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7日晚上，我们获悉《历史人类学学刊》（以下简称《学刊》）成为了CSSCI（2023-2024）收录港澳期刊，这一消息非常让人振奋，可以说是庆祝《学刊》创刊20周年最珍贵的礼物。2024年1月1日，我们与《学刊》前七卷的执行主编、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在中山大学永芳堂进行访谈，本文是任建敏根据程美宝教授访谈整理，以及补充更多细节后形成的文稿，以此回顾《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20周年走过的历程。
一
《学刊》创刊于2003年，是在2001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后由中心研究团队所商定共同创立的刊物。创刊之初，大家就一起谈怎样去做。首先，确立了刊物是半年刊，每年1卷，每卷分为4月、10月两期。决策机构为编辑委员会，最初由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11位学者组成。此外，还设立了学术顾问和地区联络员制度，学术顾问由海内外11位知名学者组成，地区联络员则由欧美亚澳等地的学者担任。执行机构则由主编、执行主编、助理编辑、书评编辑、英文编辑等组成。如第1卷（2003年）的执行主编是陈春声、刘志伟，执行编辑是马木池、程美宝、黄永豪，书评编辑也是程美宝。第2卷（2004年）起，主编是科大卫，执行主编是程美宝、廖迪生，编辑是马木池、黄永豪，书评编辑是欧冬红，英文编辑是宋怡明。此后整个《学刊》的人员和架构陆续有所变动，第8卷（2010年）起，执行主编是廖迪生、谢湜。此外，潘淑华、周惊涛、黄晓玲、唐金英、张程娟等也相继加入编辑团队。从第16卷（2018年）起，《学刊》的编辑架构作了比较大的调整。在决策机构上，编辑委员会扩大到41人，涵盖了境内外更多的学术同仁。在编辑委员会基础上遴选了9位常任编辑委员，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常任编辑委员更加深度地参与了《学刊》的编辑工作。此外，还取消了学术顾问和地区联络员制度。执行机构上，主编科大卫，主任编委是廖迪生、谢湜，执行主编则由常任编辑委员轮席担任，每卷由境内、境外各选1人担任，每人任期1年。并增设了编辑部主任，由黄永豪、唐金英担任，助理编辑是张程娟，书评编辑由黄永豪兼任，英文编辑是李怡文。第19卷（2021年）编辑部主任由冯慧鑫担任。第20卷（2022年）起，编辑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共45人，常任编辑委员12人。执行机构上，主编科大卫，主任编委廖迪生、任建敏，编辑部主任程锦荷，助理编辑张程娟、谢家尉，书评编辑黄永豪，英文编辑李怡文。从第22卷（2024年）起，为适应进入CSSCI之后迅猛增长的投稿量，又计划增加一道初审程序，分工上也略作微调，张程娟任编辑部主任，程锦荷改任助理编辑。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把《学刊》放在香港出版，这里有其考量。香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可能是香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学术优势，那就是香港恰恰是一个交汇点，不仅能够吸收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同时也是面向海外的，让海外了解我们中文学界动态和声音的很重要的窗口。在实际的编辑操作层面，《学刊》一直是由广州和香港两方面的学者一起合作的。广州这边主要负责收稿、编辑以及评审工作。香港那边是校对、出版和发行工作。当然，两边的工作都有交集，难以严格区分。
20年来，学刊的编辑架构和机制是有变化的，但是核心的理念一直没变，就是要让各地学者一起合作，把我们的理念通过这个刊物表达出来。20年过去，目前我们仍然一直坚守这个理念。直到今天，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和海外共同合作、深度参与的这种形式把期刊创办起来，且能有如此影响力的，恐怕还是独此一家。如《学刊》编辑委员的遴选，不是“分猪肉”，而是先有了共同的交流沟通的基础，再一起合作。其实我们这一个群体做的研究的时段、范畴、主题也是很不一样的，不过我们都有共通的语言，共同的追求，以及愿意沟通的心态。我们是围绕《学刊》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学刊》则是用文字承载起来的共同体表达的平台，它是相对永恒的东西，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在互动的平台。
二
创刊之初，首先是要确定刊物的名称。中文名为《历史人类学学刊》，而英文刊名并非直接对应翻译，而是叫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历史学和人类学还是分开的。我们创刊的时候，就没有翻译为Journal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这其实是有其用意的。因为创办这个刊物，我们是希望去引领或者探索一个新的方向。但是我们也明白，在刊物征集文章的时候，我们没有局限于“历史人类学”，而是要表明我们的刊物既刊登历史学的稿子，也刊登人类学稿子，所以英文名里面蕴含了这个意思，而不至于让人一谈起这个刊物，就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历史人类学”。虽然中文刊名还是保持使用“历史人类学”，但是英文刊名我们同时把另外一层含义也表达出来，也就是历史学、人类学两个学科是相互合作或吸取对方所长。《学刊》每期后面的《征稿启事》的第二条的表达是重要的：“本刊发表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这句话其实是赵世瑜老师定的稿，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我们的主旨。