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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谭嗣同仍是比曾国藩更具争议性的人物。断头已过一百一十一年,直面事实看法,依然扑朔迷离;历史真相之外,人们对谭嗣同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有时对峙成截然相反的言说。
一个叫摩罗的人,为了否定谭嗣同,专门写《谭嗣同与马丁·路德·金》。他比较说:“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统治者的权力和暴力,但他的思维不是暴力反抗不是你死我活。马丁·路德·金面对的是种族歧视的法律,但他的思维也不是暴力和你死我活。你死我活是野蛮人的丛林法则,那不叫政治,那叫强盗逻辑,那是前文明时期的愚昧游戏。
谭嗣同说,中国还没有人为政治改革流血,我愿意第一个为此流血。他流的是自己的血,比专流他人之血的丛林政治家已经伟大一百倍。但将政治改革与流血建立必然的联系,依然是缺乏想像力的。”
摩罗满意的观点,在一个叫李敖的人面前,遭遇一记响亮耳光。李敖写长篇《北京法源寺》,将谭嗣同当作偶像,或者说,他心中自历史以来中国最完美的伟人形象来描写与议论。书中以大人物谭嗣同为主角,举凡重要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已、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北京法源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今天,两种观点既然同时发生,当然都可以存在。在我看来,像李敖那样,将谭嗣同拔到超越莽莽昆仑高度,固然还值得仔细商量,但像摩罗那样躲在书斋里面来作浅薄议论,他可以一边休息了。
是的,谭嗣同不只武功相当不浅,他的学问底子绝对不薄,怀浅薄心来议论他的人应该看到,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成《仁学》,就是接过船山先生的棒,著成的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
《仁学》认为:“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以太”是构成万物的本质,“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因此,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 “以太”精神表现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今天的我们不免好奇:“以太”是什么东西?
“以太”是个翻译词,它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物质。是一种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被认为无所不在。
今天来看,爱因斯坦发现光有波粒二象性,既是粒子,又是波,这个名词可以被淘汰了。但当时谭嗣同只是借它一个名词,内容还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
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王船山提出“理依于气”,“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可以看出后其间的思想延续,谭嗣同试图将这个理论与时代挂上勾,所以急需找个时髦的名称。
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知道,谭嗣同的唯物主义依然似是而非,不很彻底。
当然,再高深的理论,一旦被许多人弄懂,它马上成为常识。从历史由后往前看,我们总发现前人幼稚,这不是我们有多么高明,而仅仅是许多高深的道理日益在成为常识。“日心说”当年一提出来多么深奥,今天看不但简单,而且错了。同是这个道理。“以太”的概念,放在历史其时,既高深又时尚。谭嗣同的理论,无疑具备穿透力。
但一部内容庞杂的《仁学》,却让我们惊讶地看到,谭嗣同与曾左最大的不同,在他的学问接过王船山,初具百科全书架势。在书生的气势上,他像在为未来的毛泽东作示范,虽然远没有后来毛泽东学问那样通透、熟稔。
谭嗣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这种在时代哲学(而非后世常识)上开创性的高度,李敖不及,摩罗更无能望其项背。
今天时代里,以李敖的学透古今,大智大慧,摩罗恐又难及其十分之一。以李敖对天下学问之通达,个性又如此桀骜不逊,何以对谭嗣同推崇有加?秘密在于,精神的境地里,他们彼此接通了。
是的,只有精神上相通了,才能产生知音;也只有知音的评价,才最切中实际。毫无共鸣的人,硬做议论,完全盲人摸象,浪费感情,乱人视听。古人早说过了,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但李敖的相通,更多也是仰慕。在我看来,他从谭嗣同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所缺。哈尔滨人李敖,知识纯熟就玩学问,湖南人谭嗣同,通达了知识就要行动。李敖式的娱乐,谭嗣同无法沟通;湖南性格稳固,不是那么轻飘。李敖风凉话过甚,批评多于建设,湖南人也说风凉、批评,却首先是以实干家形象出现。
跳出李罗之争,我们终于看到,船山先生当年办匡社、行社遗传下来的性格基因,终于在集大成的书生谭嗣同身上结了果。孔子说以人载道,谭嗣同以身体著《仁学》,写大了船山先生的“道”。
谭嗣同作为湖南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彻底改变中国书生浅薄、轻飘、只顾研究、不管能否实践的“屠龙学术”形象,首先还因为他有绝世武功。这种形象与魏晋清谈士人大异其趣。他跟名贯中国的大刀王五切磋武艺,丈夫情怀,英雄气魄,一言九鼎,为“变中国法”准备了身体力行的本钱。他这副形象,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毛泽东。(参见《湖南人怎么了?》之“书生衡阳”。)如毛泽东吸收“以太”内核,进一步提炼,得出结论:盖天地惟动而已矣。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行动一生,雪山草地,纵横驰骋,闲庭信步。他晚年结论: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成。将运动的哲学理念,行胜于言的信念,都发挥到了极致。
毛泽东与谭嗣同的渊源,不只因为浏阳河,更多是精神相通。毛泽东自称书生意气,他是书生,谭嗣同早年出身,也正是“秀才”!
