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接受中的遗落

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虽然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并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为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和现实需求所制约，中国文学界对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的接受，仍然忽视、失落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具体而言，在对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的接受中，我们所注目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理论与批评，长期以来是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的。文学接受史中这一现象的发生，自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无意于对这种现象本身进行指责。问题在于，这种为特定情势所决定的、远非全面的接受，妨碍着我们对于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总体认识和公正的评价。其结果是，在许多人眼中，内容丰富多样的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变成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少数人的某些理论观点和批评见解的相加。因此，比照一下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原本形态和中国文学对它的摄取与接纳，对于我们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或许不无裨益。

从本章第1节所论述的内容可以看出，自20世纪初期开始，我国文学界所接受的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就集中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其中，19世纪的俄国三大批评家是我们译介和接纳的重点，赫尔岑、皮萨列夫等批评家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建树，同样是我国文学界所予以重视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虽然并不是专门的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但是由于他们一直都被文学史家们认定为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们的文学见解和批评意见，也得到了我国文学界的青睐。然而，我们所曾经接受的这一切，却并不是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全部。

19世纪初期，俄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多种思潮和流派纷呈并立，既相互排斥，又彼此渗透和影响。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美学思想深受德国美学家鲍姆嘉登的影响。他认为“美是鉴赏的科学”，把美学的对象限定为感性认识；重视作家的个人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将艺术活动和理性认识区分开来。这些观点，都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卡拉姆辛曾对莎士比亚、拉伯雷、莱辛、伏尔泰、卢梭、理查生等西欧作家及其作品展开过评说，显示出历史主义的眼光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从而促进了俄国文学批评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别林斯基曾称卡拉姆辛是“俄国文学的第一位批评家”，肯定了他在俄国文学批评史的地位。

在卡拉姆辛的影响下，到19世纪20年代，俄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达到高潮，产生了一批出色的批评家。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25）是俄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代表。作为诗人，他是普希金的先驱；作为批评家，他以自己对于本国文学和英、法、德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为依托，率领“阿尔扎马斯”文学社同仁和古典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探讨和捍卫浪漫主义的诗学原则，评说同时代的一系列重要作家和诗人，一时影响颇大。茹科夫斯基对康德、歌德、席勒和诺瓦利斯等人的美学思想颇有研究，曾以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诗论为基础，探讨诗歌创作的规律，强调幻想与想像在诗创作中的意义，主张重视艺术的情感教育作用。关于进行文学批评所应当抱持的态度、所应当采取的方法，茹科夫斯基也发表过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这些见解的一部分，后来为别林斯基等批评家所继承，并对他们的批评实践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以亚·亚·别斯土舍夫—玛尔林斯基（1797—1837）、维·卡·丘赫尔伯凯（1797—1846）和康·费·雷列耶夫（1795—1826）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作家的文学批评，构成俄国浪漫主义批评的一个新阶段。除了主张创作自由、重视灵感和想像在创作中的作用这些一般的浪漫主义原则之外，十二月党批评家特别强调作家的使命感和文学的社会作用，把富于公民激情的浪漫主义作为他们的美学理想。他们还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应当根植于俄罗斯民族的土壤上，要求文学自由地表现出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并且第一次把“民族独创性”、“人民性”等概念作为重要的文学范畴来加以探讨。十二月党批评家的文学观点和批评活动，他们的品格和精神，都直接启示了俄国现实主义批评。

