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戴高乐与中国20世纪中叶以来，戴高乐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占据一定位置的少数几个西方领袖人物之一。戴高乐1940年踏上抗德救国征程时，中国人民已经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多年。毛泽东和戴高乐阶级立场迥异，而反抗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方向却是一致的。1940年6月20日，上海《晨报》以“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为题报导说，雷诺政府原国防部次长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电台发出号召继续进行战争，并摘要报导了“六·一八”号召的部分内容。这是戴高乐的名字第一次见诸中国报端。1943年6月，戴高乐到阿尔及尔同吉罗握手，共同组成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6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法兰西的曙光”为题，报导了戴高乐与吉罗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消息。8月1日，中国中央政府宣布断绝同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于8月27日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时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都报导了这个消息。1944年8月巴黎解放，蒋介石以中国总统的身份致电戴高乐以示祝贺。8月29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以“蒋介石总统致电戴高乐将军祝贺巴黎解放”为题作了报导。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与法国人民是息息相通的。作为两国的民族英雄，作为两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领导人，毛泽东同戴高乐之间肯定会有许多共同的感慨。法国解放后，中国又发生了内战，在野的戴高乐比较关注中国的形势。1948年9月4日，他与蓬皮杜纵论天下大势，认为法国历经大风大浪而“成功地生存下来，这的确有点像中国”。此言不谬。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的消息传开，戴高乐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错误”，是“杜鲁门这个可怜的老牌资产阶级政客、胆小鬼”“出卖”了蒋介石。戴高乐的说法跟许多资产阶级政客是一样的。5月1日，他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看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吧。美国指望的不是国民党分子的突然进攻。他们指望毛泽东被腐蚀掉。毛泽东在前进中会遇到种种腐败现象。他可能会被战胜。”但事实很快教训了他。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4月25日，他说，“3000共产党人赶跑了15万国民党人，真不可思议！”戴高乐对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抱有偏见，称之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共产主义国家”，“恢复了奴隶制”，“窒息人的精神”。但他是注重实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成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夫妇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周恩来总理热情会见了他们。富尔回国后，写了一本书《龟与蛇》，书名取自毛泽东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书中，富尔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外交联系”的想法。富尔将书寄给了戴高乐。戴高乐看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看法”，因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并让它了解我们，我们应当承认它。这样可以防止中国误入歧途，我们要从老虎变成朋友。”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多次谈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1960年，戴高乐专门请富尔前往爱丽舍宫，给他讲中国问题。1961年5月至1962年7月，中法两国外长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多次会晤，顾夫·德姆维尔外长和陈毅外长都表示了准备建交的愿望。到1963年初，戴高乐已作出了同中国建交的原则性决定。7月29日，他同记者谈到中苏分歧时，对中国仍旧成见很深。他说：“中华帝国——它有7亿人口，是一个不可摧毁的、野心勃勃的、什么都缺乏的帝国。”他认为，中苏分歧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之间必然发生的冲突。但为利益所使，戴高乐加紧了中法建交的步伐。1963年10月21日，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埃德加·富尔为特使访问中国，并让他将一封信转交给中国领导人。富尔在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思来总理的热情接待。11月2日，周恩来总理和富尔签署了“备忘录”。富尔在归国途中落脚新德里，先将会谈情况及“备忘录”报告了戴高乐。中法建交的关键问题，是戴高乐必须克服美国的压力，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断绝同蒋介石台湾当局的“官方政治关系”。这在磋商和接触过程中已经解决，戴高乐的态度也很明确。在中法之间频繁来往、接触的过程中，台湾当局和美国都加紧活动，企图阻挠中法建交。1963年11月、12月，美国驻法大使波伦，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会见戴高乐时都表示对中法接近表示不安，询问是否打算建交，何时建交。12月24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询问法国是否打算改变现有关系的形式。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美国大使波伦，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紧接着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了这一决定。1月14日，戴高乐复信蒋介石，对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表示敬意和友谊，但明确通知：“的确，用不了多久我的政府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缔结外交关系。……法国再也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此，中法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深奥的文明，谈到了近代以来中国曾遭受西方国家多次凌辱和瓜分。他再次向蒋介石表示敬意，并承认新中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成就”和“成果”。不过，在他看来，这些成就和成果的取得，代价太大了。“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一部分是由于极权机构的行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自豪民族的热情所取得的”。他明确表示，两国互派大使，“在我们这方面，这个决定丝毫不意味着对于现在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示任何赞同”，“法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2月初，周恩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公开赞扬：“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采取了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态度，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树立了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勇于独立自主的榜样。”1964年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其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决定给美国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美国在西欧的盟主地位以沉重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了范例。顾夫·德姆维尔在1984年纪念两国建交20周年时撰文指出：“1964年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同北京的关系。这就是法国的主动行动产生的效果。”当然，戴高乐作出这一重大决定，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对中国有着中国人民不能同意的评价和看法。但是，戴高乐的明智之处在于，他讲求实际，他从不同中看到了“同”，求同存异，中法两国以及世界均会受益。戴高乐二次下野后，中国打算邀请他访华，他也很想来华访问，但未能成行。1970年3月24日，戴高乐收到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写于3月2日的信。马纳克是自由法国老战士，与戴高乐私交极深，曾长期担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这次来信，他谈到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敬意。他相信，如果戴高乐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这对法国、对历史，都是一件大事，会使法国处在未来局势的中心，历数十年而不衰。马纳克甚至说：“有了这样一件大事，当代历史就完整了。”4月25日，马纳克在北京收到戴高乐4月10日的信，表示“已经把这件事记录在案了”。7月30日，马纳克又给戴高乐写信，通报了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崇敬之情。8月1日，马纳克在巴黎同黄镇大使商谈顾夫·德姆维尔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并谈到戴高乐访华的计划。9月9日，戴高乐的外甥女玛丽一泰雷丝·德科尔比到科龙贝辞行，她将赴法国驻华使馆任参赞。戴高乐对外甥女谈到马纳克对他的建议，“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他询问哪个季节去中国最好，他需要接到正式邀请，他要同毛泽东主席交谈。他认为毛泽东具有威望，才使中国取得了成就。中国政府在发出正式邀请前，希望得到戴高乐肯定接受邀请的答复。10月20日，英国作家韩素音女士受周恩来总理之托，前往巴黎设法向戴高乐转达这个信息。可是，时间不允许了，戴高乐中国之行的“美梦”随他长逝了。1984年，在为庆祝中法建交20周年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出：“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20年前，戴高乐将军代表贵国人民作出这个重大外交决策时所表现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中国人民至今深为敬佩。”199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时重申了这一高度评价。1993年在上海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国际讨论会，戴高乐时期的财政部长、后来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说：“现在的社会变化很快，许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还被记者，在法国比如戴高乐将军，人们知道他，尊敬他。在中国，对毛泽东也是一样。”是的，真正对国家、对人民、对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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