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见证了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和极端气象灾害多发。一系列诸如洪水、剧烈热带气旋、极端高温、干旱及野火等气象灾害事件似乎脱离了自然规律的束缚，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这个“人新世”（Anthropocene）时代，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利用、改造和搅动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而这些活动带来的后果，却以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降临在人类及地球上其他生灵的头上。无论从现实还是学术的角度看，历史学者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认为，有必要关心人类所生存和居住的自然世界，关心生态系统与非人类的生物群落，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互动与依赖关系。2000年，印裔美国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出版了一部名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的书，旨在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拨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迷思。循此思路，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还需要“去人类中心化”（deanthropocentrization），努力将眼光投射到人与其他物种乃至整个自然世界的关系上，进而突破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事实上，查克拉巴蒂自己的学术追求也在发生变化。他在2009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在“人新世”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加剧的背景下，学者们应当重新审视全球化、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议题。（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Vol. 35, No. 2, 2009, pp. 197-222.）毫无疑问，关注全球气候与生态环境变化是历史学家不容置疑的责任。
可喜的是，新的变化正出现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中。今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侯深教授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环境史圆桌讨论，主题为“一切始于人类的肚子：饮食、自然与历史”，与会专家皆是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佼佼者。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的“《世界环境史》海外名师系列讲座”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例如5月24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亨利·弗伦奇（Henry French）教授在线上作了“十九世纪的英国环境与景观”的分享。6月，首届“环境人文学”青年学者工作坊暨“清、北、人、师”四校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主题为“疾病、灾害与生态认知”。我有幸在吴羚靖师姐的邀请下作汇报，并从与会专家教授那里学习到了如何更好地研究与书写环境史的方法。暑假，清华历史系的曹寅副教授给日新书院的本科生开了一门暑期课，名为“老虎、白蚁与水葫芦：多物种塑造而成的现代亚洲”，生动地揭示出多物种的复杂纠葛如何构成了现代亚洲形成的重要内容，为本科生同学打开了一个生态共同体的世界。作为课程助教，我与本科生同学一起研读文献，从人类学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中取经。9月，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后，我借助清华历史系“清新史学”的平台，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环境史研讨会，主题为“水、木、风、土：近代世界的自然、科技与知识”，邀请了几位高校老师参与报告或对谈、点评。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将历史学者的注意力稍稍转向自然世界。同月21—22日，我的导师梅雪芹教授与弗伦奇教授共同组织了一场“清华大学—埃克塞特大学”的线上论坛，主题为“景观、环境与农业”，去年已是第二届。与有荣焉，我分享了对19世纪孟加拉三角洲气旋灾害背后的多物种纠葛的一点思考。与多物种研究潮流相呼应的，尤其要提到秋季学期清华科学史系的沈宇斌副教授开设的《动物史》一课。沈老师早就开始了对动物史的关注，疫情期间他曾在《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人与动物和环境：“同一种健康”史研究刍议》的文章，梳理了“同一种健康”（One Health，亦译“一体化健康”“大健康”等）理念背后的多学科历史书写的脉络与源流。该文致力于弥补长期以来相关学科将人与动物关系予以割裂的狭隘视野，体现了沈老师对动物的关怀。无巧不成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动物史》（Animal History）杂志恰在今年创刊。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组织了一场题为“理解气候：文化与历史的视角”的线上气象史读书会，邀请几位专业的学者与我共同参与活动。脑洞大开的我们畅谈气象史研究，内容上“天”入“地”，包罗“万象”，亦涉及如何从环境史的视野来思考气象史及其文化转向的问题。当然，今年环境史的活动和著述还有许许多多，难以枚举。可以看到，食物、疾病、土壤、水域、动物、植物、景观、天气……一一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主题，这与环境史带给人们的思考和启发密不可分。窃以为，环境史的主旨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以外的自然，它是一种视角或一种思维方式，不是某个与其他学科凛然隔绝的研究领域，它也从不圈地自萌。环境史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吸收各个学科的文化滋养，也回馈其他学科以新的人文关怀，这即是对人的关怀以及对非人类世界的关怀。
