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范围是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因此，本书关注的是这一历史形态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jischeOffentlichkeit）这一变体。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本书前言推出新版是由于外来原因促成的。卢希特汉德（Luchterhand）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的早期著作，对此，我深表感谢。如今，这家出版社被拍卖了，拙著自然也就有必要换一家出版社。三十年后再来重读此书，我越想做一些改动，进行删减和增补，就越加清醒地意识到此举之不可为。如果真要这样做，那么，我首先就必须解释清楚，为何没有对全书进行重写。而这又远远超出了作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因为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对于各种散见的研究文献也缺乏全面的了解。更何况当时的研究已经综合运用了各个不同学科大量难以驾御的文献。（卢希特汉德出版社的）第十七次印刷已经销售一空，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重新出版此书，而且基本不做改动，原因主要有这么两个：其一，本书已经成为不同年级的教材，因而需求不断。其二，在现实当中，中欧和东欧的追补革命使我们目睹了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直到去年，美国才赶着推出了本书的英译本，而美国读者对此书的接受也说明这一主题仍具有现实意义以及广阔的研究前景。趁着这次新版的机会，我想作出一些解释，当然，这样做与其说是要克服，不如说是想澄清三十年的时间落差。声称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书问世以来，各种研究和理论课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做显得毫无意义。阿登纳时代结束以来，科学外部的当代经验语境发生了改变，而社会科学研究正是从中获取研究视角的；我自己的理论同样也变化了，变化的当然不是基本特征，而是理论结构。我想先粗浅地描摹有关课题领域的印象，之后，对这些变化做一至少是描述性的勾勒，以期对将来的研究有所启迪。我将循着本书的框架结构进行论述。我首先想谈一谈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和概念（第一章至第三章），然后再从社会福利国家转型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这样两个角度讨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五、六章）。接下来，我将探讨公共领域理论陈述的前景及其规范意义（第四、七章）；其中我所关注的是本书的研究对于当前再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主理论问题会作出怎样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问世之初并没有受到广泛重视，而是到了学生造反和由此引发的新保守主义反动潮流盛行之际，才被普遍接受。而且，期间还不时受到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攻讦。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与概念（1）正如初版序言所说，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要想提炼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概念，就必须把它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所具有的一系列典型特征描述清楚。和任何一个一般的社会学课题一样，历史趋势和历史事例的选择、统计意义和衡量轻重都是一个问题；倘若我们不能像历史学家那样追本溯源，而仅仅依靠二手材料，那么，这个问题当中将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历史学家批评我“经验欠缺”，是十分中肯的。杰弗里·埃莱（GeoffreyEley）在其为1989年研讨会提交的详尽入微的论文中，作出了友好的评判，于我不啻是很大的慰藉。他说：“在重读此书时，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在当时能够获得的文献材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此书在历史叙述方面竟然如此翔实可靠，而且想象丰富！”魏勒（H.U.Wehler）的文章旁征博引，概括有力，它充分认可我的分析的基本特征。直到18世纪末，德国才形成“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Lesekabinetten），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德国启蒙运动后期产生的社团组织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承认。社团组织之所以具有进步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其组织形式，不如说是由于其显著的功能。启蒙社团、教育联合会、共济会秘密结社以及启蒙秘密会社（Illuminatenorden）等协会是通过招募而由私人成员自愿组成的。在协会内部，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依照多数原则。在这些一定程度上还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中，后来社会的政治平等规范得以贯彻实施。而后，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原本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渐趋政治化了。这种情形不独出现在法国，在德国也是如此。直至19世纪中叶，“社会生活的政治化”、舆论报刊的繁荣、对抗官方检查制度以及争取舆论自由等表明，不断扩大的公共交往网络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检查制度是德意志联盟各邦国用以抵制政治公共领域机制的工具，这种机制在德国一直延宕至1848年。检查制度的实际功效仅仅在于，把文学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投入政治漩涡之中。霍恩达尔（PeterU.Hohendahl）运用我的公共领域概念，研究了具体过程。他认为，1848年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早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已经开始转型。埃莱指出新近英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很好地运用了现有的公共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因为，它们以18世纪形成的那些自愿协会为基础，依照19世纪英国的大众自由主义，对阶级形成过程、城市化过程、文化动员过程以及新的公共交往结构的产生过程等进行了研究。威廉斯（R.Williams）的交往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早先以文化批判为特征、由受过教育的市民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向由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的转型过程。威廉斯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与此同时，埃莱坚持他的不同观点，认为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过分渲染导致了不正确的理想化，即，夸张了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资产阶级公众的前提是，在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彼此争斗的不同党派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达成共识。即便人们认为，资产阶级公众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并以此为出发点，也不能错误地侈谈单数意义上的公众。随着我模式中观察距离的变化，资产阶级公众内部发生了分化，撇开这些分化不谈，如果人们一开始就考虑到相互角斗的种种公共领域，考虑到摈除于主导公共领域之外的交往过程具有的能动性，那么，情况就并非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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