经》和《三字经》者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对于这种情形，已经用不上“文化危机”这个名词了。根本没有“文化”，哪有“危机”可言？这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之前的麻醉而已。西方社会当然也有黄色泛滥的情况，但那只限于少数心理变态的人的精神寄托之地，西方文化的主流（包括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仍然屹立未倒。

香港大多数的中国人勤奋上进，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奇迹，这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他们何以眼看着这个社会在精神上如此堕落而竟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个颇难索解的现象。我已说过，这种畸形的文化状态，其最初的根源乃在英国人的殖民政策。但是今天的香港已是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体制了。如果沉默的大多数有文化的自觉，他们是有能力扭转局面，创造一个融合中西之长的新文化的。到今天为止，香港所享有的“自由”是任何其他地区的中国人社会所望尘莫及的。但是在文化的层次上，这种自由似乎负面的意义远大于正面的意义。

十二年以后，香港即将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巨变。如果香港人珍惜自己目前享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在文化创造上表现自由的潜力。难道香港人真相信可以恃《马经》和《三字经》为“文化长城”以及“在商言商”这种近视的功利观念便能保证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不变”吗？“《马经》文化”和“《三字经》文化”将来不但不能不变，而且也不应该不变。所以如何提升精神生活的“品位”或“趣味”，展开一个自发而普遍的文化清整（purification）运动，是当前香港最急迫的一项任务。在我看来，这是比政体如何改组、经济社会体制如何维持等技术工作远为重要也远为基本的最大问题。在未来十年中，香港是有客观条件和精神资源来发动并完成这一文化运动的。但沉默的大多数的文化自觉无疑是运动的起点。时间不多了，我希望香港社会可以运用一切大众传播工具来进行这一运动。

中国大陆的文化问题和台湾、香港这两个地区完全不同。大陆上以前并没有因商业化而来的“低级趣味”的问题（按：近两三年来，大陆不幸也已出现了“低级趣味”。——1988年8月补注）。但是三十多年来，由于政治泛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一直是受着严重的压制的。更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下，文化被看成社会经济形态的附生现象（epiphenomenon），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实质，只剩下一点“形式”的意义而已（即所谓“民族形式”），所以，从“趣味”（taste）的角度观察，大陆在过去30年间根本不发生文化趣味是“高级”或“低级”的问题，而是“味在咸酸之外”，即只有“政治趣味”，而整个地没有“文化趣味”。

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几年来似乎已有所改变。我最近收到大陆学者寄来一本《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期，是复旦大学出版的（1984年3月）。这是大陆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对“文化”和“文化史”的相对独立意义予以公开的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喜的新发展。尽管其中有些作者仍不脱政治八股（这一点自不能深责），但也有几篇很有独立见解的文字，如张岱年先生的《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是一例。张先生从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大范畴来讨论中国文化，他有不少看法和我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是不谋而合或至少可以互相沟通的。从这本《集刊》中我们知道，大陆的史学家正在计划编写一部大规模的中国文化史。这更表示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的肯定。

但是大陆的学术界毕竟和“文化”、“文化史”这个学术领域隔绝得太久了。《集刊》作者所理解和征引的关于“文化”的种种概念在西方早已过时了。其中最新的是一篇评论斯诺（C. P. Snow）关于两个文化的争论，但作者对这一争论在西方文化中的源流似不甚了了（例如这一争论早在1882年便在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与赫胥黎［T. H. Huxley］之间展开了）。讨论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而不上溯至维柯（G. Vico）与狄尔泰（W. Dilthey），就尤其无从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至于最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界关于“文化”问题的无数新研究，大陆学术界一时自然还不能广泛地接触到，但这是认真研究文化和文化史的人所必须补上的一课。

以最近西方的史学趋向来说，斯诺的“两个文化”并不是研究的重点所在。英、法、美三国的史学家现在最注重的“两个文化”乃是上层文化（elite culture，中国的“士大夫文化”近之）和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他们大体上以18世纪赫尔德（Herder）的观念为出发点，即认为一切创造性的文化都起源于下层人民，但所谓“民间文化”却又不完全属于下层人民。而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则又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经过各种不同的历史发展的阶段。伯克（Peter Burke）1978年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民间文化》一书（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这本书激起了热烈的争论，至今未息。社会学家甘斯的《民间文化与高级文化》（Herbert J. Gans，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New York，1974）也进一步澄清了一些关于“文化”的主要概念，此书以“趣味”或“嗜好”（taste）为主旨，讨论今天“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价值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自赫尔德以来，西方关于“民间文化”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这绝不是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所能找得到的。但是这一研究传统在精神上和马克思史学所注重的下层人民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补其不足。大陆史学界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史上寻找“人民”，但其注意力只集中在社会危机时代的“阶级斗争”上面，所以除了搜集“农民起义”的资料外，其他一无所得。今天西方史学界则更重视下层人民在平时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生活。这才是“民间文化”的主要内容。

