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还闯进温室，把植物全糟蹋了。”母亲说，她是从校刊上读来的。父亲说那校刊根本狗屁不通。

“还有人把‘那话儿’给我看。”弗兰妮说，存心惹麻烦。

“在哪儿？”父亲问。

“曲棍球场后面。”弗兰妮说。

“你跑到曲棍球场后面干吗？”弗兰克跟平常一样厌恶地说。

“那球场到处凹凸不平，”巴布教练说，“自从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退休，就没好好维修过。”

“他不是退休，他死了！”父亲说。爱荷华巴布年纪大了，父亲老对他不耐烦。

1950年，弗兰克十岁、弗兰妮九岁、我八岁、莉莉四岁，蛋蛋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不必跟我们一样担心有朝一日得去上这所被骂得一无是处的学校。父亲相信，等到弗兰妮够大，得瑞也该收女生了。

“倒不是观念进步了，”父亲说，“只是不这么做就会完蛋。”

他的预言一点不错。到了1952年，得瑞的水准已经大有问题：入学的人逐年减少，而入学标准问题更多。因为招不到学生，学费相对提高，于是吓走了更多的人，只得请一些教职员走路——其他那些有原则也有出路的教师，则干脆辞职不干。

1953年，橄榄球队的季赛战绩是一胜九败；巴布教练心想校方一定恨不得他早点退休，好把球队快快解散——成本太高，何况以往为橄榄球队（以及其他运动校队）出钱出力的校友都不来看球了，因为实在太丢脸了。

“都是那该死的制服，”爱荷华巴布说。父亲翻着眼，试着容忍人老智昏的巴布，他已经从厄尔身上学到了衰老是怎么回事。不过凭良心讲，巴布教练对制服的批评也不无道理。

得瑞制服原来的设计是深巧克力和亮银色，大概是拿某种已绝迹的乳牛当样本的。然而年复一年，随着衣料里合成纤维愈来愈多，深可可和银白的搭配逐渐黯淡得难以入目。

“烂泥巴跟乌云的颜色。”父亲说。

得瑞一些常跟我们玩的学生——当他们不把“那话儿”亮给弗兰妮看的时候——告诉我们制服颜色在校园里流行的各种称呼。其中有个大男生叫拉夫·狄米欧，是爱荷华巴布手下少数明星球员之一，也是父亲田径队上的短跑健将。他告诉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得瑞制服究竟像什么：“灰得像死人脸。”狄米欧说。我那时十岁，怕他怕得要死；弗兰妮十一岁，却摆出比他大的模样；弗兰克十二岁，见到谁都怕。

“灰得像死人脸，”狄米欧故意重复一遍给我听。“棕色嘛——像牛的米田共，”他说，“就是你的大便，弗兰克。”

“我知道。”弗兰克说。

“再给我看一次。”弗兰妮对狄米欧说。

她指的是他“那话儿”。总之，大便和死人脸就成了得瑞中学死气沉沉的代表色。学校董事会迫于这种诅咒的压力——当然，还可以扯上兼营农场的校史以及毫无人气的校区所在地——终于决定招收女生。

这么做，至少入学人数会增加。

“那橄榄球队就完了。”巴布教练说。

“女孩子都比你那些球员玩得好。”父亲说。

“我正是这个意思。”爱荷华巴布说。

“拉夫·狄米欧玩得不错。”弗兰妮说。

“玩什么玩得不错？”我说。弗兰妮从桌底下踢我一脚。个子比我们都大的弗兰克坐我对面，在弗兰妮的危险范围内，一脸闷闷不乐。

“狄米欧至少跑得快。”父亲说。

“狄米欧至少肯撞（hit）人。”巴布教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