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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热播,“回望”一份学籍档案

姚云的《学生学籍表》(复旦档案馆藏)电视连续剧《繁花》热播前几天,校档案馆同事陈启明跟我说起,她查到了一份复旦学籍档案,是姚云的《学生学籍表》。

姚云的《学生学籍表》(复旦档案馆藏)


电视连续剧《繁花》热播前几天,校档案馆同事陈启明跟我说起,她查到了一份复旦学籍档案,是姚云的《学生学籍表》。姚云是《繁花》作者金宇澄先生的母亲,1945年至1949年入读复旦中文系。“她是浙江慈溪人,跟我是同乡哎!”启明欣喜地说道。

我立刻想起,前几年读金宇澄的《回望》一书,曾留意过他写母亲的若干章节。于是,连忙问启明要来档案编号,直奔档案室。姚云的学籍档案(以下简称“档案”)尘封已久,虽然纸张脆黄、字迹湮漫,但70年前那个转折时代个人成长与复旦变迁的细节,却跃然纸上,值得细品。

姚云穿粉底白圈旗袍的肖像,摄于大来照相馆(选自金宇澄《回望》)



打开档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姚云的《国民身份证》,这应该是她在读复旦期间申领的。这身份证,看上去有点像“集体户口卡”:身份证“住址”为“新市区12保25甲1户”,当年“新市区”位于上海市东北角(今江湾五角场一带),区境含复旦大学;身份证“户长”名字是“章益”,章益先生时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据金宇澄在《回望》中援引母亲的口述(以下引文均出自《回望》),姚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不知为什么,在这张身份证上,其出生年份却填着“民国18年”(1929年),时间相差两年。

姚云在复旦读书时申领的国民身份证外页(复旦档案馆藏)


姚云在复旦读书时申领的国民身份证内页(复旦档案馆藏)



姚云一家早年住在提篮桥,父亲姚廉卿在那里开过一家“廉记老宝凤”银楼。1938年初,姚家迁往沪西大自鸣钟,地址为劳勃生路(今长寿路)308号,另一门牌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177号,“父亲顶下了这幢十字路口的三层洋房,重开‘廉记老宝凤’”。因此,在档案里,姚云的通讯地址一直写“小沙渡路1177号”;其“家长”一栏,“服务机构”写的是“老宝凤”。

1945年秋,姚云从上海建承中学毕业,有两位同学拉她去报考圣约翰大学,“我虽然英文差,没信心,也勉强去考了,结果三人都没有被录取(此校英文要求很高)。九月十五日,考私立复旦大学,我与顾雅珍、吴凤英三人同往,我投考中国文学系,十八日考其他科目,二十日揭晓。我和吴凤英被录取了”。档案里的《复旦大学新生报名存根》显示,姚云于当年9月15日到复旦应考,报名号数为20,报考院系是文学院中文系。《报名存根》还列出了她的考试成绩,在“取”或“不取”一栏里,划去了“不取”两字,表明她已被录取。

姚云提到的“私立复旦大学”,指的是当年位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上的“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简称“沪校”),而不是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简称“渝校”,1942年1月挂牌“国立”)。1937年9月复旦被迫西迁后,李登辉老校长在上海坚持办学,于1938年2月创办了沪校,学校性质为“私立”。“私立复旦在赫德路近新闸路一幢大洋房里,门前空地甚小。有好几个系,教室内外人挤人,各系教室交换上课。”可见,1945年秋姚云入学时,是在赫德路上课的。从《报名存根》来看,其“抬头”为“复旦大学”,说明当年沪校是可以用复旦大学的名义对外招生的。

在《报名存根》左上方,有用红笔注明的姚云学号:14788。这个学号也出现在姚云的《国立复旦大学学程证》上。《学程证》上的注册日期为1946年2月28日,“抬头”却写“国立复旦大学”。这表明,至少从1946年2月起,渝校的章益校长已与他的恩师、沪校校长李登辉达成了共识:沪、渝两校合并,对外统称为“国立复旦大学”;渝校承认沪校学制、学籍,两校师生一视同仁。从校史上看,其时渝校师生正开始陆续复员返沪。9月,合并后的“国立复旦大学”在江湾开学。

《学程证》是姚云在沪校读大一时的上课记录,上有系主任的签名“应”。“应”是应功九的缩写。据姚云回忆,她在沪校时,“中文系主任应功九和文学院长应成一是兄弟俩”。她还说,“开课第一天上英文,老师是顾仲彝。周予同先生教中国通史”。顾仲彝先生是著名戏剧家,时任沪校外文系主任;周予同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沪校教授。在档案里,自大二开始(1946年9月起),姚云的《学程证》就被《国立复旦大学上课证》替代了。其时两校已合并,《上课证》大概是渝校的课程记录方式。在《上课证》上,姚云的学号前多了一个S,变成了S14788——据我所知,S是两校合并后沪校生的学号代码,Y则是渝校生的学号代码。1946年以后的档案,姚云的学号就变成了“S14788”。

