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四大寇”合影于何时孙中山自述“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887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而香港“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后来孙中山忆述：“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门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为‘四大寇’。”在《广东文物》一书中，有“四大寇”合影记载如下：‘有一天下午，总理与尤列、杨鹤龄、陈少白，畅谈革命之下，关（心焉）医生亦与矣，众议拍照留念，四人即于医院三楼外廊坐列。惟以背景即为医院之割症室，殊不雅观。时关氏年最幼，亟为奔走取屏风障割症室毕，以阳光垂暗，仓卒挨立四人之后。……而四人者，旋即创立兴中会，最初期的革命团体……即时人所称为‘革命四大寇’者是也。……此照像关医生仅得一幅，仍有拍照时年月日记录于后，秘藏之筐中，数十年差已忘却。直至数年前始复发现，乃为翻影多张分赠至好。其时，尤烈尚生存，造有南京之行，亦赠以一张，这一张革命史料最有价值，‘四大寇’照片遂得公之于世。”此幅照片有关心焉题识云：“此合照自左至右，上列而坐者为先生，立者为鄙人，下列为杨、陈、尤三君，其地则荷李活道雅丽氏医院三楼骑楼也。……时为夏历戊子九月初六，适为公历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先生既开国之基，斯照又正吻双十国庆之兆。拍照布置，鄙人实任之，虽事隔四十五稔，然当年，先生之声音笑貌，英爽之气一一如在目前。……更可贵者，先生遗像已多，然衣长衣，披短褂，而又最青年者，有此一帧而已。因以家存原照放大，呈之国民政府，庶几其可存留焉。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七十老人心焉关景良谨志。”1947年上海汉口路宝芳照相馆摄影师对笔者说，在抗战前有人来翻拍孙中山照片，有8寸底片由该店保存，笔者急欲请示底片内容，原来是“四大寇”底片，真是喜出望外，承摄影师允诺添印8寸三张（二张黑白，一张棕色）。这幅照片原来是1936年9月，尤列从香港定居南京，中途经上海时，将关心焉送他的一张“四大寇”照片，在宝芳照相馆复制8寸底片，将照片送赠孙科，照片右上角为“哲生世兄存念”，左下角为“尤列敬赠”。并在该照片下面亲笔说明：“清光绪十四年成了九月初六日，即距今四十八年前的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十日商议革命及组党事业，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民国甘五年九月甘日尤列志。”照片左起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心焉（景良）。但“四大寇”照片何时所摄？则有不同说法。台湾出版的各种图集谓“鼓吹革命初期的‘四大寇’”及“西医书院肄业期间，志同道合的五位青年留影”，没有具体年份。内地出版的图集有“1888年10月”、“1890年前后”、“1892年10月15日”三种说法。二位当事人中，关心焉存照“仍有拍照年月日记录于后”，尤列是根据关心焉的说法，但认为于民国国庆日拍摄则很牵强。因陈少白系1890年1月经基督教会牧师区凤墀介绍，在香港与孙中山相识，当年年初经孙中山介绍进香港西医书院以陈闻韶之名注册入学，1888年不可能在一起合照。至于《革命逸史》初集说“壬辰（1892年）十月十五日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一照”，也有存疑。因孙中山于1892年7月医校毕业后，在澳门镜和医院行医，而且“在澳门开业，不但数月，求医者日众，不止华人信仰，即葡人亦多就先生诊治”。是年12月18日又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医务很忙，不可能往香港医校“合摄一照”。同时，陈少白在1990年初入医校“同学二载，以天性不近辍学”，他在医校仅1890、1891年二年，那么，1892年他已“辍学”不在医校，也不可能“合摄一照”。据此，“四大寇”合影应是1890年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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