在新的人文关怀之下，环境史研究激励我们思考人类与地球、自然、气候等各种非人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人新世”的今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即我们人类不应当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应从“怜取眼前人”到“怜取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因此，本人不揣愚陋，斗胆邀请几位青年学者推荐Ta们过去一年的环境史阅读书目。Ta们并不都是环境史领域的学者，但从Ta们身上看到，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然融入许许多多的历史学人乃至整个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之中。（仇振武 撰）
阅读书目：[加] 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毛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
书评作者：傅小敏（复旦大学）
我曾一度借助于阅读人类学或博物学著作来满足自己旅行的愿望，在游历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后，我即便囿于现实的困难无法远行，也想要在书中体验陌生的景观和思维世界。这大概是“wanderlust”（漫游的渴望）的某种延伸，好奇的眼睛甚至不安于待在人类的领域，对我来说，非人类存在者尚未向我们敞开的秘密生活同样充满了异域情调。因此多年前偶遇刚出版的《森林如何思考》的时候，我和大部分读者一样，认为“这是一部奇书”。初读此书，我的感受可用“惊诧”二字概括，它像一把强力开睑器撑大了我的双眼，我的世界观、生命观的每寸土地，都被爱德华多·科恩所陈述的事实撬动了一点点。
惊诧首先来自某些普适性观念的松动，比如我们对进步、时间、现代等等的假设，极有可能是褊狭的、被殖民化的思想。前人基于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所设计的那套文明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事先规定好了我们的存在模式？假如卸除这套框架，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来发展思维，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自己地思考？此时的“我们”又是谁？如果说人类学试图回答“人是什么”，哲学试图回答“我是谁”，那么爱德华多·科恩试图追问的是“我”的复数形态（即我们，Is）及其互相关联的活生生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南美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鲁纳人（Runa）寓居的森林——科恩称之为“诸多自我的生态系统”（ecology of selves）。顾名思义，他所展示的这个生境，并非以一种主体为中心、无数他者（或客体）为环境的世界，而是接近于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ros de Castro）描绘的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的世界：在这里，每个种类的存在者都能从独有的自我出发，获得再现周遭世界的主体性视角。
恰好鲁纳人都是视角主义的绝佳践行者，他们总是通过捕捉并进入另一种有机体的视角，来理解对方是如何“看”世界的。这也就是为何人类在森林里遇到美洲豹时，必须与他对视才能存活，否则就会被他当作一坨死肉。因为美洲豹就是这样看待世界：与自己对视的存在者就是另一个自我，是一个“你”；不然就是可吞食的猎物，是一个“它”。反过来，由于鲁纳人相信自己死后可能会进入森林成为美洲豹或其他物种，所以他们在现世就抱着猜测未来的意图与多种视角一起思考与行动，让未来与现在实现共在。于是爱德华多·科恩顺势提出一个泛灵论的新思路，这也是我的第三个惊诧之处：考察其他物种是如何将人类视为有灵的，而不是像以往的人类学家那样，调查其他人类是如何将非人类存在者视为有灵的；正如本书标题所暗示的：森林如何作为庞大的灵体处理与人类、动物甚至死者之间的关系。
我的第三重惊诧来自作者以竹节虫的演化谱系为喻揭示的一种反直觉的生命观：即现世存在的生命是由不在场的死者所构成的，后者为前者腾出了成长与繁衍的谱系空间。比如竹节虫是因为与树枝的相似性而隐身于背景，才能躲避潜在捕食者的攻击，然而在它的祖先当中，曾经存在没能成功隐身从而被捕食者注意到并吃掉了的原始竹节虫，于是那个最不被注意的演化分支因其具有适应周遭世界的形式而幸存下来。所以那些曾经生活过的生命在被对象化为他者后，也成为了某种构成性的不在场、谱系中的负空间，让现存的自我得以延续。“一个活生生的‘处于-谱系之中的-有机体’、‘处于-连续性之中的-我’，”正如科恩所言，“是其所不是者的产物。”对于寓居亚马逊的鲁纳人来说，森林深处的“灵师的领域”是横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高维地带，作为历史的死者进入其中成为幽灵，以影响可能的“来生”的方式，继续与生者保持密切的关系。最终，不在场的过去和未来共同构成了鲁纳人的现在（如下图所示，我尝试粗略勾勒鲁纳人的世界图景，另外生者与灵师之间的跨物种沟通涉及当地的萨满思维和殖民历史，此处暂不展开）。
本图由书评作者所绘
《森林如何思考》之所以被誉为奇书，恐怕与它的难以被归类有关，作者使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顺应了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借用了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批判却也糅合了笛卡尔、尼采、海德格尔乃至拉图尔、哈拉维等人的哲学思想。常有学友与我抱怨此书读得艰难困顿，所受的学科训练不足以支持自己有效理解内容。我想，如果不把它视作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产物，而是告诉自己只是在读一本游记，或许就能获得对这个世界一点充满魔力（enchanted）的体验了。
阅读书目：黛博拉·柯恩：《帝国、气象、科学家：从政权治理到近代大气科学奠基，奥匈帝国如何利用气候尺度丈量世界》，翁尚均译，麦田出版，2021年。