生于书香门第,长为世家子弟,无秀才迂腐之气,倒身带草根雄风,他何以没有染上纨绔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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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镜头剪接来看:1865年,谭嗣同在湖南浏阳用一声啼哭宣告新生,船山先生已死了一百八十三年。其后两人如走马灯,他七岁时,曾国藩死了,他二十岁那年,左宗棠也死去。
晚清这艘破船还在带病开,累得呼吸沉闷,似在发哮喘。此时除了船上的人不响,船身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劈劈啪啪爆响,用曹雪芹的话说,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船上的胆小细民早已缩成一团,全已瑟瑟发抖。中国将其亡矣!闻到了泰坦尼克船底冰山气味的精英,全在发这样的惊呼!
在这艘一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将沉之船上,谭嗣同被碰大到弱冠。作为清末巡抚谭继洵的儿子,他是真正的宦家子弟。嗣同身上没一点纨绔气味,与谭继洵起步底层有关。虽然身居高位,但谭继洵为官清廉,体恤民生,左宗棠就赞他胸中纯是爱民之忱也。
但影响童年嗣同最大的还是母亲徐五缘。湖南风俗,耕读传家。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扫地做饭,饲养家禽,耕作田地。晚上还陪丈夫在油灯下缝衣纺纱织麻。嗣同小时,母亲就预防他在官僚家庭养成奢侈闲逸习性,常向他讲述过去贫苦生活的情形,让他们明白衣食的来之不易。(郑焱:《碧血丹心谭嗣同》)
拿破仑曾说: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儿子的影响,大过世上一切事物。(谭嗣同此时如此,后面的毛泽东也如此。)徐五缘言传身教,给小嗣同心灵推开了一片干净的小天地。
10岁那年,小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草根情结破土发芽了。他反感传统八股时文,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 抗议,却仰慕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后来与“义侠”王五结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就在这时,他开始对王船山发生兴趣。钻之越深,仰之越高,他惊叹:“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崇拜产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像饿人扑上面包,一头钻进船山先生的学问里。他维新变法的许多思想,都源于王船山学说,这是后话。
现在,一班湖南前辈精英相继死去了。谭嗣同抬头看到:曾国藩走商军路,搞洋务运动,中国仍像头病狮,浑身抽搐几下,没有站起来。左宗棠走官商路,搞“左胡配”,中国还像艘破船,上烂下漏,傻瓜一样在原地打圈圈。
国强民富本是动人的梦想,现在连有名无实也不行了,进一步从原本一纸空空的地图,沦丧成被蚕食的时局图。每况愈下,国退民退,国将不国,他猛然惊醒:此时还去奢谈民富,不是刻舟求剑,就在掩耳盗铃。
中国问题怎么办?谭嗣同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再次打量晚清。他在权衡:到底废清,还是挽清?他比较一番,选择了后者。
我们惊奇地看到,二十年后,胡适与李大钊还在激烈争论“问题与主义”,但由此往前二十年,谭嗣同从尸骨未寒的曾国藩、左宗棠身上已恍然发现:前人挽救清廷破船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沉湎于小打小闹,只做补疮救洞工作的问题。必须放弃一地一人一政的小问题,谋求国家根本的解决,这是谭嗣同的新发现。
变法改良,正是解决问题的“主义”。
他与康梁们一道,打算给“水豆腐牌”清廷来一次全身检修。这手法像雕刻朽木,百丈朽木,腐而不倒,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大动手术,必得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胆魄。
操纵晚清王朝,欲其起死回生,必须兴师动众,必将凶险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