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以后，由于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同意，领事爱棠只得有些沮丧地解散了他一手创立的巡捕房。

纳税人会议标志着法租界正式行政管理组织的形成，同时，具有法租界特色的租地人和领事之间的关系也确立下来。此后，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和中外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

但是，维护地区的安全总还是一件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说，在租界创立初期，居民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力量实施安全保护，那么，随着租界的日益发展以及外来人员数量的迅速扩大，涉及治安的事务越来越繁杂，依旧由个人分别承担自己的安全保护就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相反，由市政当局统一提供安全服务所具有的成本优势逐渐明显。另外，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紧邻上海的江浙一带出现了饥荒等社会动荡因素，于是，公共治安组织，也就是巡捕房的设立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857年12月初，法国领事召开了租地人会议，讨论设立巡捕房事宜。在会上，租地人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同意设立巡捕房，但另一些人则坚持年初会议上的意见，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巡捕房，也不愿意为此承担额外的税款。会议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只是决定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准备关于巡捕房问题的报告，作为大家以后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同年12月22日，再一次召开租地人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但是看来这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巡捕房的提议。因为在第二年初的报纸上可以找到一些提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报道，可见巡捕房已经建立起来了。1859年，巡捕房的组织进一步完善和正规，设置了总巡以及警务法庭。

法租界的这段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政府初创时期的状态。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本源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清晰和直接，比如税收问题。对于政府收税，人们往往认为是天经地义。“不收税，皇上吃什么？”这是传统中国民间对税收的基本认识。这样看待税收实际上是一种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驯顺态度——既然做了人家的小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交钱，供养各位高高在上的老爷。而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税收的认识与此完全不同。现代政治观念认为，税收是人民用来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出。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交税和他们在市场中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假设没有政府，这时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为此，要花钱购买武器，修建高高的院墙，雇用私人保镖，等等。这些花费可不是小数目。可是，如果某个地区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出资建立一支保安力量，保卫大家的安全，这样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保安费用就会低得多。公共服务和许多商品劳务一样，具有规模效应。这个具有规模优势的集体保安力量就是政府。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政府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上述对税收的分析往往只能是逻辑上的。而法租界的历史则提供了历史的真实。法租界建立之初，除了外部有条约保护以外，内部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时，个人的安全是靠个人自己投资保护的。当租界的发展还不充分时，个人自己投资保护安全是合算的。所以，这时建立公共保安机构——巡捕房的建议就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人们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但是，当租界实现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公共保安机构的成本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这时，人们如果转而以纳税的形式供养一个公共保安机构，将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充分的安全保障。于是，巡捕房也就自然而然为人们所接受了。

税收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经济问题，适用于成本收益比较，并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府都承认这一点，并根据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确定税收的范围和数额。只有那些非文明社会的政府，才故意把税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将其描绘成所谓的公民神圣义务，主张人民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制定的所有税收方案。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掩盖其掠夺社会的本质。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十分不明智的，只能使得税收的政治意义更加突出，使得围绕着税收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和难以调和。必须牢记的一点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税收体系，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