1825年以后，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了分化。原先接近十二月党人的一些批评家，如德·弗·魏涅维季诺夫（1805—1827）、弗·费·奥陀耶夫斯基（1804—1869）等人，从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出发，来讨论浪漫主义和一般诗学问题，显示出某种脱离现实的理论倾向。但是魏涅维季诺夫坚持以文化历史标准来评论文学现象，又具有某种深刻性。另一些浪漫主义批评家则沿着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批评路线前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以博学多才并具有独到的艺术鉴赏力著称。在《论亚·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高加索的俘虏>》（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代序》（1824）和《普希金的长诗<茨冈>》（1827）等论文中，他第一个揭示了普希金的“拜伦主义”的实质，发现了浪漫主义在俄国诗坛的兴盛与繁荣。《<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代序》一文，在文学的人民性、艺术的真实性和假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划清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界限，成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书。此外，还有一些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浪漫主义批评家，如尼·阿·波列伏依（1796—1846）和克·阿·波列伏依（1801—1867）兄弟，则在其批评活动中表现出民主主义情绪。其中，克·波列伏依还第一次提出了研究文学中的各种思潮和派别的任务，为俄国文学批评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做出了贡献。

在俄国浪漫主义批评出现分化之际，现实主义思潮也在俄国文坛兴起，到19世纪30年代即成为俄国文学的主要潮流。从理论批评的角度为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这一重大转变开辟了道路的，是著名的学者型批评家尼·伊·纳杰日金（1804—1856）。他曾发表《论所谓浪漫主义的本原、实质和命运》（1830）、《当代启蒙思潮》（1831）、《欧洲主义与民族性和俄国文学的关系》（1836）等论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之理论基础的哲学—美学原则，探讨了俄国文学的民族性及其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并在文学体裁研究、特别是小说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敏锐地预见到了小说将成为近代俄国文学的主要样式。他善于从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的宏观视角考察文学现象，曾通过对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作品的评说，论证了俄国文学中新兴的现实主义取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显示出较为宽阔的文学视野。作为批评家，纳杰日金的光彩或许很快就被更为卓越的别林斯基等人的身影所遮蔽，但是他的理论探索和批评成果，却为现实主义批评在1830—1840年代的逐渐成熟准备了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别林斯基的名言“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其实是首先出自纳杰日金笔下的。

无疑，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辉煌业绩，是在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等人为代表的优秀批评家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从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冈察洛夫，再到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杰出作家和诗人，也各以其精辟的文学见解和对作家作品的精彩评论，丰富了俄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库藏。但是，在这些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驰骋文坛的同时，俄国文学批评领域还活动着斯拉夫派、唯美派、根基派、民粹派等多种流派的批评家。他们在文学理论的探讨和批评实践方面，都各有成就和贡献。

斯拉夫派的文学批评是俄国浪漫主义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发展。斯拉夫主义者是坚决主张废除农奴制、真诚地热爱俄罗斯人民的。在别林斯基逝世、赫尔岑流亡国外，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革命活动尚未开始的历史年代，他们曾承担了对抗专制农奴制的重任。斯拉夫派的文学观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他们认为，艺术中凝聚着并表达出整个人类的生活以及各个民族固有的精神力量，艺术家只有忠实于这种精神基础，才能创造出不朽的艺术品来。谈到俄国文学时，斯拉夫派主张艺术创作应当表现俄国宗法制的美好、村社的和谐、人民生活的“共同性”和人民的顺从，批判一切和他们的这种社会道德理想背道而驰的现象。基于上述认识，斯拉夫派批评家对俄国“自然派”持批评态度。斯拉夫派的奠基人之一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曾撰文批评《祖国纪事》一刊过于关注“西欧文学中最时髦的思想和最新的感情”。他认为俄国文学应当返本归源，力主以描写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来抵制腐朽的西欧文学。他的《论普希金的某种特点》（1828）一文，第一次把诗人的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受到意大利与法国文学影响的时期、“拜伦时期”和“普希金时期”，并指出最后一个时期诗人创作的特点是“生动的描写，某种无忧无虑，某种富有特色的沉思，以及某种只有俄罗斯人的心灵才能体会到的难以言传的意蕴”。虽然基列耶夫斯基的许多观点是和别林斯基相冲突的，但是他关于普希金是“现实的诗人”的见解，却为别林斯基所接受。

