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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人必有奇命，奇命发生奇运。奇人左宗棠早年从范仲淹栖身的岳阳出来，心忧天下，凭雄心大志，规划出这一红顶商人开创性悲剧，放进今天的视角审视，我们又发现一点：在曾国藩“民的经济”上，商人不仅根要扎在民间，还要有社会地位的提升，这种地位有制度性的保障。这一切都是政治要求。回头看船山先生当年抛出“3反对1主张”，第一就是反对政府专制，这太有先见之明。
　　
　　官商联盟，或者说官商勾结，商人低下的地位没变，商人没有话语权的事实没变，这注定是场“虎羊游戏”。说白了只是权宜之计，中间充满玄机，商人风险更大。
　　
　　改变这种投机式的风险之路，只能是先争“商权”。从士的政治、文化权力中构建系统的商的政治权力、商的文化权力。
　　
　　左宗棠时代，他不可能看清这点，也无条件做成这些。个人的前途、命运，往往都这样受制于时代。但左宗棠一生，虽然失落常有，为人桀骜不训，有时到了狂放，他的军队偏叫楚军，颇有点“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味道。左宗棠身上，弥漫这种狂狷气息，让他终身不肯屈就于人。他完全不同于八股的封建士人，在他身上有江湖之远的率真，虽然不乏傲慢与偏见，但活出了湖南人的风骨。
　　
　　同在体制内，不拘小节，让人自然想起魏源。而他不与曾合作，又让人记起王闿运。他狂出了一股不同凡响的精、气、神，而不是像曾国藩那样牵于礼，拘于俗，时刻在发抖，口中念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类，活得失去自我，没了脾气，沦落为彻头彻尾的封建官僚。有前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结论是：“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他们以行动分别开创了近代湖南人性格的两极。
　　
　　狂放精神是湖南人的精神气。这种率直任性、不拘不羁的性情，接通了湖南的地气。左宗棠当年抬棺上阵，胆雄气壮，荡平新疆，靠的正是这股精神气 。
　　
　　颇有趣味的是，左宗棠本来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而曾国藩倒更接近官僚的群体（集体）主义，到后来他们完全反过来了。左宗棠个人功利完全转化为国家功利，其中的奥秘，就在一个“忧”字。
　　
　　范仲淹挂在岳阳楼上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话属于互文，再去挖掘，会发现它还另藏了两句，完整说出来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个人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后个人之乐而乐。
　　
　　天下的忧与乐，始终在个人的忧与乐前面。左宗棠强烈的个人忧乐意识，自然被转化成国家的忧乐意识。人的精神气往往只能这样：忧的事情放大了，境界同时跟着阔大。
　　
　　奋个人私智，精神气可以英雄造时势，但英雄逾无法越时代，左宗棠不能决定将生命推迟百年，所以，个人还得为时代的悲剧埋单。
　　
　　一百二十五年过去了，2010年1月，我最近一次去到柳庄，这座乡绅式小庄园里，中堂大人音容犹在，魂魄尚存。遥记当年，他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即兴写下七绝：大将筹边来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其情其景，多么意气风发！
　　
　　时间挪过一百二十五年，到2007年，湘阴人左宗棠同乡伍继延扛起湘商旗帜，奔走天下，真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湘阴土地的命运寄托？但左宗棠开创性启用胡雪岩播下的杨柳种，今天果然引来一股商业春风。运去英雄不自由之后，时来天地皆同力。
　　
　　左宗棠当年没有这样好运。他死后几十年，帝国之船，依然未着春风，反遭西风。西风恶，国情薄，五洲窥华，飓风萧瑟。
　　
　　此时看来，历史老人真正爱好开玩笑，有时还喜欢开天大的玩笑。他让船山先生高端发声，然后没了下文；他拿曾左相继做历史悲剧的实验，累得人家心力交瘁，伤痕如麻。等游戏结束了，他才事后诸葛，挂出“此路不通”的警示。
　　
　　到了这时，历史惟一可贵的精神积累，就是曾国藩已打出了湖南人的精神气，左宗棠已忧出了湖南人的胸怀，经世致用理念在这一支流上，水面也越淌越宽。他们的音容笑貌，由生龙活虎的立体，逐渐干缩成平面，被张贴到了墙上。
　　
　　“到底是湖南人错了，还在历史老人坏了？”历史的船开到这儿，一流的湖南人看一班在船上碰得头破血流的前人，一齐十分纳闷，开始反思。
　　
　　这时，一个浏阳书生走过来了。他抬头看看曾左遗像，似乎在看他们的命相，在极力描出风险路线图。他摆出武术架势，参禅一样对图去悟，猛然间似全明白了。他收起拳脚，毅然掉头，丢掉曾左开船的幻想，得出判断：悠悠万事，当下大事，不是当是船工与水手，是先全面开刀，大修帝国烂船。
　　
　　谁能料到，他这一转身操起那把修船的刀，才发现这是把鬼头刀，刀口既对准了清朝，同时也对准他的脖子。砍脖子易，砍大船难，而这时一双贼样幽灵的眼睛，已经按住刀柄，瞄上他那颗好头颅！
　　
　　但从他举刀那一秒起，湖南后继的书生们都惊醒过来。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湖南人跟随的奔走，从此都改了方向。
　　
　　敢问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