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莫尼卡，”他在电话里说，“我没法出去照常散步。我试走出去两回，但天实在太冷了。我连走到报栏都不行，因为前面人行道上给冰封着了。我害怕我会摔倒，跌断髋骨或什么地方，后来我想我实在不中用了。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往窗外看看。这很像在家里给软禁了。”他停了一停。“好吧！我肯定，我的政敌很爱听到这件事的！”他说着，笑了，“听着，请你4点钟左右过来，一起搞搞那本书的最后部分，好吗？”“一定准时到。”我答道，“请在家里待着，等我将报纸带上去给你。”“如果你走上人行道摔断了髋骨怎么办？噢，我的上帝！你可别跌断什么骨头。你还年轻。不过，你很快能治好。”他说，“不管怎么说，小心点！”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他的住处。当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人行道时，我听到尼克松在三楼敲敲窗子。我抬头看时，我看到他在向我招手，做手势示意我要抓住扶手。我照办了。他竖起大拇指，突然笑了一笑。前门开了。屋里莫名地寂静。七个月前，尼克松太太去世后，这屋里变得更寂静了，仿佛由于失去了一位给它带来生机的住客而静下来了。由于前总统尼克松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书房里，其他房间好像离他越来越遥远了。他从其他房间走过时，常常驻足往里面窥视，仿佛他想看到其中有什么新东西，那会吸引他走进去或使他待下去。他什么也没发现，转身就走，按原路返回书房，那熟悉的房间好像只属于他。“莫尼卡！”我爬上楼梯顶端到达三楼他的书房时，他喊道，“你按着扶手上来，我很高兴。否则你会滑倒摔断什么骨头的。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我的上帝！还有谁能编这本鬼书？”他说着，笑了，“在你平常坐的椅子上坐下吧！”他拉直了领带：“好啦，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知道这编辑的事很单调乏味，但我们不得不艰苦地搞完它，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书……”我提醒他：那方面内容从1962年他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出版以来已经反复使用过了，“你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信的了。”“我明白。”他说，“可这回我是动真格的。”我们一起笑了。“好啦，我就算你对。算了吧！不，我真想是这么回事。我拿不准，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他停了一停，“如果我活到100岁，也许我会那样。”他从我们前面有垫的矮凳上拿起书稿的草稿本，并戴上眼镜。“我真讨厌这副眼镜，”他说，“我想，它使我看起来有100岁！”他不等我回答就举起手说：“我知道你会常常对我说些好话说我不算老，我很赞赏，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要做这个，惟一的办法是一行一行来。我们应该比我们的批评家们先走一步。如果你发现哪怕是一点点小东西使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将它拿掉。这是件很艰巨很艰巨的工作。不过，如果我们写出了一些得体的东西，一些人们将注意的东西，一些会产生影响的东西，那是很值得的。”后记：《冬天里的尼克松》中译本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记录离开白宫后尼克松最后岁月的力作，也是作者莫尼卡·克罗利跟他一起工作四年的不平凡的回忆录。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1913年1月9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村清寒的普通人家。1937年从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菲蒂尔当律师。1942年参加美国海军，获少校军衔，1946年1月退伍。同年，他当选国会议员。1950年他继续当选国会议员。1952年成为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1956年他又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当选连任。1960年他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没有成功。1962年他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加州州长竞选，又遭失败。1963年他从洛杉矶移居纽约市，一面继续重操律师职业，一面加强与东部财政寡头集团的联系，奠定自己重新崛起的政治基础。1968年，他又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资格竞选总统，终于战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入主白宫。1972年尼克松总统应邀来华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联合发表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年11月，尼克松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总统。1973年3月，华盛顿地区法院受理水门事件，即1972年6月17日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以尼克松竞选班子成员詹姆斯·麦克科尔德为首的五人偷偷地潜入首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盗窃，结果被警察发现逮捕。