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斯坦哈特 -范 -博考维奇公司的成功难以解释，包括以前的一些合伙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成功纯粹是靠运气。了解了这个公司以后，有两个突出的因素，每一个都提供了对成功的解释，并与市场有效的传统理念相一致。通常，市场几乎不可战胜——除非采用其他人从未用过的办法。创新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斯坦哈特 -范 -博考维奇公司的托尼 ·席鲁夫。他对康德拉季耶夫的狂热可能有些奇怪，尽管 1973年的事实证明其预测非常准确，但他明显将一种激情带到了公司。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席鲁夫就开始跟踪货币数据，希望可以预测股市的变化。大约 10年后，这在华尔街变得稀松平常：大家都知道快速的货币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因此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这样，投资者就会将钱存到银行或投入债券市场以赚取利息，而不是继续放在股市冒险。随着资金转出股市，市场将不可避免地下跌，那些住房建筑商、设备供应商等对利率敏感的公司的股票会下跌得最厉害。但在 20世纪 60年代，华尔街的股票投资者并未被这种分析所困扰，他们在那个年代的前 5年学会了怎么交易，那时通货膨胀率从未超过 2%，货币状况和美联储的反应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但席鲁夫是个例外，他是个不同于主流的自学成才的人。

当 1970年加入斯坦哈特 -范 -博考维奇公司的时候，席鲁夫已经设计了一个粗略的货币模型。他跟踪联邦储备系统所属的大银行，当他们从报告闲置的贷款能力转到报告已经达到资本储备所能支撑的限额时，席鲁夫的模型就会预警：银行已经最大限度地放出贷款，因此货币增长将放缓，经济增长将下降，股市也会有麻烦。席鲁夫研究了历史数据，发现股市在银行数据临界点之后两个月开始下跌。反之，这种关系也成立。如果银行从无贷款额度转向有可用资本储备，股市将很快反弹。①席鲁夫甚至在高通货膨胀、金本位制结束这种局面形成以前，就把握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规则。他的模型分析给了斯坦哈特 -范 -博考维奇公司在预测市场急转方面的优势。标准普尔 500指数在 1973—1974年急转之下，却又在 1975年 9月时上涨了 32%。席鲁夫预计到了 1973—1974年的暴跌和那之后的反转，两次都印证了用传统分析方法分析市场的同事们所得出的结论。如果说席鲁夫在 1973—1975年对基金的排名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就可以说他在整个 20世纪 70年代都对排名做出了重大贡献，该公司在这 3年的业绩占了整个 20世纪 70年代所创利润的大部分。

因为不擅长解释，席鲁夫的同事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的看法。例如，他们知道交易室的那个痩高个不看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考夫曼 -布罗德公司（Kaufman & Broad）的股票，也知道公司卖空了 100 000股，但他们并不一定知道席鲁夫不看好这家公司是因为利率上升对房屋建筑商不利，而货币数据预示利率正要上涨。但斯坦哈特认为席鲁夫的观点经得起考验：他崇拜他的观点，不在乎别人对其感到困惑。做空考夫曼 -布罗德公司给斯坦哈特 -范 -博考维奇公司带来了 200万美元的利润。因此，不管是有意或无意，席鲁夫的同事是他创新的受益者，而这个创新就是将货币分析应用到股票市场。

斯坦哈特-范-博考维奇公司的第二个创新始于金融环境的另一个变化。正如公司预料到该怎样根据通货膨胀调节股市投资一样，公司也预料到这个行业将如何适应资金管理方面不断变化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前，股市以散户为主。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以及共同基金之类的机构性资金管理人还不多。例如， 1950年，大约只有 10万美国工人参与公司的退休金计划，因为这些计划大多数刚开始，他们的资产相对较少，那时整个共同基金都只有 20亿美元。然而，到 1970年，参与公司养老金计划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养老基金的资产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 1 300亿美元，并以每年 14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个人将其直接持有的股票出售，并将所得委托给另一种新兴的资金管理人。到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共同基金资产超过了 500亿美元，而 20世纪 50年代只有 200亿美元。投资不再是由文质彬彬的经纪人给出建议，由非专业人士进行操作的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专业经营模式。这使华尔街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了解股票更难战胜市场，因为其概率相当于另外 6个专业投资者和你有相同的信息。但是，专业化的投资在消除旧机会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会。这种机会在于交易活动，它后来在对冲基金的传奇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