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真正必须面对的是，有关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最终讲得通的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不管是关于“盖亚”的含混的泛神论的感伤，还是像“biophil-ia”（热爱生命的天性）这样的特设的意愿的发明，都不能承受猛烈的哲学批评。但是它们是离开纯粹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值得欢迎的第一步。我发现受到怀特海影响的像B·科布、霍特和查尔斯·伯奇这样的少数宗教思想家的思考，在足够地热爱自然以便为拯救它而斗争方面，比科学唯物主义和传统神学提供了远为牢固的基础。许多其他的宗教与基督教一起相信创世的神学（不同于知识界的“科学创世论”），因此“biophilia”这类用作说服性美德而不是机械性本能的东西证实有广泛的宗教基础。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是同样的现代盲目崇拜的敌人，这种盲目崇拜认为偶然发生的借助于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人类是真正的创造者，而自然世界只是一个无目的的物种在任意的工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性的偶然的物质堆积。如果我们不能提出比这个更内在和谐的宇宙学，那么我们不妨还是把仓库关掉．大家都去垂钓——至少在鱼还存在的时候。“规模”这一术语是“人口乘以人均资源使用量而得出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生存的物理规模或尺寸”的缩写。经济中既定资源流程的最佳配置是一回事（一个微观经济问题）。而整个经济相对于生态系统的最佳规模则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一个宏观问题）。微观的配置问题类似于将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条船上。尽管重量被合理地分配，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净重的问题。这一绝对最佳载重量在海事制度中被称为装载线（Plimsollline）。当水位标志达到装载线时船就达到了安全承重能力的极限。当然若重量分配不当，水位线就会提前达到装载线。当然，即使重量被合理分配，但当净负重增加时，水位标志最终仍将达到装载线。如果载重过大，以最佳方式分配重量的船也仍将沉没！应当弄清最佳配置与最佳规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市场，当然是在经济子系统中运作的，它在其中只做了一件事：它通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动力刺激来解决配置的问题。虽然市场在解决配置问题上做得很好，但它并未解决最佳规模和最佳分配的问题。人们普遍承认市场是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的，但对于市场无法解决最佳规模或可持续发展的规模这一问题却未得到一致认可。不承认规模问题与配置问题的独立性会造成混乱，下面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高贴现率和低贴现率哪一个给环境造成的压力更大？一个通常的回答是高贴现率会造成更大压力。因为它加快了不可更新资源的耗尽速度，同时缩短了开发可更新资源的闲置期并减少了周转量。它虽然大大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对开发自然资源项目的配置情况，但却限制了项目的数量，低贴现率在鼓励减少每一项目利用资本的同时却增加了项目的数量。高贴现率的配置效果是为提高产量，但它的规模效应却是在降低产量。尽管有人认为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规模效应会占主导地位，但哪一个更好是很难说清的。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是要意识到对待这两个独立的政策目标需要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我们不能采用单独贴现率的政策手段来同时解决最佳规模和最佳配置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丁伯根，1952）。贴现率应该能旧于解决分配问题，但规模问题的解决则要靠一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解决，现在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经济的装载线”（economicPlimsollline），它能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高效配置和公平分配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同时他们也大体上认同最好是用价格来反映效率，而用收入分配政策来反映公平。最佳规模是第三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同时也需要第三种政策手段。后一个观点至今仍未获得经济学家们的普遍认同，但它的逻辑与配置和分配是独立的逻辑是一致的。市场在制定生产要素价格和分配利润的过程中，必然会影响收入的分配：为了效率，提供刺激需要一些可改变收入分配的能力。关键在于市场对于收入分配的标准是为达到有效配置而提供更多的刺激，而不是为了达到公平。在任何情况下，产权的历史条件都是收入分配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对效率和公平则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两种价值能够互相冲突，而市场并不会自动消解这种冲突。还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冲突并不仅仅是两方的，而是三者间的价值冲突：配置（效幸）、分配（公平）和规模（可持续性）。经济学逻辑要求我们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提高限制性要素的生产能力，从长远来看要投资于加大其供应。当限制性要素发生改变时，过去的经济行为就变成了非经济行为。经济学逻辑仍然保持不变，但是世界的稀缺性模式改变了，结果如果要使行为保持经济就必须进行改变。现在我们不是最大限度投资于人造资本（就如在一个空的世界上），而是投资于自然资本（就如在一个满的世界上）。这不是“新经济学”，而是新的行为要与具有一个新的稀缺性模式的世界的“旧经济学”相符合。总之，由于自然资本已经代替人造资本成为限制性要素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它现在的生产率和它未来的供应量。这一结论并非不重要的或者不相关的，因为它意味着最大限度提高人造资本的生产率和累积的现行政策已不再是“经济的”，即便是在传统意义上。另外，希克斯关于收入的定义也加上了资本保持不动的条件。