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5日,他加入了和平时期的军队。十天后,他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1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几个月之后,查理·威廉姆斯就飞到朝鲜挨子弹去了。
“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会出岔子。我这下想明白了:现在开始,见他的鬼去!在朝鲜,我开始放开喉咙喝酒。”
然而希望再次浮现。他在50年代晚期退伍,然后游荡到纽约求职。“那会儿我40岁了,心想这回一定得成,不然这辈子就完了。就这么着我戒了酒,一滴都不喝了。我用军队津贴买了身好衣服。那真是铁了心要再试一次。”
但他没有一技之长。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坐在一张公园长凳上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接着就遭遇了他厄运连连的人生中最大的厄运。“我正坐着,有个男的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在我身边坐下了——是个流浪汉,身上破破烂烂,人醉醺醺的。他说:‘没工作吧?’我说是的。他接着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办。’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有什么工作好找。结果他说——唉,他一说就什么都完了。从此我这辈子算是到头了。”
流浪汉跟查理·威廉姆斯说了纽约的市政收容所(常客都叫它“市所”),穷人可以在那里获得免费三餐,还能领到住宿券,住宿券能在鲍威尔区内的饭店和廉价旅馆抵用。“那天晚上我有了免费住宿,当时我就放弃了。身上的压力都没了。再也用不着找工作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沉沦了。”
此后,查理每年都会做两次挣扎。他干过各种工作——在餐馆洗盘子、为咖啡店送外卖、洗车子、在公园拾垃圾——但没有一份干得过几个月。他变得轻易退缩,工作上一碰见小摩擦小争执就立刻辞职。加上工资又总是很低,以至于一不开心就觉得没必要继续。生活让他看不到希望。每份工作结束后,他都会把工资积蓄(有的话)花在廉价威士忌上,然后回到市所,整天上街讨酒钱。
我最后一次见查理是在1973年。要找一个没家、没工作、没邮寄地址、没电话的人可不容易,可我还是过一阵就找他一回,偶尔见他泡在酒吧,或者在鲍威尔区他最喜欢的那个角落溜达。我每次都塞给他几块钱,问问他近况如何;通常近况也不怎么样,他的生活已陷入了停滞。1973年见面的那次天气很冷,他充满希望地说,准备一路行乞前往佛罗里达。“年纪大了,这儿待不下去。”说话间,11月的寒风不停吹过他那件老旧的军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