斯拉夫主义的另一奠基人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渊源来阐释文学的人民性，认为它首先是指文学反映人民生活的根基和全民的理想，而这一切就蕴涵在村社的讲求礼仪、富于诗意的日常生活中，蕴涵在民间文学艺术中。他十分珍视俄罗斯民间勇士歌、民间歌谣和传说、圣像画、宗教音乐等民间艺术，把民间创作所显示的淳朴、和谐、自然和生动的风格特征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尺度。霍米亚科夫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的评价，对亚·伊凡诺夫的油画和格林卡的歌剧的赞赏，都体现了斯拉夫派的审美理想。

年轻一代斯拉夫派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也着重论述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他认为文学应当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而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根本美德就是虔诚的宗教情感、逆来顺受的忍耐精神和忠君思想，因此俄罗斯文学就应当表现这些精神特点。他主张，俄罗斯文学在自己的发展中不仅要努力保持独特的民族内容，而且要寻得能够反映这一特定内容的形式。为着反映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无边的森林、河流和海洋，为着表现蕴藏着“生活奥秘”的俄罗斯人民的心灵，就必须运用史诗的形式。根据这一见解，阿克萨科夫强调果戈理的《死魂灵》是以“朴实的、史诗般的直观”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认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光明面和“正面因素”的歌手，几乎完全忽略了这部作品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这种评价，使得阿克萨科夫和别林斯基围绕评价《死魂灵》而发生的冲突成为必然。相同的冲突和论战也发生在后来关于涅克拉索夫出版的《彼得堡文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的评价中。阿克萨科夫的评论尽管未必正确，但对于认识果戈理等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的两重性，对于了解别林斯基的某些疏忽和矛盾，显然是有意义的。

19世纪中期的俄国文坛，还曾出现过一批“纯艺术论”者，也即唯美主义批评家。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如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等人，在其文学活动的早期都曾受到别林斯基思想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赞同和支持过别林斯基所倡导和坚守的现实主义原则，曾对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本人还曾隶属于以果戈理为旗帜的“自然派”作家。但是，在别林斯基逝世以后，他们却逐渐背离了现实主义。1848年底，德鲁日宁首先提出了“纯艺术论”的主张，随后得到了鲍特金、安年科夫等人的拥护。于是，俄国唯美主义批评流派得以形成。德鲁日宁的文章《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的批评和我们对它的态度》（1856），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而发，系统地论证了所谓“优美的艺术批评”理论，从而成为俄国唯美派批评的纲领性文献。德鲁日宁认为，古今的一切艺术批评，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彼此对立的理论体系：一种是“优美的批评”，也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批评；另一种是“教诲的批评”，即主张通过艺术进行教诲，以“影响人的道德、习俗和观念”的批评。他本人所竭力推崇的是前一种批评。因为在他看来，艺术除了自身的优美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诗人不提供任何教诲，如果诗人的作品能够给人们以某种教益，那也只是“无意识”的创作结果。德鲁日宁强调，艺术批评的目的就是考察作品的艺术性和它的优美的形式。在安年科夫编选的《普希金文集》出版之际，德鲁日宁撰写了《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最新版本》（1855）一文，提出了“普希金倾向”的概念，把它与“果戈理倾向”相对立。德鲁日宁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温和的、钟情的诗人，描写了生活中“使我们安宁、怡悦、亲善的一面”，创造了“理想的形象”；而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则“过分求实”，“缺乏诗才”，“普希金的诗篇可以作为与其相对抗的出色的工具”。德鲁日宁对普希金的评说，虽然也有片面性，但他把普希金放在欧洲文化和艺术发展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主张对诗人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他当时所起的社会作用，而应当看到他的全民族、全人类的永恒意义，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德鲁日宁在他所写的多篇类似于别林斯基的文学年度评论的文章中，论及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格里戈罗维奇、费特、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新老作家，不乏真知灼见，显示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如果说，德鲁日宁是俄国唯美主义批评的奠基人，那么，巴·瓦·安年科夫（1813—1887）则是这一流派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批评家。后者在《论优美文学作品的思想》（1855）一文中，和德鲁日宁一样，也反对要求文学具有思想性和教诲意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会使文学失去“可贵的本质”。随后，安年科夫又写下了《论文艺作品对于社会的意义》（1856）一文，阐发了“艺术性”与“人民性”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他指出，艺术性是一切艺术作品得以发挥社会作用的首要条件，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不能脱离艺术性而独立存在。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把现实美置于艺术美之上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也反对斯拉夫派批评家割裂“人民性”和“艺术性”的做法，认为如果缺乏起决定作用的艺术形式，单独的“人民性”就不属于艺术，而是属于民俗学了。安年科夫所推崇的，是那种表现人类永恒理想的“纯艺术作品”，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类作品才能对社会起到某种普遍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安年科夫是俄国著名的普希金研究专家，第一部《普希金文集》（7卷本，1855—1857）的编纂者。他撰写的《亚·谢·普希金的传记材料》（1855）是世界上第一部普希金传记，为俄国的普希金学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普希金的思想和创作倾向的论述，直接引发了19世纪50年代俄国批评界关于文学中的“普希金倾向”和“果戈理倾向”之关系的讨论，影响深远。他还写有论及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皮谢姆斯基、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波米亚洛夫斯基等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几乎覆盖同时代的所有重要作家。他的《关于去年俄罗斯文学的札记》（1849）、《论取材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1854）、《论弱者的文学典型：关于屠格涅夫君的中篇小说<阿霞>》（1858）、《俄国小说与谢德林君》（1863）、《列·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与美学问题》（1868）、《亚·谢·普希金与亚历山大时代》（1873—1874）、《亚·谢·普希金的社会理想》（1880）等论文，都是俄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安年科夫的文学回忆录《非凡的十年：1838—1848》（1880），述及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思想领域的纷繁现象，资料丰富、描写生动、文笔优美，具有可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相媲美的文献意义和艺术价值。

