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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曾国藩的福，从此地球村内可以读到船山先生的书。今天捧读时我们看到，作为开启近代湖南先声的书生，古人王船山接过历史，六经责我开生面，创造了一本百科全书。老子说，“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无声无形的王船山大方无隅，大家如海：天文、历法、数学、地理他无所不通，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他皆为所精，用今天话说，他是部“活辞海”。
　　
　　船山先生走实在路线，一个字概括，就叫“实”；不避泥泞荆棘要走的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实有之道，是经世致用。
　　
　　因为脚踏实地，关切时代；时乖命蹇，他要起义。虽然“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但因眼睛盯着时务，对社会要了解、参与、改变，决定他不能死抠书。自然地，他亲身参与社会，只能看重实践。身体力行，需要将书本搬进生活。
　　
　　王船山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人，他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20岁就读岳麓书院，先后亲身历行，组织“行社”、“匡社”，关心国家大事，主张躬行实践，创新而不泥古；在认识方法上，他“喜从人间问四方事”，开辟了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
　　
　　大学问家做实事，虽然都有点眼高手低，但这又有何妨。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闭眼做。或许连王船山自己也预料不到，他这么一做，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从此给湖南人树立了一个知行合一的标杆。
　　
　　经世致用首先看重行动。王船山说：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实践（由行而行则知之。）如果说，粗浅的行动还缺乏理论的高度，今天我们看到，王船山对湖南人性格以彻底影响，还在于他从哲理上提出“理依于气”观点。他全面扬弃程、朱、陆、王，批判地终结了宋明理学，发明两句话：“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这话一出，等于判了“心外无物”学者们的死刑。
　　
　　因为既然物体都是可看可听可摸的，唯心的道学家就都成了给皇帝纺新装的骗子，制造的都是口头华丽但事实并不存在的礼服，他们一直以麻起胆子骗皇帝赤身裸体游街为职业。王船山不客气地揭了他们的底。
　　
　　从经世致用概念一出，同一个世界，被船山先生勾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梦想。谁能料及，四个字包藏的美梦，看上去平淡无奇，但里面却正在酝酿聚变与核变，它对中国随后历史的影响，能量将超过原子弹。
　　
　　强调行动，关注时代，从哲理高度上对其加以肯定、提升，从王船山开始，湖南读书人逐渐脱离玄虚学派。在中国知识界，这一转变，其造成的颠覆性影响，约等于让地球改变旋转方向。
　　
　　我们也许并不知道，中国读书人，曾经都是身体力行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孔子、墨子都是用双脚去证明自己理念的人。用今天话说，他们都还会武功，孔子会射箭，墨子会攻城。但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读书人一直都好玄虚，到魏晋玄学，终于登峰造极。
　　
　　魏末西晋时代，是清谈的前期，承袭东汉清议风气，读书人面色苍白，手无抬五指之力，穿宽大衣服，专门听仙乐，吃怪药，圈内相互吹捧，相互以为神奇。
　　
　　魏晋风度流行之时，一帮名士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清谈误国。“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常装傻纵酒，抬棺狂饮，死后叫埋。又常一丝不挂穿梭在房中，他人见了加以嘲笑，却遭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又有何晏，带头吃五石散，这更不得了。五石散本身就是毒品，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服散之后，人先全身发烧，随后变冷，症状象疟疾，跟今天闲极无聊的娱乐明星吸食鸦片后鼻涕眼泪一把流有得一比。这帮名士为求长生，又炼丹服药，穿衣宽袍大袖，经久不洗，内生虱子，常常边聊边捉（扪虱而谈），人家见了恶心，他们当作高雅。
