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对香港的研究问题。以往对香港研究得太少，客观的研究就更缺乏了。实际上，香港的传统就是自由经济、法治下的自由社会，不干预反而会更好。香港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现代社会，也是人类的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内地学习的榜样。香港本身就是中国人的财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能够保留这笔巨大财富的制度架构。

问：香港回归后不久，就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顺利闯过亚洲金融危机？

陈志武：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救了香港。第一，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韩国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历来主导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上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可以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其次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作用。香港是内地和外国跨国公司都能接受的中间商，中国的外贸越多，香港的商机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没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经济老大哥在边上，靠一个这么大的老大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再次就是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当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他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他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他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外资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问：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后来又赶上了禽流感和“非典”两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给香港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两场公共卫生危机？

陈志武：主要归功于香港的医务人员，他们保留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在香港累积起来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他们的所为也证明了自由社会和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像我们以前想像的“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必然是人人自私的社会”。

正因为香港的医务人员比内地更具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我一直认为香港应该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养老业，为内地的个人提供内地很难有的职业医疗与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