书评作者：郭庆（南开大学）
气候是什么？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气候可能是新闻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也可能是发表在科学期刊上晦涩的文字，总之，这是一个偏向自然的学科。然而，在《帝国、气象、科学家》（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 Empire,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一书中，科学史家黛博拉·科恩（Deborah Coen）却告诉人们：气候科学不仅可以与政治紧密相连，还可以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
19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对于奥地利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来说，如何保持内部的和谐与统一变得非常重要，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867年奥匈帝国的成立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另一方面，对当时的气候科学来说，通过观测系统建立起经验积累为气候地理阐释提供了可能，气候学家开始绘制气候图，这种多样性寻求统一的路径与国家治理的需求不谋而合，气候科学由此成为这一时期奥地利的中心科学。这便是科恩的第一部分内容：帝国多样的人文与自然地理要求以新的方式看待帝国空间，它需要在科学上构建国家认同。
对社会来说，气候科学的大众化也为公众参与国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依靠来自公园中的观测站和民间科学家的数据，并通过维也纳中央气象和地磁研究所（ZAMG）进行协调，气候学将当地和全球尺度的大气环流联系起来，并将这些发现转化给公众：绘制各种各样各个尺度的可视化地图。到了1880年，动力气候学不仅成为中学教材的内容，奥匈帝国的人民也可以通过气候网络设想自己在帝国的来往和交流网络中的地位。因此，气候学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国家治理提供帮助：一是在复杂的多样性中寻找到了统一；二是在不同尺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得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理念的构建很容易外溢到物质交换和政治治理的领域，比如在森林砍伐与干旱的问题上，砍伐是局部现象，但气候变化确是整体问题，那么到底该在哪个层面进行努力？地方、帝国还是国际？在这里，气候学提供的是一个跨尺度解决科学和社会问题的框架。
对19世纪帝国科学与气候科学的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大多局限在海洋帝国的扩张以及殖民地气候促使的环境与社会变化的思考。实际上，大陆国家的气象科学在气候学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诸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柯本（Wladimir Peter K?ppen）、沃耶伊科夫（Aleksandr Voeikov）、汉恩（Julius Hann）、苏潘（Alexander Supan）等气候学家都是在大陆观测网之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
除了学术旨趣外，这本书最重要是激发我们对气候科学发展的反思与警惕。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族群所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这也使得各自对气候治理的需求有所差异。气候系统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共识，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年奥地利所面临的挑战。现代气候科学为这种共识的凝聚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基础，但在某些时候却引发了公众的质疑与反对，例如哥本哈根会议与气候门事件。问题出现在哪里？科恩认为是今天的IPCC追求统一共识方式缺乏有效多元主义的成熟反思。她强调：帝国—王国科学的目的不在“统一”其诸多活动的方方面面，而是将其“和谐结合”。今天的气候科学比以往更加与政治密切相关，也更容易为社会需求和现实驱动，复杂的国际气候斗争也让更有效且持续的气候治理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之余思考“多元”与“和谐”，或许会助力我们走出现有的泥沼。
阅读书目：[澳] 蒂姆·弗兰纳里：《欧洲自然史：生命如何创造、塑造和改造这片土地》，王晨译，海峡书局，2023。
书评作者：刘黛军（北京师范大学）
在尝试了解有关欧洲环境史的过程中，我无意间阅读了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教授所著的《欧洲自然史：生命如何创造、塑造和改造这片土地》一书。原书于2018年由文本出版社（Text Publishing）出版，2019年由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再版，该书的中文译本于2023年问世，由王晨翻译，海峡书局出版。
弗兰纳里教授不仅是古生物学家，也是哺乳动物学家、环保主义者、自然保护主义者、探险家、作家、科学传播者、活动家和公共科学家。他曾于2007年被评为澳大利亚年度人物，也担任过多个学术职务，如阿德莱德大学教授、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等。根据弗兰纳里教授的学术背景，可以了解该书与传统史学著作有所不同的原因，如《欧洲自然史》的时间跨度大，所呈现的历史大约始于1亿年前；弗兰纳里教授认为自然史同时涉及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由此，在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恐龙的历史、猿的历史、浣熊的历史、大象的历史等欧洲动物与植物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人类欧洲”的历史。
