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示计委要上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以处理和分析庞杂无比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四机部承接了余秋里的任务。建立信息中心，必然要用到计算机设备，但是，没有相应的汉字处理系统，又如何将信息输入，如何用计算机来帮助分析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跨过这一高峰，所谓的信息中心，就依然只能是一个更大的档案数据的作坊，这个作坊里的主要工具依然是——算盘。

当计算机工业在中国开始向应用转型的时候，汉字的信息处理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最大的难题。于是，“不废除汉字，中国就不可能前进”等类似的话题再次被广为提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针对汉字的改造方案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简化、拉丁化、字母化，各种方案层出不穷，争论不休，颇为主导的意见皆认为，拉丁化是中国汉字改革的方向。今天，当历史的车轮终于要驶入信息时代的时候，汉字突然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目可憎”，更招人“厌烦”！

郭平欣也在为此深感苦恼。郭平欣，时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科技局副局长。

1973年，从各个五七干校、各种“牛棚”回到北京的人还有不少，郭平欣也是在这个时候奉命回京的。“1973年，四机部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开始正常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郭平欣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56年，郭平欣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的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由李强推荐，会议指派他来主持制订计算机专业发展规划的工作。17年过去了，郭平欣此次回到四机部科技局副局长的位置，分管计算机的科技开发工作。无疑，中国计算机发展战略、计算机应用课题的主抓，非郭平欣莫属。

在那一时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向的发展竟同时面临同一个瓶颈——汉字的信息处理，它已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怎么办？从何处破题？四机部、文化部、新华社等相关机构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候将目光瞄准了大海对面的邻国——日本。他们已经得知美日等国都有人着手进行汉字的计算机处理研究，特别是日本至今仍保留着若干汉字。

日本人的研究成了调查的重点。

1973年8月，国家出版局派出了“文革”以来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代表团，团长严文井，副团长王仿子，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出版家。国家出版局局长徐光霄决定，这次考察的重点要放在印刷上，特别是排版技术。

这么多年来，全中国的印刷厂都只需要印制毛泽东的著作，只需在一地排版，多次打制纸型，分送各地印制，大多印刷厂没有什么排字任务，因而只注重提高印刷生产力，而忽视了相应地提高排字生产力，书刊印刷畸形发展，印厂看似不少，但大多没有排字车间。没有排字能力，就印不出新书，而过去的老版，绝大多数已经被毁掉，剩下的也大都不能再用。就算有排字车间的大厂，一个拣字工人八小时平均只能拣字10000个左右。排短印长，不改变这种瘸腿的现状，根本就不可能为出版业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