俄国唯美主义批评的另一代表人物瓦·彼·鲍特金（1811—1869），是一位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纤敏的艺术鉴赏力的批评家。他陆续发表的《意大利和德国音乐》（1839）、《作为人和作为抒情歌手的莎士比亚》（1842）、《德国文学》（1843）、《意大利歌剧》（1850）、《论新的钢琴学派的美学意义》（1850）等文章，论及西欧文学艺术的诸多领域，显示出他那开阔的接受视野和多方面的才华。在纲领性的论文《阿·费特的诗歌》（1857）中，鲍特金通过评价费特的诗作，阐述了他的“自由创作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一种表现“自己内在的精神生活的无意识愿望”，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解，这一切都是在他内心中无意识地、自然地成熟的。“人的诗意情感”是诗歌乃至一切艺术的最初源泉与基础，“这是一种难以表露的愉悦之情，它往往刹那间使人整个地充满崇高感，使他获得无限饱满的对于生命的怡乐与灵魂的陶醉。”“诗歌和大自然一样，力求使一切都个性化，……因此对于诗歌来说，正如对于大自然一样，个别性就是整个活跃的机体。”鲍特金把个别性、独特性视为诗以及一般艺术的本性，反对艺术为实践服务的功利主义，认为“政治是艺术的坟墓”，主张创造“纯粹的优美形式”。这就是他的“自由的创作理论”的核心内容。鲍特金的渊博知识和非凡才华，使他的这一理论影响了包括屠格涅夫和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在内的众多作家。