该书致力于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即欧洲是如何形成的、它的非凡历史是如何被发现的、为什么欧洲在世界上如此重要。在找寻问题的答案时，弗兰纳里教授从欧洲的化石、丰富的博物学观察资料、新的DNA研究等研究手段来重新解读欧洲的过去。在面对如何定义欧洲的问题时，弗兰纳里教授也认为在自然史中欧洲的最佳定义来自其岩石的历史。除了欧洲自然世界的历史，哥伦布新航线开辟带来的欧洲生态系统紊乱、欧洲的再野化生态实践等人类世界的历史同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书中，弗兰纳里教授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关切，如他提到即使2015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愿望得以实现，欧洲的海岸线也将发生变化，一些城市会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他认为欧洲的农业生产力和政治稳定到时将岌岌可危。这些观点与他一直以来的研究与关注密不可分。
总之，这本著作甫一问世，便受到各界的欢迎，它如同一部走进欧洲自然历史的指南，特别为读者展示了人类社会及其之外的自然的历史。该书分为四部分、44个篇章，每一篇章内容精炼，可读性强，对于想了解欧洲自然史的读者而言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与尝试。
阅读书目：埃丽卡·吉斯：《慢水：灾异时代我们如何与水共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
书评作者：刘金铭（北京师范大学）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不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的财富日益增多，生活条件也越发优越。然而就在人们沉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妄图实现对自然的完全控制时，一场场因环境破坏、生态失序引发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沉重的灾害使人们愈发清楚地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人类社会理应尊奉的环境伦理。美国著名记者埃丽卡·吉斯（Erica Gies）新著《慢水：灾异时代我们如何与水共存》聚焦自然中的“水”，尝试对人与水的相处模式问题进行探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与工业文明倡导的修建工程治理水患原则完全相反的理念——“慢水”概念，即主张让水如其所是，以某种近乎自然的方式减缓陆地上的水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保持与水的合作而非对抗，并规避对水的控制心理。
吉斯是一位独立记者，曾为《科学美国人》《自然》等杂志撰写了大量有关水、生态的文章，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采访了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记录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多方报道，通过《慢水》一书，带领读者们进行了一次全球旅行。该书英文原名为Water Always Win，关于这一名字的由来，吉斯在书中特别指出，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限制和改变水的路径，以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自然法则，致使人与水的关系不断恶化。在人与水的复杂斗争中，水往往会突破人们修建的水坝与河堤，成为赢家。吉斯试图借此题目呼吁人们树立“慢水”理念，在景观中满足水的需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书中，吉斯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与水的互动关系、水对当地景观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现代社会人们为修复与水的关系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同时，吉斯试图通过观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水与其他实体的物理关系，来激发人们对“水想要什么”的好奇心，并呼吁进行一次“慢水运动”，强调保护水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生态伦理，激励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人与水共享的生态系统。吉斯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她首先在书中列举了目前由人类造成的水问题，进而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世界各地的慢水方法和经验，范围涵盖亚、欧、非、拉美9个国家。此外，吉斯还探讨了水在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与人和生态系统的互动。她在书中指出，尽管每个地方都是独特的，但又有共同的关切。她希望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人民都能将慢水解决方案提上日程，以促进人与水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飞速进步的当今社会，保护生态系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吉斯的《慢水》一书对如何处理人与水的关系乃至国家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阅读书目：[英] 陈学仁：《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上海：光启书局，耿金译，2023年。
书评作者：刘骁（清华大学）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是2023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杜伦大学副教授陈学仁（Chris Courtney）的著作的中文译本，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耿金所译。该书的内容主要源自作者在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重点记录了1931年中国境内的长江等多条重要河流所发生的大洪水灾害。我在博士期间曾读过该书的英文原版（The Nature of Disaster in China: The 1931 Yangzi River Flood），其中作者对气象知识受文化影响之分析令我很受启发。后来，陈学仁还受邀作为我博士答辩的外校评审，因此我们对于1931年洪水灾害也有过交流与讨论。在了解到该中文译本出版后，我第一时间购得此书，发现其在原作之上又增加了一些照片史料，从而可以更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