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民主党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揭露尼克松政府的许多非法活动，最后涉及尼克松总统本人。1974年8月9日他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以避免国会弹劾。辞职后，尼克松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利门蒂，开始写作回忆录和有关著作，先后出版了《六次危机》、《尼克松回忆录》、《领导人》、《1999年：不战而胜》和《超越和平》等书。后来他移居纽约市，并曾再度访问中国和苏联等地，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关注国际政治时事和国内的政治生活，不断为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提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1994年4月尼克松在纽约市寓所因病去世。《冬天里的尼克松》如实地记录了尼克松对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海湾战争和结束越南战争的看法，反映了作为战略家的尼克松，对于国际问题的远见卓识。他果断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断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走上新的道路。这个历史性贡献是他一生的重大业绩之一。他还顺应美国人民的心愿，结束了长达10年的越南战争。应该指出：作为美国共和党的政治家，尼克松始终是美国利益的捍卫者。如何捍卫美国的全球利益成了他一切考虑的出发点。同时，他善于从大局和未来着眼制定对策，分析和研究重大国际问题。他是个杰出的外交家。但是，尼克松又是个保守的思想家。他一生始终反对共产主义。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有条件采取果敢的措施，恢复中美的外交关系，并获得国会里两党的一致支持。当然，他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尼克松对于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领导人仍有不少偏颇的看法。他在与莫尼卡·克罗利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他的许多见解，我们不能苟同。读者在阅读时要多加思考。莫尼卡·克罗利在书中指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尼克松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一种更有效、更坚定的政治力量，成为一个‘新尼克松’而闻名于世。他在跌了一跤以后又以奋斗不息的雄心壮志爬上更高的地位。”水门事件后，尼克松告别了白宫，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他毫不气馁，更不屈服，及时地调整心态，总结历史经验，寄希望于未来，终于以新的形象在政界、思想界和外交界重新崛起，再次获得政界同仁和广大民众的尊敬与信任。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但每一次失败都没有摧毁他的精神堡垒。相反，每经历一次失败，他都仿佛变得更坚强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个不平凡的结局，史诗般的结局。也许，这就是本书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全书由杨仁敬负责译前言和第一部分，詹树魁译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周南翼译第二部分的第三章至第五部分；最后由杨仁敬审校统稿，进行必要的文字修饰，保持原著的文风。由于时间仓促，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指正。杨仁敬于厦门大学敬贤楼1999.9.25本书前言1989年8月底炎热而多雾的一天，我收到了用一只细长的信封装着的邀请信。信上的词句是用深蓝色的墨水手写的，向着信纸的右边倾斜，在右手角下边用庄重的花饰结束。写这封短信的人写道：他多么赞赏一个月以前我写给他的原信，并答应在双方都方便的时候会见我，共同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信上的签名是：“你真挚的理查德·尼克松。”我将这封信放下，接着又读了一遍。信中的词句很简单，但涵义深刻：美国第37届总统想跟我讨论世界的状况；跟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人，在他当选总统那年出生的人讨论。她对他的第一次回忆是他在电视上的形象：他告诉美国人民他已决定辞去总统职务。我5岁时，正当我注视着他那一刻，他说的话我不理解。这时，我手上拿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无法预料它对于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在我收到他的信以前三个月，我准备在升入高年级前离开柯尔格特大学的校园去度暑假。在罗伯特·库夫曼教授的建议下，我读了尼克松的书《1999年：不战而胜》。它在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对我的思想有巨大的促进，所以我给尼克松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我同意他的许多看法，对其他见解则不敢苟同。我将信寄出去，但不敢奢望得到复信。几个星期以后，我走到自己的信箱，取回了这封不平凡的邀请信。1989年10月2日，我们第一次见面了。