19世纪50年代后期，根基派（即“土壤派”）文学批评开始出现于俄国文坛。这一批评流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提出的“根基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基础。“根基论”的基本观点是：俄国社会动荡和道德沦丧的根源在于知识分子脱离了俄罗斯人民的“根基”，而俄国的出路则在于知识分子“顺从”人民，发扬俄罗斯民族性格中虔诚的基督教博爱精神这一“本源”，实现社会平静与和解，走俄罗斯独立的发展道路。阿·亚·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是这一流派的主要批评家。他创立了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独创性的批评理论之一：“有机批评理论”。这一理论的产生，源于对现实主义批评和唯美主义批评的双重不满。在格里戈里耶夫看来，别林斯基等人把艺术视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或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而忽视了艺术体现生活永恒理想的有机生命力；“纯艺术论”者则重视艺术的形式因素而轻视它的道德精神内涵，置艺术于生活之上。为了克服这两种批评的片面性，格里戈里耶夫提出了他的有机批评理论。他以“艺术是生活理想的表现”这一命题，来代替现实主义者认可的“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再现”的定义。他认为，艺术是生活的一种有机表现形式，它所追求的既不是艺术本身的美，也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利益，而是关于真善美和人类之爱的永恒理想。批评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艺术作品同生活理想、同人民的道德精神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从上述观点出发，格里戈里耶夫在他的一系列批评文章中指出：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面貌的惟一全面的代表，他的创作综合反映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双重性的和谐的有机结合；《大雷雨》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并非“黑暗王国”的揭露者，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人类永恒理想的表现者；而托尔斯泰创作的意义则在于揭露上流社会的道德伪善，从宗法制生活方式中探求精神生活的支柱和社会和谐的“根基”。不难看出，格里戈里耶夫的批评眼光集中在揭示作品所包含的道德和哲理意义，而整个俄罗斯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在他看来也就是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艺术探索和艺术表现。

“根基派”的又一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的文学批评，是以格里戈里耶夫的“有机批评理论”为出发点的。他把艺术的“人民性”归结为表现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人民的宗教信仰及温和顺从的品格。他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人的个性，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道德冲突。他以俄罗斯文学中民族意识的强弱变化为基本参照来考察和划分俄罗斯文学史的进程，以对于民族意识的艺术表现程度为主要标尺来评价作家作品。在斯特拉霍夫看来，普希金的创作是俄罗斯固有的民族精神和美德的和谐体现，是各种彼此对立的思潮和力量达到和解与联合的根基，在他的诗歌中，渗透着真挚、深刻而感人的忧患意识；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形象所显示的，是人试图抵制和对抗生活本身的“有机要求”（如大自然之美、天伦之乐、爱情、艺术的魅力等）时所陷入的无法避免的悲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则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这一形象的“理智的迷误”，不仅是俄罗斯性格的重要特征，而且是造成俄罗斯民族诸多灾难的原因。斯特拉霍夫对于托尔斯泰作品的意义和特色的评说，是他的批评文字中最精彩的部分。批评家认为，对于俄罗斯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如宗教意识、家族观念、血缘关系等）的深入了解，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熟知，是作家能够细致入微地表现各种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前提；《战争与和平》鲜明地表现了“俄国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生活的一切现象，他们的爱、痛苦、死亡的方式”，他们“对人的尊严的看法和伟大的理想”，其基本点就是“纯朴、善良和真实”。斯特拉霍夫还发现，托尔斯泰的独具一格的天才的特点是“异常细腻和真实的心灵活动的描绘”，“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人的心灵方面”，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生活的微波细浪和它的激剧震荡都刻画得同样清晰和真实”。因此，斯特拉霍夫将托尔斯泰称为“长于心理描写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根基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斯特拉霍夫的批评视野，但是他关于一系列作家作品的敏锐、细致而中肯的分析和评论，他那出众的批评才能，却使他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伴随着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民粹派文学批评也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鲜明足迹。它的杰出代表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在对同时代的一系列作家的出色评说中，显示出自己深刻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卓越的批评才能。《列夫·托尔斯泰的左右手》（1875）、《残酷的天才》（1882）、《再论艺术与托尔斯泰伯爵》（1898）、《论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1902）、《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列日科夫斯基》（1902）等著名论文，都出自这位批评家的笔下。米哈伊洛夫斯基指出：厌恶不劳而获者的生活，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维护千百万农民的利益，这种自发的民主主义情绪是托尔斯泰的“右手”；而鼓吹历史宿命论，怀疑理智的作用，这则是托尔斯泰的“左手”。批评家由此而第一次提出并分析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为后来的托尔斯泰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米哈伊洛夫斯基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认为“残酷和折磨”一直是这位作家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又承认他具有“巨大的艺术天才”，他结束流放生活以后所写的作品，尤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和锋芒”。透过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批评家还敏锐地发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其中的交织。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上述见解，为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所认同，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除了米哈伊洛夫斯基之外，民粹派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还有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1）和谢·阿·文格罗夫（1855—1920）等人。拉甫罗夫提出的“批判地思考的个性”的发展程度与社会进步程度之关系的思想，他在考察艺术作品时对于其中所谓“激动人心的因素”的关注与强调；斯卡比切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批评40年》（1870—1872）、《近代俄国文学史》（1891）等论著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文学批评进程的描述，《艺术家和思想家列·尼·托尔斯泰伯爵》（1870）一文对托尔斯泰的一系列作品所作的详尽而透彻的分析；文学史家文格罗夫的《俄国文学的现代代表作家们》（1875）、《俄国最新文学史：从别林斯基去世至目前》（1885）、《俄国最新文学史的基本特征》（1889）、《俄罗斯文学的英雄主义性质》（1911）等文学史著作对俄罗斯文学的特质的揭示，都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极有价值的一部分成果。这些论著除了显示出民粹派的社会和道德理想之外，还在文学研究方法上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几乎同时，学院派批评也开始形成。它因其主要代表人物多为专门从事文艺学、文学史或文化史研究的学者而得名。从研究侧重、视角和方法上看，学院派批评可以分为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比较学派和心理学派。其中，以莫斯科大学教授费·伊·布斯拉耶夫（1818—1897）、亚·尼·阿方纳西耶夫（1826—1871）等为代表的神话学派，搜集和整理出版了大量的俄国民间文学资料，从语言和神话、语言和民间传说不可分割的观点出发，系统地研究了俄国民间创作和古代文学，并由此考察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因素，从而推进了俄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后来出现的历史文化学派和历史比较学派，都受到神话学派的有力影响。