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方向。虽然人类抵御灾害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我们仍能看到自然灾害的日益频发，并且其破坏力并未如人们预想般地减弱，对于其中的内在原因，《龙王之怒》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与传统上聚焦于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影响的视角所不同，该书提出了“致灾机制”这一理念，试图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灾害的发生原因及其后果。这样的写作角度是与陈学仁所做的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不但运用了史学研究所常用的政府档案和报刊，还收集了记者、学者、救助组织的相关资料，乃至灾害亲历者的回忆录等等。因此，在多种史料的支撑下，该书强调了自然灾害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往往来自自然和人为因素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灾害发生后的影响也会波及整个环境，这不仅包含了人，还涉及土地、动植物与微生物。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读者将逐渐体会到，当人类活动不断地影响自然并诱发自然灾害时，自然灾害也通过其特有的方式逐渐改变了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套用作者在文中的话：“灾害并非单纯地打断历史，而是创造了历史”，两者之间是双向的关系。这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今天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也为减灾和救灾工作提供了新的启示。
在201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费正清东亚史优秀著作”奖。这本书不但在学术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贡献，而且由于作者优秀的文笔以及史料的综合运用，其可读性也非常强，且并没有专业的学术壁垒。因此，这本书的读者群体并不仅仅是环境史或灾害史的研究者，对于历史的爱好者或是一般读者也是非常适合的。
阅读书目：Victor Seow, Carbon Technocracy: Energy Regimes in Modern East As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书评作者：丘颖瀚（清华大学）
中国东北的抚顺曾经有着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然而，这座建国初期被誉为“煤都”的小镇现在却因煤而困，近百年来的开发造成煤炭资源急剧减少，留在当地的只剩下枯竭的矿井和堪称奇观的露天矿区。从航拍来看，抚顺的露天矿区仿佛神人留下的伟迹，步行其中的人们就如同地上的蚂蚁般渺小，这种图像往往给观者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让人为之惊叹。
Victor Seow以抚顺的煤矿为重点研究对象撰写了《碳技术统治：现代东亚的能源制度》一书，该书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国东北抚顺煤矿的历史，追溯了近代被煤炭能源创造的东亚世界。从民国、日本殖民时期到新中国，作者探讨了如何通过大规模能源开采的科学技术项目来试图掌握以煤炭资源为代表的化石燃料，以及这一过程最终如何付出了人力和环境代价。
在书中，Victor Seow提出了“碳技术统治”（carbon technocracy）的概念。近代以来，不少国家将碳能源视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国家治理方面（尤其与资源相关）有着明确的技术官僚愿景。抚顺煤矿的历史与现代化国家的统治技术同步出现。各地区的官僚、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将煤炭视为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为此使用了能源开采的科学方法，例如液压装载技术。尽管使用这些技术的目的是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依赖，但煤矿的采掘工作仍然严重依赖人力，并且促进了监督劳工的方法。区域和国家高速现代化发展建设逐渐增加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劳动者以及地球资源的剥削。
作者通过研究抚顺的官方档案和私人信件等大量文件，并对博物馆进行考察分析，讲述了从日本殖民时代到新中国抚顺的工人、工程师、政治精英和抚顺地区居民的生活。从日本帝国工程师对中国丰富矿产的想象、新的采矿技术投入和日本依赖煤炭企图自给自足的脆弱政策制定，再到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时期对煤炭的定义和煤炭资源开采中对国家建设的影响等议题，着重讨论了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下，不同政权对燃料的渴望所带来的对人力的剥削和对资源的滥用。这些案例强化了作者在该书开头提出的“碳技术统治”概念，以及相关科学技术形成的“碳技术官僚主义”。化石燃料大量投入到国家建设，或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气候变化危机。作者在书中也暗藏着对环境的人文关怀，并尝试讨论人与自然应当怎样和谐相处。
如今，抚顺当地开展了露天矿生态治理工程，开始了灰渣回填的环境治理工作。或许再过十年，矿区荒芜的景象会逐渐消失，作为人类开发自然伟力“纪念碑”的矿区也会被埋没在土中。大概后世的学者也可能建构出“环保制度塑造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不妨对此拭目以待。