我们坐在新泽西北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是他走向权力高峰和穿过政治复苏的走廊时所收集的东西：一张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待过的陈旧而豪华的办公桌、一张艾森豪威尔画的农场的宁静的景色的油画、林肯和丘吉尔的半身雕像、许多装订成册的总统文件。我们讨论了两小时有关世界政治的问题。他说话有力、沉着、语调有节奏，仿佛经过多年劝说和影响显得更完美了。他很注意听，吸收别人说的意见，并跟他自己已形成的看法进行比较。第一次会面使我形成了一个永恒的角色，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助理。这一职业仿佛带我走遍全世界，跨越美国，进入我们当代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心境。从1990年7月至1994年4月他去世时为止，我有幸每天有数小时跟这位前总统进行交谈，同他一起完成他最后两部书——《只争朝夕》和《超越和平》——的写作，陪他到国内外旅行，准备研究资料，讨论他的思想观点、计划、希望和挫折等，有时干脆同情地倾听他的诉说。我成了他一个专职的知已的女友、他圈子里的一员，成了他允许进入他自己营造的避风港的少数人之一。本书第一卷《记录外的尼克松》于1996年夏末出版以后，常常有人问我：尼克松为什么这么信任我，特别是他所信任的人这么经常地背叛了他。我相信这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我是个年轻的记者。我来找他，没有带着别有用心的动机或议事日程。尼克松对我说话时，从内容上看并不是答记者问，而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所以谈话过程中，他用不着使用外交辞令，也不必为自己辩护。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其次，我认为他信任我，因为他将我当成他自己和未来一代的联络员，一个他可以对她最后一次讲述他的故事的人、一个他可以依靠她将他的故事再告诉别人的人。它是一种最后宣泄的行为，既表达了他对那个故事的自信，又反映了他最后完全接受它那些史诗般的章节的满足。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我常常给他叫去，作为了解他的经历的学生、他的临终年代里的证人，尽量按照他的教导多记录一些东西。随着他的生命终点越来越临近，他感到迫切需要在新一代面前最后说几句，以恢复他原来的地位，让人家最后瞧一瞧他这么细心地深藏不露的他自己的一部分。我被选择来最后瞧一瞧他，这实在太棒了。我对跟他一起工作的经历，从1990年开始保持天天记日记。我们交谈时，我记了笔记，然后两次加以誊写打印，一次是交谈后马上进行，另一次是后来搞的，以便保持他谈话的连贯性。尼克松个人的或职业上的秘密很自信地公开了，但它们最后要由我以精确的理解，详细地加以叙述。经过我们多次交谈，尼克松肯定：他提供的信息、经历和想象在他从政界消失以后还会长久存在下去。本书尽量以他的活动和判断为叙述中心，以展现它们对尼克松在他生活的冬天里有多少作用。我们的讨论有许多涉及对公众猜测的细心的评论，但大部分是私人谈话的非常自然而忠实的反映。这些评论和经历在这里完全按原先的谈话和所发生的实况写出来。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尼克松富有活力的矛盾和他生动而复杂的一切，按照我所了解的尼克松，将他展示出来。要了解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要了解我们政治文化的动态。政策和个性包含其中，进步与传统主义处于不断的紧张状态。1946年他以职业的责任感和既有巨大成就又有悲剧性错误的倾向跨上了权力的门槛。正是在理查德·尼克松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的伟大和低贱的潜力、罪恶和赎罪的潜力以及丑闻和光荣的潜力。1952年，他作为副总统的提名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时，被迫否认他有更大的野心，并拒绝考虑关于他在1956年的选举中可能落选的谣传。“除了尽力做好我的工作，”他说，“我绝没有更多的野心。”当然，野心总是有的，它逼使他达到更高的目标，即使当他处于政治上流放的最黑暗的牢笼里的时候。正是这种突出的适应能力，使他在寻求和掌握权力时显得与众不同，在他失去了尊严后长期保持了他的活力。不管遭到了什么毁灭性的失败，尼克松仍是个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一旦将他的总统工作与那些在他前后担任总统的人相比，一旦将他的错误与他的成就联系起来看，他的总统任职与最后书写的历史之间过去了足够的时间，人们就会判定，如果他不是个伟大的总统，至少也是个好总统。我希望这本书和先前出版的《记录外的尼克松》将把读者放在跟他一样的位置，像我一样，倾听他的意见，看看他的行动，观察他的老习惯，以此增进对他的历史的理解。我认为，尼克松影响历史的最好方法是他为自己申辩。如果从1969年至1974年他在录音带上留下的谈话以及他的行动是判断他履行总统职责的标准，那么他御任总统后几年来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评价他离任后各项活动的关键。如果历史是公正的话，那么对尼克松的评价必须以从他诞生到去世的全部生活经历为基础。这是他给了我独特的机会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当时我年仅21岁，我跟他一道工作，观察他和了解他。但这也是他的最后的回忆录。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的遗言。它是理查德·尼克松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美国第37届总统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比20世纪任何其他人物更加持续不断地体现了美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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