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深广实用价值和强烈艺术表现价值的中国书法，在历史的走向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自汉至唐的大小封建政权没有在实用的范围中，以非常强烈的审美导向去左右书写者。不少书写者从功能的不同出发，自然而然地在或实用、或表现的范围里燕尾服示自己的才情。最为典型的如王羲之父子，既有规矩严谨的《黄庭》、《乐毅》和玉版十三行等小楷，亦的抒情不羁的《十七帖》和《中秋贴》。到于唐代的张旭，其楷书《郎官石柱记》法度森亚如欧阳询，而其大草“如神虬腾宵”则纯是法从自生。还是具有表现情绪的动态书体，均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惟其如此，具有强烈实用功能的楷书，在唐代居然涌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各具风姿的大家。而且，凡有行草相传的，也各有个性。虽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下大都学王，却各得一体而发扬光大。因此，可以这么说，唐太宗独好王羲之，并没有造成庸俗化的后果。张瑞图（1570-1641年），字无画，号长公、二水、果亭山人、芥子居士、白毫庵道者等。福建晋江人。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三为探花，授编修。后为少詹事礼部侍郎。后又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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