阅读书目：[美] 托马斯·特劳特曼：《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李天祥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3年。
书评作者：仇振武（南京师范大学）
该书是一本研究大象的历史著作，主要以印度的“王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大象文化尤其是战象制度在古代亚欧文明中的地位，以此分析大象在不同文明中的“退却”和“留存”。该书的问题意识极为鲜明：如果说“大象的退却”在诸如中国等古代文明中是一个自然的事实，那么它为何能在印度和东南亚“留存”下来？
对此，刚刚过世的海外中国环境史家伊懋可（Mark Elvin）曾为该书作者提供了一个环境史视野，促使作者从“王权—大象—森林—森林民族”四角关系中寻求答案。简而言之，作者认为至少从吠陀晚期开始，印度王权政体在与森林民族的接触过程中了解并开始使用战象。由此，大象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对大象的保护带动了对森林及森林民族的保护，至少没有将森林破坏殆尽。
作者在书中不断强调对环境史的思考，但其实该书的全球史或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亦非常鲜明。作者善于分析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文化条件下的演变。显而易见，该书的问题意识便是在比较印度与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得到的，这就是说，如果不了解大象在各个文明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就难以得出为什么印度的大象文化颇具特殊性这一论题。在该书第三章，作者将国际象棋的起源追溯至印度的四军棋，并分析这种四军棋在亚欧大陆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反映的接纳地的不同文化背景。在第四章，作者继续讲述驭象者及驭象知识的流动，以及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带有地方性特征的实用性知识。而在五、六、七章，作者追溯了战象制度如何从北印度传播到南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乃至西方世界的过程，后者与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历史密不可分。类似的文化亦通过朝贡体系从诸如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传到了中国。
全球史的视野既注重联系，也强调比较。在第八章，作者同时运用了联系和比较的方法：既然印度的战象通过东南亚国家传到了中国，那么为什么战象制度却没有在中国扎根？这个问题有助于解释作者从一开始便提出来的疑惑：为什么大象在印度和东南亚“留存”，却在中国“退却”？他认为文焕然与伊懋可的解释都不够有力。为此，他借鉴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来分析中印两国的异同，主张大象的进与退与不同文明中的土地伦理有关，但这种土地伦理同样是不断演变、进化的。作者这番兼顾普世的文化及知识流动与特殊的地方文化语境的论述，不禁令人想起王晴佳老师关于筷子如何在东亚文化中传播的著作。尤其是，该书与王晴佳老师的《筷子：饮食与文化》一书类似，其所研究的都是欧洲人到来之前，或者说并不由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史。毋庸置疑，对这种“全球前史”的考察及对不同文明的比较，受惠于作者的语言和文献功底。在材料的使用上，作者对古印度梵文经典的挖掘以及对传世文献的搜集比较翔实和深入，对不同古代文明的语言及图像也有宏观的了解。
综合来看，该书的问题意识、逻辑关系及主要结论清晰透彻，文献材料亦相当翔实，只是论证过程稍显啰嗦。另外，作者在论述“王—象—森—民”四角关系时，似乎也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即是印度历史上的森林政策尤其是王权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中古英格兰，“森林”是一个法律术语，其主要目的是在一定范围内严格界定允许或禁止的各类活动。那么印度的情况是否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呢？尽管该书的副标题是“一部环境史”（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作者也在许多方面论述了不同种类的大象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不能考察印度古代王权与森林政策的关系，则环境史的味道不免寡淡一些。
阅读书目：[美] 芭丝谢芭·德穆思：《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刘晓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
书评作者：仇振武
《浮动的海岸》一书由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于2019年出版，经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晓卉老师翻译后，由译林出版社在2022年发行。该书作者是布朗大学历史学家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也是该校环境与社会研究所的副教授。在曹寅老师的全球史课程中，我曾读过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家瑞安·塔克·琼斯（Ryan Tucker Jones）的文章“Running into Whales: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below the Waves”，该文发表在2013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在阅读《浮动的海岸》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作者对瑞安·塔克·琼斯一文的借鉴，但作为一本著作，该书涉及的主题和层次更为丰富。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写作手法，尤其是借鉴了近期比较流行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在罗安清的笔下，多物种的纠缠是一种生态的共存，宛如一场“复调”的音乐会。而在德穆思笔下，生活在白令海峡的各种生物也拥有“复调”的时间和生命，包括鲸鱼、海象、狐狸以及麋鹿等芸芸众生。通过对该区域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生命的考察，该书作者明确地揭示出白令海峡并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区，它曾是许多海洋与陆地生物的乐园，也是整个太平洋能量交换的重要场域，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史，有着自己呼吸的节奏和自然的韵律。
