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从“巫史传统”到“礼乐文明”

论坛现场

12月8日，三联学术论坛“从‘巫史传统’到‘礼乐文明’——中国古典文明理想的形成”，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四位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杨儒宾、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以“巫史传统”与“礼乐文明”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核心主题——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三代文明理想的建立。论坛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主持。

论坛海报

回首往昔，1999年，知名学者李泽厚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巫史传统》一文，为中国文明的发端与原理界定了一个新的概念——“巫史传统”。书中提出，中西方文明皆源自“巫文化”，西方由“巫”走向了科学与宗教的分野；中国由“巫”走向了“史”的理性建构，这一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便是所谓的“由巫到礼”。

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书 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李泽厚先生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他在1980年写的《孔子再评价》。”唐文明在开场白中介绍说，“‘巫史传统说’的提出，为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质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从儒学、经学、礼学或文明比较等多个维度，重新聚焦于中国文明理想及思想源流的形成，或‘原儒’，或‘明礼’，新见迭出，从各自的角度回应或接续了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说’。值此李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们重审他提出的命题，正是为了让他的思考活在当下、启迪未来。”

“巫仍然是活在当下的一个传统”

赵汀阳发言

赵汀阳认为一种文化的基因，就表现为传统。“所谓传统，并不是过去的东西。在我看来，传统就是活在当下的‘古代’。换言之，这个古代并没有中断，一直‘活’到了今天，进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就不称其为传统，而是要拜访的遗迹。”

“从这个意义讲，当年我和李泽厚老师有过交流。巫史的‘史’当然是由‘巫’派生出来的，但是巫本身并没有消失，它仍然是活在当下的一个传统。咱们一般都把巫当成是民间迷信，这样看就太过简单了。有一个证据可以表明，巫其实同史和礼乐一直是并列存在的传统——从古至今，帝王将相包括文人都非常迷信。可以这么理解，史是现实世界，巫是心理世界，特点是神和人没有分离，始终存在互动和对话的关系。按照阴阳之说，史是中国文化的阳面，巫是它的阴面，史是站在C位的，大概是这样的关系。”

“在我看来‘从巫到史’，我们只能够解释为巫化出史，而不能说巫化为史。这样就有一个有待于解释的关键点，巫如何化出历史？关于这点，有‘绝地天通’一说（中国上古神话典故，意为：天上天下、神与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记者注。）但我认为‘绝地天通’只是巫的内部事件，用意在取消民间巫的合法性，全部收为官方的做法和解释，事实上是政教合一的起源。”

在赵汀阳看来，分析史前世界的问题，只能求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所谓合情，就是符合共同的感情。合理就是理性的选择。西周推翻了商，历史记载并不详细，周到底怎么打败了商？是一笔糊涂账。说起来，商是巫的大户，祭祀做得最好，但神灵怎么最后还是没有护佑商的统治？周公这些人抓住这个漏洞，立刻编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天命跟祭祀无关，天命就是民心，民心所向就是天命。这是周能够找到的，最合情合理，又最有利的解释。”

“既然天命见于人心，人心又怎么获得？周就系统地提出了德论，有德就有民心，接着就可以得到天命。在这样的解释链下，命运重心的解读就转移到了人的行为上来，而跟神灵不再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历史是起源于档案，殷墟的甲骨文几乎都是关于占卜求神灵验的档案。从西周开始，中国有了书写的历史，有编年史，其实就是关于人的行为的档案。而行为的档案积累起来其实就是历史，可以视作历史的起源。如此也打通了李老师提出的‘从巫到史’转变的桥梁。”

至于李泽厚认为巫史也派生出礼乐，赵汀阳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礼乐另有起源。”“礼有几个特性，规范性、识别性和相互性。这几个特点似乎都跟占卜、祭天关系不是特别密切。在我看来，礼乐首先是来自一个集体内部的互相关系。另外根据《荀子》中先秦古人的提法，认为礼生于利益分配或者权利责任的分配。这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礼具有识别性——礼是一个识别系统，什么级别可以有什么样的待遇都是有其标志的，这种识别性就来自于待遇之别。”

在赵汀阳看来，无论是情感方面的要素，还是规则上的要素，这些都不是文化的特殊性，“而是人类性，只不过各地可能有不同的风格，但实质内容其实差不多。所以我怀疑真正形成文化模式的差异是它背后的那些元定理。比如礼乐背后一定有某种元定理。在我看来文化的元定理一定是方法论，这方面贝叶斯经验主义思考的方式跟中国以史为本的思考方式非常接近。”

“文化早于文明，文明的界定应该有硬指标”

杨儒宾（连线）发言

杨儒宾的发言从六经皆史的评论出发，强调古代经史的差别。他比较认可李泽厚关于“巫史传统说”的解释力，同时也强调，“如果经是经，不是史的话，可能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实际上‘巫经传统’和‘巫史传统’正好相对，大家应当注意其间的区别。”

杨儒宾还认为，李泽厚提出“巫史传统说”其实是要回应、解释他早年提出的很多观点，比如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等。在李泽厚的思想史著述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关联，“就是从现代、近代，回到古代，最后又在1999年提出“巫史传统说”，这和他在1980年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吴飞发言

吴飞在发言时从“绝地天通”、占卜和鬼神信仰三方面，对“巫史传统说”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巫史传统说”的关键，是对绝地天通的理解。“《尧典》中的观象授时，就是在履行绝地天通。我们传统上把它当作宗教性事件，但实质上是立法事件。把宗教的权力垄断到了天子手里，垄断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制定立法的权力。”

“西方是以神的方式来理解鬼，中国的传统是以鬼的方式来理解神。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中，巫的传统始终不能被彻底取消。简单来说，史官就是从巫官来的。从巫史传统到礼乐文明的延续，确实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基因，同时也是承载着中国文明很多最根本的特点。”吴飞说。

林鹄发言

林鹄在发言中认为，礼的根系是人自然的情感。“是人性，也是周公、孔子这些对人性有着最深刻体察的思想家，根据自然人性设计出的一套维护、培育健康人格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重新想认识礼背后的含义，很可能最重要的礼是丧礼。祭祀固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天的祭祀尤其重要。但祭天只是天子的事，不是谁都能干的。对一般人而言，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礼的核心可能是父母的丧礼。一生一死，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两件事，父母是赐予我们生命的人，父母的离去会对我们的情感造成巨大的冲击。这是人性面临最容易被扭曲的时刻，需要以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悲哀，才能保护好我们的人性。”林鹄说。

在最后的观众问答环节，赵汀阳就文化和文明的区别谈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在我看来应该早于文明，可能几万年前就有文化，其实就是人已经区别于自然生存的状态，形成一些人文特点的东西都可以算做文化。但文明应该是有硬指标的，我认为是以技术指标为标准。换句话说，文明一定是在技术上是可以识别的，而不是仅仅靠一套说法，而文化往往是一套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