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

　　片断：文学观念的变化之二：改变了中国文学自我优越感的偏见，自觉地以欧美和日本文学为榜样，进行文学革新。鸦片战争后，士大夫看到清王朝在军事上吃了败仗，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就当时士大夫普遍的文化心态而言，他们认识西方有一个过程。开始认为西方只是声光电化、机器制造等自然科学发达；继而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学说的先进；但对于西方文学则认为并无可观。曼殊（梁启勋）说：“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①南社诗人冯平在《梦罗浮馆词集·序》中又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士，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之诗，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姜夔）诸先哲远甚也。”②这还是处于封闭环境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优越感的旧观念，他们只知中国有司马迁、韩愈，有李白、杜甫，有曹雪芹、蒲松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并不了解外国文学，更缺乏对外国文学思想内容和美学价值的研究，因此对西方文学先进的思想与卓越的艺术技巧缺乏认识，从而形成了一种夜郎自大、夷不如夏的思维定势。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生活在封闭状态下的知识分子自身知识结构和艺术视野的局限所致。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西方文学的真谛。如所周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能读外国文学原著的人很少，初期的文学翻译又只是注意故事情节的叙述，作品中大量的艺术精华（如心理描写、自然环境描写、肖像描写等）被删掉。就连这样的被误译、被删节的作品，一是他们并非都能读到，二是受传统审美趣味、审美习惯的影响，许多读者也未必能欣赏其艺术奥妙。一句话，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并不大了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翻译文学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冲破封闭的文化环境，放眼世界文学。他们逐步认识到西方文学的思想光辉和艺术力量，开始发现西方文学也有优于中国文学的地方。较早认识到这点的是梁启超、林纾和周桂笙等人。

　　作者简介郭延礼，1937年生，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为山东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院分会副主席、教授、博士导师，并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出版过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著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学新探》《秋瑾文学论稿》《秋瑾年谱》《秋瑾诗文选》《龚自珍年谱》《龚自珍》《龚自珍诗选》《近代六十家诗选》《徐自华诗文集》《秋瑾研究资料》等。以上著作多次获国家教委、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特别是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九项奖励。1988年被评为首届“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澳大利亚及远东地区部分）、《国际著名学者名录》（第9版）、《卓越成就者》（第15版）、《国际传记词典》（第22版）、《杰出人物》（第4版）等多种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