然而，白令海峡的生命史却因其物种和资源的丰富性，因其位于两片大陆之间的地理特殊性，卷入了另一种由人类主导的历史，尤其是美苏争霸的冷战史。在美式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想象与憧憬中，白令海峡作为一个资源宝库，也作为一个新制度的试验场，开始从属于更大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自然变成了资源，复调的时间变得单调，无限的灵魂从属于政治的生命，无界的大地开始被迫选择有界的立场，白令海峡的生态逐步沦为“现代性”的附庸。就这样，鲸鱼、海象、狐狸以及麋鹿及其与当地土著那种生态共存的关系被打破，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的神话背后是满目疮痍的大地，何其悲哀。
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之前撰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话：“本书文采斐然，档案材料丰富，作者也曾在当地生活，进行田野工作。本书冠以‘环境史’之名，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写作，更像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多物种民族志。一方面，作者常常有意将动物作为叙述的主角，使读者跟随动物的视角或行踪来追寻属于它们的故事，这样当它们的生活遭遇痛苦时，读者也不禁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作者花了许多章节进行环境描写，海洋、土地、山峦都是作者想要为读者展现的历史空间，而这一空间也是随着历史不断变迁的。或许正是这种‘不正规’的写作方式，为我们理解‘多物种的复调时间’留出了空间。环境史研究，就是要让环境和自然本身成为主角，而不是让它们生活在人类文明的阴影之下。从环境和自然的视角，被称之为‘人类文明’的那些内容，也并不一定是‘文明’的。作者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肯定，似乎也强化了她自己的观点，即历史在某些意义上是循环往复的，或者至少说，历史并不只是单调线性、一往无前而永无回头之路。因此，本书并不是一本仅仅关于捕鲸的书，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内容，值得反复咀嚼。”
阅读书目：Camelia Dewan, Misreading the Bengal Delta,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and Livelihoods in Coastal Bangladesh,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书评作者：仇振武
该书是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文化、场所与自然：人类学与环境研究”（Culture, Place, and Nature: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d Environment）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作者Camelia Dewan是出生在瑞典的孟加拉后裔，该书显然由其博士论文改编而来。从作者综合使用的档案与田野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该书是一本人类学的作品，但作者比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特色。
在该书中，作者对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机构对孟加拉国实行的援助项目进行了批评，她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这些援助的出发点往往是气候变化，从而对孟加拉国的各种问题形成了误读。作者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发展项目（developing projects）及其掮客们（development brokers），指出他们将孟加拉国的问题简化地理解为气候问题，或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问题。事实上，气候变化并不总是罪魁祸首，而这类发展项目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做法，忽视了当地生态与社会的复杂性，反而加剧了生态的脆弱和社会的不平等，使得孟加拉陷入持续的贫困之中。在作者看来，气候问题是一种“元代码”（metacode）或者说话语策略，这能够帮助“发展项目的掮客们”更好地争取国际资金的援助，但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孟加拉国生态的破坏和持续的贫困。为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强烈呼吁“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因为在她看来，要想真正地增加底层民众的福利，就必须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当地的生态和社会问题。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该书作者用了五章内容，融合了案例研究——例如建造防波堤、虎虾养殖、引进高产量大米品种等——和理论阐释，旨在揭示基于气候变化的发展项目如何不仅没有帮助孟加拉摆脱贫困，反而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和社会的不公。例如在第三章，作者认为孟加拉国推行的虎虾养殖项目建立在对气候变化的错误理解上。在发展项目的主导者看来，由于温室效应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孟加拉沿海地区现在正饱受海水的侵袭。