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三爷

父亲步行百余里，从老家来学校，见到我时，天已昏黑。鸡叫头遍后，他带着母亲烙的六个红薯面饼子出发，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乡村的路，无数次向人打听，仍免不了走许多冤枉路。路上，吃掉三个饼子。

父亲说，三爷盖房，差20元，求父亲找我借钱。三爷年轻时，当过土匪，打家劫舍，杀过人。婚后，多年不育。有个化缘的和尚对他说，积德行善吧，否则要绝后。遂痛改前非，每日在大路口舍茶舍饭，还习外科，无偿为乡邻治病。后来，果真有了儿子。我父亲额头生疮，三爷天天去清洗换药，直到四个月后病愈。父亲头上的两个疮口疤痕保持终生，看见疤痕，全家人都想起三爷。三爷是恩人。我却没钱借他。月工资37.50元，除去吃饭钱，只剩十几元，零碎花销都紧巴。

父亲停一天就回去，走前我只给他5元钱。我要买两个馍给他带上，父亲不要，只带了剩下的三个饼子起五更上路了。

为三爷的事，我一直歉疚。“文革”后期，三爷病倒。病中最想吃苹果，可腊月里哪能弄来这种秋天才有的水果？我听说后，连忙买了两个玻璃瓶装的苹果罐头送回老家。据说，三爷吃了苹果不久，就无憾地去世了。我心里稍稍好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