如果自然资本是限制性要素，那么测量收入的适当方法就要求优先考虑保持自然资本。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关注，稀缺性模式的转变怎么能如此之快呢？好几种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发展。第一，指数增长是有欺骗性的。水盆从半满到全满的时间与从1％满到2％满的时间是一样的。第二，尽管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基本上是互补性的，但经济学家却一直把它们看成是替代性的。如果要素是替代物，那么，一种要素的稀缺就不会使另一种要素的生产受到限制。如果它们能够很好地替代，就没有一种要素是限制性的。因此，即便在接下来大约40年时间内世界从40％的满达到80％的满（维陶谢克等人，1986年），经济学家们依靠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仍然可以保存相对空的生存条件。第三，如果我们潜意识地认识到生产增长不能继续下去，那么解决贫穷的惟一办法就是处理好分配和人口控制。由于政治“现实主义者”不可能考虑这些问题，就没理由下结论说导致这个结论的任何理由都必定是错误的。这三种偏见会使我们看不见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即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互补物，并且自然资本已成为限制性要素。越来越多的人造资本远不是代替自然资本，而是对自然资本有越来越大的互补性要求，快速地消耗自然资本以暂时地支撑人造资本的价值，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使整个自然资本变得更加具有限制性。优化方法的问题不仅在于进一步的存量积累的成本和收益核算需要精确的计算方法，而且还在于要求边际成本和收益函数是“性质良好的”。这意味着边际收益曲线是单调下降而边际成本曲线是单调上升的。前者并非不合理，因为理性的人们首先会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这样附加的存量和基金一般来说则用于不太紧迫的需要。但是边际成本曲线反映了地质资本的损耗和当前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指望在流量增加的压力下，环境功能的损失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即从次要到重要地进行是没有道理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尝试以生态可持续数量来设定积累的水平：假设人口乘以人均资源消耗等于或小于（为安全起见）承载能力：足够和可持续性将是选择一个积累水平的准则。效率可通过使单位存量和基金积累所产生的服务最大化和使单位存量和基金维护和更新的流量最小化来得到。以等式来表达，最大化S/A意味着在给定A的情况下最大化S。S／A的比值反映了存量和基金积累在单位时间内产出服务的强度。这强度接着取决于总积累在不同的人造物品和不同的人之间的配置稿分配情况。最大化A／T实际上意味着，在给定A的情况下最小化T。比值A／T反映了存量和基金的耐久性，即它们能持续提供服务的时间量。最后一句话尤其重要，因为它为索迪对将经济看作永动机的许多批评提供了基础。对于人类来说，像其他热机一样，生命的本质问题是能量问题。19世纪早期的人们靠能量收入（被植物吸收的阳光，“原始的资本家”）生活：现在的人们通过消耗能源资本（煤，“古生代夏天储存的阳光”）来增加这种收入量。当人们可以利用燃煤机械来减轻劳动时，他只有通过新的阳光、或通过植物这个优良加工厂转化而来的新太阳能来维持生机。由于生命依赖这种持续的能量流，因此可用的生命必需品必须参与自然的流量而不仅仅是存量。这种流被储存以作将来之用是有一定限度的c生命必需晶中重要的一部分必须作为当前流量或“收入”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这部分在物理意义上不能转换成储存或无限的积累来供未来之用：像上帝在荒野之中给予希伯来人的吗哪一样，收入每天更新，必须积聚到够一天所需的数量（既不太多也不太少），如果积聚得太多超过当前需要就会生虫变臭（参阅《出埃及记》，16：17—20）。资产的储存，达到我们可以维持而它们的熵不会被破坏的程度时，有助于我们提高开发能源收入的能力，但收入本身并不能显著增加，同时它的积累也有一定限度。实际上，要想维持我们的自然财富的积累存量，同时不造成对熵的破坏，必须要求低熵“收入”流的可再生能力。的确，大自然已经将能量储存在煤炭中，但它花费了好几个地质纪元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只是开采它：此外，耗尽煤炭资本存量的“浮华时代”被索迪称为“正在过去”，在那之后，生活对于能源收入所施加的限制将更清楚，并更准确地被感觉到。对于索迪来说，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是，人是怎样生活的？答案为：通过阳光。生活在阳光里，不管是现代还是古生代的人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热力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简而言之，便是“自然科学决定国家基础”。用索迪的话来说，财富就是“以对人类有用的形式存在的物质和能量”。（索迪，1943，第6页）财富既有自然属性、是遵循死板的机械论定律的物质/能量，同时也具有目的论的效用属性，服从于思想和意愿指向的目标。索迪的财富概念反映了他基本的二元论和这样的信念，即生命和财富的中间世界同物质和精神二极世界日常表现的交互作用相关联。索迪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然属性，以纠正过去对它忽略所导致的后果。这种做法不应被理解为索迪在提倡财富的物质一元论，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弗兰克·奈特对此所作出的曲解。……

　　赫尔曼·E·戴利，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生态经济学》杂志的副主编；1967年获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受聘为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教授；1988-1994年任世界银行环境部署高级经济学家，1994年任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高级研究学者。他曾获得许多大奖，包括格劳迈耶奖、海内肯环境科学奖以及“另类诺贝尔奖”。戴利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关于静态经济》（1973）、《静态经济学》（1977）、《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1980）、《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另外，他还在学术期刊和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