本来，我们是想在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创刊词的，就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有一篇发刊词，非常振奋人心，非常具有前瞻性。但是创刊时我们谈来谈去，最后发现这篇创刊词还是很难写，因为历史人类学是一个集体探索的新方向，写得太死板或者写得太精确，都会欠缺探索性和弹性。所以这个《征稿启事》的第二条就非常好，“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一句就够了，这是一句非常有纲领性的一句话。此外，《学刊》第1卷第1期的第1位作者是人类学者张小军，当时他刚好写了一篇关于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的文章。因为《学刊》没有创刊词，我们只是在征稿启事中浓缩了一句话，我们就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手法，在第1期第1篇刊登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投稿的论文，恰恰因为他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人类学者。诚然，在我们这个群体心目中，历史人类学还是倾向于从历史学出发，但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要理解人类学家怎么讲，以使所谓“历史人类学”名副其实，所以张小军老师以及同一期的萧凤霞老师的两篇文章都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探讨何谓“历史人类学”的尝试。
其次，创办一份新刊物，当然要确定很多东西，从封面到里边的格式，用什么字体等等。这些工作，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马木池老师的功劳。在繁体字校对上，黄永豪老师的贡献也至为重要。《学刊》的风格，20年来基本没变，翻开后就能感觉到是比较像港台学术刊物的格式和风格。例如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使用繁体字，以及对应的字体。我们考虑到，历史学的史料大多是繁体字，所以我们尽量要遵照史料的原文，尤其是便于处理一些生僻字或简繁易混淆字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少来稿的原稿是简体字的，需要转换成繁体字，有时候，为了对应某个简体字而采用的繁体字，会因应不同用法而有不同写法，例如，“复杂”、“报复”、“回复”的“复”字，用简体字写是统一的，繁体字则各有写法（分别写成“複”、“復”、“覆”），而港台繁体字的用字习惯，也略有不同，因此，我们在广州的编辑室订立了一本用字手册，以免出现用字前后不一的情况。又如封面，关于封面问题，其实最初也谈过很多种可能性。本来蔡志祥老师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一位小孩子站在一块碑后面看出来，我们其实挺喜欢这张照片，因为碑体现了“历史”，而小孩体现了“人”。但是我们也顾虑到如果选择了这张照片作为封面，会不会有肖像权的问题，所以吵来吵去，最终的封面其实是妥协的结果，直到近年，则通过改换封面颜色来表示不同的期数，让读者容易分辨。
再次是编辑流程。定了那些最基本的规矩之后，接下来就是要确定整个编辑流程。我们创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在期刊编辑部做过的。程美宝老师算是在报纸的编辑部工作过，所以她对于整个校对及编辑流程都会比较坚持。创刊之初，还不那么流行电子文档，所以《学刊》编辑部非常坚持每一稿的文章都要打印出来进行编辑。关于编辑的技术性的问题，即便创刊之初，所有编辑都是业余的，但我们一开始就对这份工作十分注意，形成了很多一直传承至今的编辑经验和流程。这些经验其实都是有其道理的，而不是只用电子版改来改去就可以的了。所以每一期的编辑工作，要从“一校”到“六校”，宁愿多浪费一些纸，都要打印出来校对。因此每一期完成后，《学刊》都留下了一大堆相关的纸质文档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里。
三
我们经常说学术是公器，学人是共同体，《学刊》就是学术的一个工具，一个平台，把海内外的学界尤其是中文学界联系起来。《学刊》作为一份中文刊物，我们也是有追求的，在所谓“国际化”甚嚣尘上的年代，坚持用中文做学刊，立意传承民国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学刊出版传统，从岭南大学，到“中研院”，到中山大学，乃至今天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各个机构，并注意不会因为用中文出版，便妄自菲薄地认为不能在世界的学术创新上立足。
《学刊》的稿件评审是我们的“灵魂”工作。最初创办《学刊》的时候，在征稿方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有困难的。在创刊之初，《学刊》稿件真是一篇一篇找回来的。我们很荣幸能够得到各位老师和作者的支持，很多作者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在我们这里发文章，因为没有功利性的好处。但是他们愿意把文章投过来，因为他们首先是尊重这个学术群体，其次也是觉得自己的文章能与学刊的旨趣相契合。
《学刊》的稿件来源，除了直接投稿的这种情况外，由于我们的编辑团队同时也是学者，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会议，也会主动去物色合适的稿件和评审人。所以也会因为参加某些会议见到某些学者报告的论文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就请学者写成稿件投稿。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邀请了资深的学者来做讲座，然后觉得这个讲座很有价值，辑录文字。因为那时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也还没有微信公众号等工具，可以在讲完后不久就在网络发布文字版。所以那个时候《学刊》也会把一些讲座整理出文稿，然后经过讲者同意后再在《学刊》上经匿名评审后刊发。此外，有些文章本来是用英语写的，甚至已经发表出来很久了，但是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依然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会翻译成中文，让大家都能看到。比如说第一期就翻译了萧凤霞老师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是民国时期已经在写出来，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人注意到了，我们也会把它重新刊出，因为学术创新并不只是新一代的人在做的，其实过去有许多学者的见解，今天看来仍十分前沿，有些经典性的东西非常精深，但是没有别人注意，我们精挑细选地把它再拿出来，这个也是《学刊》的一种责任。