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引入海水，以此发展包括罗非鱼和虎虾在内的咸水养殖业。然而，这种咸水养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通常而言，企业家在旱季从农民手里承租土地来发展水产养殖，到雨季再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结果，水产养殖造成的土壤盐碱化使农业耕作深受打击，很难继续。如果农民不想出租土地，勾结政府当权派的企业家甚至派黑帮欺压农民，强制他们出租或强行开闸引水。虎虾养殖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圈地（Water Grabbing），也就是将农民世代居住的土地划分成一个一个私人养殖区，这剥夺了农民与生俱来的捕鱼和在水中嬉戏的权利。与此同时，土地的盐碱化也给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风险。总而言之，虎虾养殖等发展项目将地方环境变成了自然资源，并将其纳入全球资本和金融体系，其结果既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和贫困。
综合而言，该书的观点振聋发聩，书中许多结论是作者通过田野走访而来，充满着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与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忧虑。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小问题，例如作者的论证过程较为啰嗦，内容多有重复；从历史学的标准来看，参考文献的引用不够严谨；该书最后对孟加拉政府所寄予的希望也有失天真。但是瑕不掩瑜，它仍然是一本令人深思的好书，尤其值得从事历史学或人类学研究的博士生借鉴。
阅读书目：Richard Grove and George Adamson, El Ni?o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书评作者：仇振武
根据联合国气象组织的发布，2023年是厄尔尼诺气候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威”的一年。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事实上，厄尔尼诺现象平均每2—7年就要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12个月。在历史上，厄尔尼诺气候也曾反复出现，并在某些关键的时间点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
对厄尔尼诺气候与历史变迁关系的研究，总的来说属于气候史研究的范畴。气候史研究至迟可以追溯到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近二三十年，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促使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气候问题。
在此背景下，厄尔尼诺现象没有逃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法眼。1999年，英裔美国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出版了《洪水、饥荒与皇帝：厄尔尼诺与文明的命运》（Floods, Famines, and Emperors: El Nin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s）一书，考察了历史上厄尔尼诺气候对世界几大文明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一本较早将厄尔尼诺气候纳入历史学研究的作品。2002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出版了《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戴维斯将政治经济学分析与世界气候史研究相结合，运用“遥相关”（teleconnection）等概念揭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次厄尔尼诺气候及其造成的饥荒如何对全球产生影响，并加剧了西方殖民帝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
2018年，《世界历史上的厄尔尼诺气候》（El Ni?o in World History）出版，是“帕尔格雷夫世界环境史研究丛书”（Palgrave Studies in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的一本。该书由已故英国环境史家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H. Grove）与伦敦国王学院地理系的年轻学者乔治·亚当森（George Adamson）合著而成，也正因此，该书的写作事实上分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
一方面，格罗夫侧重于从实证层面书写厄尔尼诺气候如何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而人类社会又如何对其加以应对的历史。以印度次大陆为例，格罗夫主张16世纪末厄尔尼诺现象造就的干旱与社会动荡、移民和冲突等社会变迁削弱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与此同时，它也打破了地区间的壁垒，促进了粮食进口需求的增加，有时还刺激了灌溉工程和水资源保护等长期举措。另一方面，与格罗夫不同，亚当森则着重揭示人们对厄尔尼诺现象的不同理解。他解释了厄尔尼诺现象是如何通过科学实践、全球媒体以及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被“他者化”的。他还从性别视角看待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事实上，亚当森的书写体现了近年来气候史与气象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势，即所谓“文化转向”。
总而言之，《世界历史上的厄尔尼诺》一书既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参考文献，也将历史上的气候和天气现象与社会、文化、大众心理结合在一起，拓宽了气候史与气象史研究的视野，给予关心气候变化的人以许多的启发。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