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接近于法国艺术史和文学史家丹纳。后者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对文化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为一批俄国学者所借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尼·佩平（1833—1904）、尼·萨·吉洪拉沃夫（1832—1893）等，是这一学派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佩平的治学领域宽广，著作等身。他的《斯拉夫各族文学史》（1879）、四卷本《俄国文学史》（1898—1899）等著述，把文学放置于文化史进程中予以考察，视文学为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反映，由文学而透视社会意识的发展演变，对后来俄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吉洪拉沃夫则编纂了包括八卷本《俄国文学史和古代文化编年史》（1895）在内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为俄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历史比较学派的兴起和历史文化学派关系密切，又和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相联系。彼得堡大学教授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是俄国历史比较学派的重要代表，又被称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他以开阔的视野研究自古希腊罗马到近代的欧洲文学、亚洲部分地区文学和俄国文学，用历史比较的眼光考察文学及其种类的起源、情节因素和风格特色的演化、个人创作对于文学进程的作用等问题，力求发现各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为“总体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他的弟弟阿·尼·维谢洛夫斯基（1843—1918）则侧重于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试图通过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近代欧洲文学与东方文学、法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比较，探索东西方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揭示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维谢洛夫斯基兄弟的学术努力，为俄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文化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批评流派，是以波捷勃尼亚和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心理学派。这一派批评家重视艺术的特性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侧重于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文学，从而弥补了以往的其他批评流派的某些不足。其中，哈尔科夫大学教授亚·阿·波捷勃尼亚（1835—1891）是俄国心理学派的奠基人。在《思想与语言》（1862）、《文学理论讲义》（1894）等著作中，他试图通过考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探讨文学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作家创作心理和读者艺术接受的关系。一方面，他把语言学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揭示了艺术的重要特性之一：符号—交际性；另一方面，他注重从作家的心理和创作过程、从读者的接受和“参与”创作的角度研究文学创作的机制，开启了文学的“内部研究”。他的研究方法，成为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批评的先声。德·尼·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1853—1920）继承和发扬了波捷勃尼亚的传统，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创作，深入分析了各位作家的心理结构，力求揭示其创作个性的奥秘，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些伟大作家的认识。他的后期论著《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1906—1911），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坚捷特尼科夫、奥勃洛摩夫、巴扎罗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著名形象及其相互关系，致力于发现这些“社会心理典型”的个性特征和作家的创作心理、和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演变之间的联系，从而说明俄罗斯文学是一个前后贯通、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连续发展过程。他提出的“社会心理典型”的概念，他把文学史视为各种社会心理典型更替和整个社会精神心理演变的过程的观点，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者所重视。包括心理学派在内的俄国学院派批评，其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同白银时代的文学批评相交汇，造成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开端期的繁荣景观。