两校合并后,中文系主任由陈子展先生担任。因此,《上课证》上的系主任签名已改为“陈子展”。陈子展来自渝校,姚云称他“很和善”。《上课证》似乎比《学程证》记录得更详细,不仅罗列了在江湾上课的课程,还记有任课老师的名字。据姚云回忆,“教授有李青崖、方令孺、周予同、周谷城、赵景深先生等,侧重《昭明文选》、音韵学、训诂学、哲学和中国文学史”,上课“很自由,愿意住就住,不住就回家,走读有校车,只要读满学分,没人管你”。《上课证》反映了中文系部分课程内容:有李青崖《文选及习作》《戏剧小说选》《声韵学》、方令孺《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周谷城《世界通史》和赵景深《曲选》等,也有赵宋庆《诗选》、汪旭初《文字学》、蒋天枢《诗经》、陈子展《文心雕龙》、应功九《词选》和章靳以《文学论》等。在忆述中,姚云特别提到了章靳以先生:“教授与学生有些距离,亲近随和的是章靳以先生,他讲‘文学论’,态度和蔼耐心,我经常请教他。”从《上课证》上可以看出:姚云“退选”过几门课程,但章靳以的《文学论》,是她“加选”的。

1948年,物价飞涨,经济急剧下滑,“蒋经国来沪‘打老虎’,规定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必须兑换成金圆券,银楼业经手的就是黄金白银,因此引发全上海银楼关门停业”,姚云父亲的“老宝凤”也关店了。11月17日,忧心如焚的姚廉卿突发心脏病去世。姚云说:“那年他六十五岁,母亲五十岁,我二十一岁。我一直握着他的手,整整一夜守在他的身边……”档案里,有一张姚云的《国立复旦大学三十七学年度春季旧生近况调查表》,填写日期似在1949年初,在“父母存殁”一栏里,写着“父殁母存”四字;在“家长”一栏里,写着姚云母亲的名字:姚汪良贞。

《旧生近况调查表》(复旦档案馆藏)



1949年上半年,姚云在复旦读大四。此时,“形势动荡,上课很不正常,有时只因为老师请假,学生只能回来。到了四月初,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复旦,责令学校紧急疏散,强制师生们当天三时必须撤离学校。我是事后才得到消息,请申怀琪陪我到校,想把铺盖搬回家,谁知校内已看不到人,宿舍一片狼藉,我的两条被子、床单、垫褥和枕头不翼而飞……”据校史记载,这个月(4月)的26日,为了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派宪兵包围复旦,搜捕爱国师生。当天上午,周谷城先生在家中被捕,后被章益校长保释……在这前后,复旦风声鹤唳,校园里充满了肃杀之气。

5月下旬,上海迎来了解放。5月25日,姚云在日记里写道:

炮声响了一夜,天还没有大亮,就被唤醒起来,窗外、店门前都坐满了士兵。家人七嘴八舌说是国民党的败兵,心里挺紧张,倒是妈看出来,他们的军帽和军服不同,颜色也不同。正说着,楼下敲门,妈下去开,我们在门旁,知道是人民解放军,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的心欢喜得呆了,是感动,引起无数思绪,终于到了这么一天了。

上海解放后,姚云决定投身革命,报名参加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期训练班”。“此时我已决定不再继续复旦的学业,到校开了肄业证书”。《回望》一书收入了姚云的两份《证明书》影印件,一份是《国立复旦大学在校证明书》,另一份是《国立复旦大学在校肄业证明书》。姚云说的“肄业证书”,指的就是后者:“查学生姚云……在本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四年级第贰学期肄业,兹因证明学历,特此证明。”

姚云的在校证明书,开具日期为1949年1月(选自金宇澄《回望》)


姚云的肄业证明书,开具日期为1949年7月(选自金宇澄《回望》)



这两份《证明书》,虽然都钤有“国立复旦大学关防”印章,却有鲜明的时代震荡特点:1949年1月开具的《在校证明书》,是格式化的印刷文本,姓名、籍贯等内容都用毛笔填入,盖章署名者是“校长章益”;而1949年7月开具的《肄业证明书》,则是油印手刻的,盖章署名者除了“校长章益”外,还有“军事代表李正文”。李正文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者,6月20日刚刚担任接管复旦的上海市军管会代表。两年半以后(1952年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复旦大学首任党委书记。

不过,上述两份《证明书》,我在档案里均未找到存根。我把这一遗憾告诉了启明。启明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把复旦收藏的档案与金宇澄先生保存的资料合二为一,做成一本档案小册子,那就“珠联璧合”了……好主意!我听了以后,连连叫好。

写于2024年1月2日

附记:

本文写好后,笔者将此文发给金宇澄先生,请他审阅。他回复说:“挺好的,我转老妈看一下,有无修订增补……”没过多久,金宇澄就发来了姚云老人的补充意见——

我读了觉得写得很详细、周到,有些事我已忘记或简写,在此补充三点:

1.在教授中有一名蔡尚思的。

2.陪我去校取住宿的被子等物的申怀琪是我高中同学。

3.去学校拿证书时,陈魁荣同学让我填写参加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证书,入了团,让我继续读书,做团的工作。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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