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

　　《载满鹅的火车》与其说是电影评论集，不如说是电影随笔集。王怡通过叙说他看电影（主要是影碟）的观感，把他对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中国的一些思索穿插其中。他究竟看过些什么电影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即便他看的是另外一些电影，他也可能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我看来是闪闪发光的夜明珠，在“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中国思想界尤为珍贵。王怡提到的大部分电影我都没有看过，并且自以为不看这些电影不仅不会错过什么，很可能还浪费了时间，但读完这本书，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电影只是符号，这些符号是读解世界以及世界之中国的假借。只要世界和中国存在着，为王怡的敏感心灵所感受，王怡就会有如此敏锐的思想。这些思想结晶是迥异于别人的，具有鲜明的王怡式风格。符号是具有两面功能的双刃剑，既可以遮蔽对象，也可以打开对象。王怡的这些关于电影符号的文字符号，其意图是打开对象，更打开遮蔽对象的符号。在《〈透明人〉：真理和关于真理的比喻》一篇中，王怡批评科学家（我认为也应该包括思想家）“沉浸在一个抽象化的世界，而不免生出一种错觉，把地球仪当作了地球本身。”王怡显然没有明知故犯地把地球仪当成地球，更没有把关于真理的比喻当成真理本身，正如没有把电影当成电影所指涉的世界。不过，把地球仪当成地球本身，比起把中国人发明的地动仪当成地球的真实模型来，离真实显然更近一些。毕竟，地球仪很像地球，只不过王怡提醒读者，地球仪不是地球。但中国的电影导演乃至生活导演却试图令国人相信，丝毫不像地球的地动仪，就是地球的真实写照。这恐怕就是强调地球仪并非地球本身的王怡，依然在本书中大量评论那些地球仪（即非大陆电影）而很少提及地动仪（即大陆电影）的缘故。绝大部分大陆电影和大陆文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与真实的地球和真实和中国毫无相似之处，充其量只是一些破绽百出的电影布景。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思想者来说，探索和表述真实的地球和真实的中国是一个难题。王怡清醒地认识到：“地球仪不过是关于地球的一个比喻。”“为世界寻找喻体的努力，本质上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王怡借用文明世界通用的地球仪，为真实的中国寻找喻体的可贵努力，我确实从中读出了强烈的浪漫，一如我在大陆电影里看不出任何浪漫。王怡不是一个传统型的思想者，他的写作是从网络开始的。粗疏地看，王怡似乎可以归入“网络作家”名下。但大部分网络作家都是文学性的，网络作家中几乎没有思想者。王怡是从网络走向纸媒的极少数重要思想者之一。我对缺乏独立思想的网络作家总体上评价甚低，但比我年轻十岁的王怡，却令我刮目相敬。王怡说：“我并不知道这篇东西会写成什么样子。”这是他与我这样的“传统作家”相当不同的地方。他的写作是进行时的，而我的写作是完成时的：起码在阶段意义上如此。这使我对王怡这样的新一代写作者、新一代思想者充满好奇和期待。本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对我都具有冲击力，其新鲜、刺激、鲜活、生动，让我感觉比看电影本身更有收获。

　　王怡：年轻一代思想“怪才”，成都大学法学讲师。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现为成都大学法学讲师。在网上先后主持关天茶舍、世纪沙龙、宪政论衡等在中文网络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学术论坛。近年来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世纪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论文或开设专栏。出版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不服从的江湖》（即出）。兴趣与研究方向：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