　　
　　知识阶层此时实质已是堕落衰败的一群。他们寄生社会，孤芳自享于群，用处几近于无。但为了维持知识的神秘，保有尊严，只好将文盲都懂的常识，写做博士看不懂的“学问”，以此作为一生的饭碗。因为自知在装神弄鬼，明白既不能用于实践，更不能让实践检验，于是干脆“心外无物”。说白了叫掩耳盗铃。
　　
　　如果说，魏晋风度是权力高压下的变种，是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还有一条路，就是做孬种。魏晋稍后，读书人的铁衣铁裤--科举--又被皇帝做好了。
　　
　　从587年到1904年，一千三百多年的昏黄历史里，科举取士以三年一大比的规整肃杀出现。隋文帝杨坚不知这管知识分子的玩意是好是坏，抱着试试看，宣布罢州郡之弊，废乡里之举，实行“分科举仕”，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尝到了制度的甜头，他要拼命干，抠破脑袋想，发明“八股取仕”。在铁衣铁裤外还画蛇添足，加捆八条绳索。
　　
　　我们知道，古人中举的几率就像今天中彩，等状元上轿就像看电视开奖，所有脸热心紧的人不是领奖人，只是观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科举将本已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进一步阉割，将他们直接变成太监的亲戚。作家余秋雨也认为，“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是以中国学界，千年来，知识阶层与普通大众日益隔离，逐渐独立成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知识阶层之士无法直接为老百姓服务，就只有寄生在政治官僚身上，充当帮忙与帮闲的角色，以此来谋取稻粱。多有学者掩耳盗名，高产屠龙学术，盛产瞒与骗的艺术（鲁迅语）。管你老百姓是死是活，管你皇帝光着屁股出洋相，只要自己还护着一口金饭碗。
　　
　　在王船山看来，一班书生，张口八股，闭口吸毒，如此严重脱离实际，长年闭于书斋，缥缈于仙界之上，生活里不知邻居是人是鬼；三分像人，七分似鬼，仙风道骨，像七仙姑，更加适合装神弄鬼。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船山生而书生变。
　　
　　被王船山彻底颠覆形象后，书生们从此一扫数千年来积弱不振，萎靡颓废的衰样。他根本上扭转了知识分子清淡或不谈甚至远离社会现实的可笑形象，反过来将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牢固地捆绑到一起。
　　
　　从这时起，湖南土地里种出的辣椒，吃进了肚子里，流进了书本里。
　　
　　经王船山惊醒，湖南读书人前后相接，率先从身体上有了彻底改观。他们不炼丹，不服药，不穿宽衣，对八股取士，嗤笑而过。其中，不爱红装爱武装，多有如谭嗣同、黄兴那样的绝好武功，毛泽东那样的一流体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一出，颠覆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说法，反过来认为，只有强健体魄，方可产生强健精神。身强体健、精力充沛的湖南读书人，将知识从太空中搬运到地上，给平民百姓作饭菜吃。他们青出于蓝，用比船山先生深刻的思想，写成文盲都懂的白话，供地球村人共读。这直接导致原来只被数个人玩弄的学问，陡然间被数亿文盲吃进肚子，消化成营养，化作气吞山河的行动。
　　
　　书生的历史作用，从此彻底被改写。
　　
　　王船山一介书生，开创了从行动到书本，用行动证实书本，用行动来写书本，让书本从不脱开行动的先例。知行合一，名实合一的传统，从那时起，遗传为每一个湖南读书人的基因。
　　
　　但王船山一生行动，到底都以失败作结。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奇妙，一介落魄书生，生前汲汲无成，死后行为世师。
　　
　　以王船山书生形象为起点，在他的影响下，三百年来，湖南后人前后继之，奋起仿效，走“书生经国济世”之路，他们以知识为笔墨，以现实社会作纸张，大胆泼墨挥毫，画新奇图画。先有书生改革（陶澍），再有书生从军（曾国藩）、再有书生从政（毛泽东），其人之作，一页厚过一页，一本重过一本，凭文房四宝，湖南人风起青苹之末，从此成功经营天下。