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大陆学术界现在基本上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这是文化生活解冻的第一声。中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上层文化、民间文化和地方文化，但是由于“文化趣味”长期为“政治趣味”所压抑，今后如何自发地成长，则要看政治力量是否能和文化领域保持一种正常的距离了。

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文化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要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只有从提高“趣味”着手。英文中taste这个字是不容易翻译的，但是西方人讨论文化则以这个字为最重要的关键。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最初是想用“taste批判”为书名的。用中文说，taste大致可相当于“趣味”、“兴味”、“味道”、“品位”之类。《中庸》说“人莫不饮食，而鲜知味也”，便是用“味”来辨别“道”的，所以后来有“味道”一词的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不过在现代人的理论中，“味道”一词中的“道”字几乎已没有意义了。“味道”、“趣味”都是需要培养的，只有在不断的培养中才会提高辨“味”的能力，也就是“判断”的能力。现代的中国人在“饮食”方面仍有极高的“知味”的本领，第一流的饮食专家，酒菜一入口便知其品质如何，但在辨别精神食物的时候，恐怕判断能力已经大为衰退了。

西方人论人的精神境界仍以其人的“趣味”如何为判断的标准。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读什么样的书，选择什么样的事物，倾向于什么样的思想，甚至喜好什么样的娱乐，都是由“趣味”的高低决定的。我有一次听一位物理学家演讲，他说在物理学界虽然同是有杰出成就的人（如诺贝尔奖得主），其中还是有高低之分，其分别即在其人的taste如何。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最严格的一门知识，在我们一般外行人的想法中，应该无所谓“趣味”的高下，因为“趣味”是属于人文学、艺术的范围，是美感判断的问题。然而事实不然，物理学到了最高的境界，竟同样会碰到“趣味”的问题。其实依中国传统的看法，正当如此。一切专门知识，在未至最高境界时都是所谓的“艺”，但一旦达到最高境界，即进入了“道”的领域。中国人深信“艺进于道”之说。“道”则必然是有“味”、可“味”的。这个道理现在竟在源于西方的物理学上也获得了印证，这是值得深思的。

不但学术、艺术最后必归于“道”，日常人生也是如此，所以《中庸》又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用现代的话来说，这个“道”也就是文化。但虽然“夫妇之愚”和“圣人”都同在此文化之中，其间却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别，而分别正系于辨“味”的能力。

现代西方人常把文化分为“上层”和“下层”、“高级”和“大众”，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君子”与“野人”或“士大夫”与“民间”之分。不过整个地看，这种分别在中国似只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互相对立排斥的两大类。因此西方人讨论文化危机时便不免有两极化的倾向，保守者以为“大众文化”只是低级娱乐，并在娱乐过程中毁灭了“高级文化”——真正的“文化”。另一方面，激进的人则鄙薄高级文化，把“大众文化”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中国的观念说，前一种态度是“孤芳自赏”，后一种态度是“随波逐流”，两者不免流于偏颇。

中国人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方面都重视“雅俗共赏”。最古老的一部《诗经》，其中“国风”部分便是由民间来的，不过经过有修养的君子加以“雅化”罢了。这是从下到上的一条管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一般人日常用的成语，我们便会发现其中很多是从经典作品中渗透下来的，如上文所举的“味道”两字来自《中庸》，“方便”两字来自佛经，其例不胜枚举。这是由上而下的另一管道。《论语》上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可见所谓代表“上层文化”的“礼乐”其实是起源于民间下层的。古人又说“礼失求诸野”，这又表示上层文化流落到民间下层而获得了保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也并不对“大众娱乐”抱一种轻视鄙弃的态度。17世纪有一位学者说，唱歌看戏即是《诗》和《乐》的起源，看小说、听说书即是《书》和《春秋》的起源。“六经之教，原本人情”，清初的学者有的改《水浒》为《宋元春秋》，也有人把《史记》和《水浒》、《西厢》等量齐观，清末的经学大师也改编过《三侠五义》。

但是文化的精粗、高下之别终究是不可抹杀的，对当前“文化危机”有深切感受的人应该把消费大众的文化导向较高的层次，把娱乐从纯感官的阶段逐步提升到精神的境界。我们绝不能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覆辙，为了利润之故，尽量迎合消费大众的低级口味，一味地“随波逐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尽唱高调，走“孤芳自赏”的绝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文化的提高是要通过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怎样才能循序渐进？东方、西方在此并无根本的不同，即只有从培养“趣味”着手，有了高级的、精致的“趣味”，我们才能辨别什么是纯感官的“文化”，什么是精神的“文化”。康德认为判断不是纯主观的东西，最后是可以诉诸人所共有的一种美感能力的，但这种能力和其他的能力——如理性——一样是要着意培养的。有了这种能力或不断提高这种能力，我们才能运用一切已有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

文化不仅是继承以往的成绩，而且是每一代人必须不断地“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的，文化创造没有捷径可走。但是如何培养和提高“趣味”，则永远是开创新文化的始点！

（原刊于《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