无论是邀稿还是投稿，我们都严格遵循匿名评审制，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主编科大卫老师时常拿来说的例子是，他投给《学刊》的第一篇文章，就在匿名评审中被毙掉了，没有刊登出来。我们甚至还拿这个例子来打趣，让大家见识到《学刊》用稿的严格，毕竟我们连主编的投稿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拒掉。学刊的所有发表论文均经两名或以上评审人审阅通过。此外，作为学刊的编辑，与媒体的编辑是很不一样的，学刊编辑要有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品味与追求。所以编辑在找人审稿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标准。一是我们找的专家是真的懂这个领域的，二是找的专家要比较负责，不能太粗略地看完，只给一个简单的结论。另外，由于编委会不少学者是有海外工作的背景的，所以会更多地接触到英语学术界，所以我们找的评审专家不仅有港澳台背景的，也有外国的评审人。有些外国评审人看中文没有问题，但可能写评审意见是用英语写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够接受，从而促进海内外学界的交流。
《学刊》的外审专家真的是非常认真，20年来，我们没有给外审专家支付过哪怕一分钱的审稿费，但直到今天，我们编辑部收到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时还会非常感动，有的评审专家的工作量，恐怕不比自己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少。有的意见甚至多达近百条，作者读完审稿意见，都忍不住和我们说有“赚到”的感觉。我们相信，这是因为大家都有认真对待学术的情怀在，也是对我们刊物最高的尊重。很多审稿意见，我们编辑读完都很感动，但是也觉得很可惜，因为外审意见是不能刊印出来的，但其实这些意见本身就是很好的学术范本，表现了共同的学术追求，认真的匿名审查，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而不彰的学术交流。
其实在2003年创刊的时候，内地还有很多刊物尚未建立匿名评审制度，但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个过程不是形式主义，而是通过这个评审的平台，通过这种形式的讨论促进学术进步。《学刊》也是一种形式，也是一个平台。如程美宝老师提到，有一次她收到一篇投稿，是一篇长篇书评，她感觉这个作者对于其所评的其中一部书还没有透彻的理解，但是作为编辑，不好直接说，也担心自己的见解也不一定正确。所以她找的其中一位匿名评审人，其实就是那本书的作者本人，之所以觉得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书评作者所评的书不止一本，他是围绕某个话题评了好几本。她觉得书评作者对其中一本书的观点可能有点误解，而她也知道，那个匿名评审人（同时是被点评的书的作者）是一位相当公允的人，他给出的意见果然让书评作者很信服，当然，书评作者也不知道是谁给的意见，这就是通过适当的牵线，促进学术的进步。不能为了想帮这个书评作者，就找好说话的评审人让他过；或者是编辑觉得稿件不行，就把它废掉。当时的判断是，这篇书评整体而言是写得不错的，但就差一部分需要改进，《学刊》通过评审和编辑的机制点拨一下，帮助作者完善。这种情况，在编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学术期刊的编辑，并不纯粹是技术活，而是通过做好自己的本分去共建学术共同体。
我们始终认为，学术是需要多元的，所以包括文字的风格，在我们做编辑的时候，也是尽量尊重作者本身的文字风格。如《学刊》经常有港台或海外的投稿，有些的用语和大陆不一样，但除非是病句等硬伤，对于个别的用字用词的多种可能性，都会尽量尊重。
《学刊》每期还会刊载很多书评。最初每期都要做出10篇书评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了，不能只评内地出版的书，一定要有港澳和台湾地区的书，以及外国出版的外文书。尤其是国外出版的著作，当时获取不易，于是编辑部会非常郑重地写信给外国的出版社，和出版社说我们有这样一本学刊，请出版社寄样书来，我们会邀请人撰写书评。 书寄到后，我们还要物色合适的人去写，写成书评后还要把该期学刊寄回去给出版社。也有很多书评是找学生写的，因为这也是一种学术训练。
《学刊》走到今天，已经走过了20年了。如今，《学刊》入选了CSSCI（2023-2024）收录港澳期刊，在短暂的欣喜之后，我们马上陷入了更大的烦恼之中。如果说我们之前更多的是烦恼怎样能争取足够的优秀稿件的话，如今突然来了“泼天的富贵”，这对《学刊》既有的编辑部的组织和架构是极大的挑战。之前我们是发愁如何能争取更多好文章刊登在《学刊》里，如今我们更要担心如何应对潮水而来的投稿，如何把《学刊》办得更好，我们仍然会小心翼翼地问自己，每一期有没有偏离初心，有没有变得越来越模式化甚或僵化，走上追逐噱头的路子？会不会其实历史人类学还有一些其他可能性被我们忽略掉了？这些问题，《学刊》作为一个学术平台仍然需要追问下去，并通过躬行实践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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