以上我们沿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轨迹，对于除现实主义流派以外的各派文论和批评（其中，未被重视的纳杰日金也许是惟一的一个例外）进行了简要的纵向描述，其目的仅仅在于为了解那一百年中俄国文论与批评的全貌提供一种必要的参照。这一节不算太长的文字，也许已经能够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较为熟悉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著名批评家以及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之外，伴随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进程，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还曾出现过哪些流派，哪些理论家、批评家曾经驰骋于文坛，他们都有哪些重要的建树；也许还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文论与批评在全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演进变化过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它和别的理论批评流派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联系，它的真正成就和特色究竟在哪里。如果说，我们曾坚持认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史上仅仅有一个现实主义流派，曾肯定那一个世纪的俄罗斯仅仅出现过别林斯基等三大批评家，曾断言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不过是千篇一律的“社会历史批评”，甚至曾试图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找到中国文学中极左思潮与倾向的源头，那么，现在我们或许会开始感觉到：我们曾经有过的种种认识、推测、猜想和判定，和丰富多彩的19世纪俄国文论与批评的原本状态之间，究竟拉开了多么远的距离；我们的接受，究竟有着多少遗落！

如本节开头所言，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的这一现象，我们无意于指责任何人。现代中国文学一度曾经比需要任何流派都更迫切地需要现实主义，这就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接受外来文学、包括文论与批评的背景和条件。前辈文学翻译家、研究者和作家诗人们，只能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情势下开展他们力所能及的创造性工作。假若历史再重复一遍，相同的接受现象也必将再演示一次。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始终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有选择的、有限的接受，当成“放送者”本身的全部建树，并且以自己的片面接受为根据反过来批评“放送者”，那么我们也许就有些轻率了。

直到20世纪晚期，我国文学界对19世纪俄罗斯文论与批评的片面接受局面，才开始被稍稍打破。其标志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出版的《普希金评论集》（冯春编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收录了维亚泽姆斯基、安年科夫、德鲁日宁、格里戈里耶夫和伊·谢·阿克萨科夫等人关于普希金的论文；《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倪蕊琴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也收有德鲁日宁、安年科夫、斯特拉霍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鲁泡特金、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等批评家论托尔斯泰的文章。这些首次被译介到我国来的资料，虽然数量有限，但毕竟使人们看到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之外的丰厚批评成果的一角。更为重要的是，1999年问世、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一书，第一次为汉语读者系统地描述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史，以相当的篇幅论及许多过去为我国广大读者所不知的理论家、批评家，也为人们全面认识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成就，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然而，由于大规模接受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高峰期早已过去，更很少有人能以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那一个世纪的俄罗斯文论与批评遗产，因此，我国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所进行的这些可贵的努力，已较难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活中激起热烈的回响了。

1. 伊·基列耶夫斯基：《论普希金的某种特点》，《批评与美学》，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2. 德鲁日宁：《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最新版本》，见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68—469页。
3. 转引自《俄罗斯作家传记辞典（1800—1917）》第1卷，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320页。
4. 尼·斯特拉霍夫：《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战争与和平>第五、六卷》，见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5. 尼·斯特拉霍夫：《论<战争与和平>》，同上书，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