　　
　　不错，学以致用，经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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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王船山写醒了的湖南人，三百年来，胸怀经国济世梦想，开始走一条漫长的经营天下之路。
　　
　　经营天下首先是从经济切入。在王船山眼里，“天下惟器”，经济属于实业，正是“经营之器”，其他都属于“虚业”，是道。但让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三百年里，湖南后人固然有耀眼军功、政业，但经业却被遮蔽、弱化。王船山关于商业的论述，一直却被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原来在商业的领域，他也有自己一套体系。只是后来时代太奇怪，西方那些人开船过来一声汽笛，没有握手说帮中国建工厂，却先拍肩膀教中国人抽鸦片。中国那些胖得发愁的人，想闲着也是闲着，还真学洋大人嘴巴吧嗒。这胖嘴一张一合不得了，中国天空瞬间烟雾缭绕，乌烟瘴气，乌云密布，风云莫测。
　　
　　从好奇抽鸦片到为拒绝抽鸦片而打仗，两边一开打，彻底乱了历史本来的计划，王船山的商业论述，被弹雨打成一张废纸！
　　
　　今天，从纷乱的残缺中拣起那几页发黄的废纸，如果能细致抹平，清晰辨认，可以找到他一条有关经济的完整逻辑线。
　　
　　王船山的经济思想，源于时代的商业事实。潜回历史时我们清晰看见，商业世俗化在王船山生前就开始生根，那条根长在湖南境内。距离他的老家，不过数百里；具体发生地，就是怀化洪江。
　　
　　据史，早在1573年至1620年，湖南洪江犁头嘴(今沅江路)，就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物资交易、集散市场。这里店铺林立，作坊成片，构成洪江最早的港口商埠。明清之际，规模日盛，成为湘西南扼守湘、滇、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被称为“五省通衢”。1687年，文人王炯在《滇行日记》中说洪江已是“烟火万家，称为巨镇”。
　　
　　这是王船山商业之水的来源。时代的现实已经发生商业的事实，思想家必须从事实去提炼、归纳、思考。
　　
　　王船山的商业观点，核心八个字：“大贾富民，国之司命。”
　　
　　“大贾富民”其实是鼓励做商业贸易，特别强调钱货交换的必要性。因此他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
　　
　　在他看来，商业贸易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不仅国内要通市贸易，就是与敌国之间，同样也要通市。这个做国际生意的想法，不是准备开国际玩笑，而是做中国最早的“入WTO规划”。（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
　　
　　既要做国内生意，还要做国际生意，在帝国专制的时代，先生想法可谓妙矣，但怎样保证这些想法不是画饼充饥，凭空哄人，而是确实可以去做的呢？王船山早想到人家会这么问，他马上抛出“3反对1主张”：反对政府专制，反对商人擅权，反对限制商品流通，主张自由贸易。为了保证这些又都可以实现，他进一步在政治上提出“自由要求”：人应当有行动自由、迁徙自由、买卖自由、贸易自由。
　　
　　从商业的角度思考为起点，王船山提出他理想的经济社会模型，是“亦工亦农亦商”。说得更明白，是种田的埋头种田，做工的勤快做工，做生意的老实做生意。（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各行各业都进对自家门，做对自家事，互通有无、互利互惠，政府不要干预，顺人性自然发展，中国就发达了，和谐了。（大同社会）
　　
　　今天看王船山这些论述，在当时确实非常大胆，见地也都深刻。尤其他关于政府不要干预经济，顺人性自然发展的观点，在今天依然颇有借鉴意义。
　　
　　既然有这么多这么美妙又切实可做的经济见解，为什么没能用起来？因为谁都知道，后来中国除了产生抽鸦片的仙风道骨之人外，更有湖南一班身强体健的铁腕人物。这班湖南实干家们既然知道，又都将船山先生当作偶像，为什么没早用他的商业思想，将中国搞得早富强起来呢？
　　
　　不是说“天下惟器”，经济是“器”吗？抛开经济之器，舍器求道，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