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

暂缺《别墅》简介

　　何塞·多诺索和他的小说《别墅》段若川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1924——）是拉美新小说的重要人物，他的代表作是《淫秽的夜鸟》和《别墅》。他是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中坚，虽然他在文学回忆录《‘文学爆炸’之我见》中有意地不把自己划入这一运动的代表作家行列之中，但他又说过：“实际上，‘文学爆炸’的历史，就是我的历史。”大家公认的“文学爆炸”头面人物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柯塔萨尔等人。多诺索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当他们侨居西班牙时，甚至戏称自己的孩子们为miniboom——文学爆炸的小把戏，但是多诺索时时感到自惭形秽，因为上述几位作家在“文学爆炸”的盛期（60年代）早已拿出了惊世之作，而他相对来说成名较晚，特别是面对比他小12岁的略萨。当时后者作品很多，名气很大，他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当时评论界有这种说法：看来智利只能出诗人（因为智利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巴勃罗·聂鲁达都是诗人），看来出不了什么好小说家，但是，1970年多诺索推出了《淫秽的夜鸟》，一鸣惊人，从而他一举成名。如果说，青年时代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位勤奋好学、头发梳得光光的、在学校总得第一句的好学生，那么年轻时的多诺索与略萨的形象则恰恰相反，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敏感而善于嘲讽。他从小就逃学，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闲书”，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刚满二十岁就离开了智利，去寻找世界，他以全部身心去发掘这个世界，也同样去挖掘人物。他曾只身来到麦哲伦海峡，在邦巴斯草原上放牧，也曾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与水手、码头工人厮混。他到处游荡、酗酒、吸毒……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与此同时，他的潜意识却在收集素材，以便日后用在自己小说的人物之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家协会的破房子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博尔赫斯的作品，觉得茅塞顿开，在那里他还结识了危地马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图利亚斯。他的眼界扩大了，他明白了，智利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与整个拉丁美洲联系在一起的，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多诺索出生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有好几代人都是著名的医生、律师，可以说是个介于上层资产阶级寡头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世家。1938—1970年，智利经历着现代化进程。这种家庭所属的阶级正处于日渐没落的过程。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多诺索对昔日贵族的颓废腐败看得十分真切，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资产阶级的腐败灭亡成了他执著的题材，几乎贯穿在每部小说之中。他对这个阶级既仇恨又怀有一定的依恋之情，对它既有揭露、讽刺、批判，又藕断丝连，有一定的怀念。他说：“我出生成长于这个阶级，我享受过安宁和幸福，享受过它的黄金时代。”他又说：“我最仇恨沙龙里的革命者，或是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有的资本家在客厅里挂上一幅切·格瓦拉像，可是他们雇佣摩洛哥人替他们看护工厂。这些口头革命派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但是瞧不起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资本家，但是，又把父亲的积蓄存在银行里。这些人反对消费社会，但他们自己又为消费而卖力。”何塞·多诺索对真正的革命者是很敬重的，他认为在一定阶段，可以通过革命找到出路。然而多诺索的作品从来不是“承诺文学”，也不以现实主义为衡量艺术水平的唯一标准。他在文学创作中长期坚持的题材是对贵族阶级腐朽没落的揭露。《加冕礼》（1958）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展现典型环境中资产阶级贵族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之间的强烈对比。在作品中，这两条线索同时发展，如同一事物的两个极端。两个对立的阶级各自的特点典型而鲜明，均具有自身的价值。被贫穷困扰的下层人卑贱残暴，而上层贵族的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生活贫乏空虚，最后由此导致精神崩溃。其写作手法基本属于写实，然而对于平凡细节的描写独具匠心，善于在阴差阳错的混乱中写人的心理和行为。《这个星期天》（1966）仍反映出《加冕礼》中的许多特色，题材也很近似，写一个昔日繁荣的贵族之家的衰落，力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注释和思考这一过程。《没有界限的地方》（1967）加强了《这个星期天》的特点，但主题要比前两部小说更复杂，更深刻。小说是作者精心编织的一个当代神话，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巧妙运用，将全书贯串在一根链条上，集中表现了一个宗教形象——地狱。这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大大超越了书中描写的一个智利破落小村庄的范围，引导人们对世界的现实及人类的本性进行思考。从题材来看，该作品虽然仍是反映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衰落，但作者已经进一步从哲学上去探讨社会中的人生，表现了“颓败是绝对的”这一宿命论观点。人们把《淫秽的夜鸟》（1970）看作是多诺索的代表作之一，把它看成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因为这部实验性开放型小说不仅在题材的选择上，而且在写作手法和语言的运用方面都有创新，使小说的传统观念有所发展和扩大。小说写一个想象中的人物温贝托·佩尼亚洛萨的故事，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界限，把现实变成恶梦般的鬼怪世界。这是一部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题材仍旧是多诺索常写的上层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在写作技巧上几乎采用了新小说中的一切手法：回忆、内心独白、意识流、插叙、倒叙、多层次的交叉、多线索的穿插、时空顺序的颠倒……特别是借鉴了电影艺术的各种技巧，如蒙太奇、定格、暗转等。《淫秽的夜鸟》获得巨大成功，引起拉美、乃至世界文坛的轰动。长达八年的创作好象耗去了作者太多的精力。他随后写了个短篇小说集《三个资产阶级的小故事》（1973），但几年以后，他又出人意料地抛出了另一部巨著《别墅》（1978，1979年获西班牙评论奖）。《别墅》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没有交代发生地点，总之，最初是个土著聚集的地方，后来成为殖民者的冒险之地。故事情节围绕着建立在那片原野上的一栋别墅展开，远处有蕴藏着金矿的蓝山，土著们辛勤开采、加工金箔，交售给别墅主人——本杜拉家族，以换取微薄的酬劳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别墅周围的大片原野上长着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奇特茅草，春夏绿草如茵，秋天草籽成熟，飞花飘散，铺天盖地，令人窒息，因此，每年飞花到来之前，本杜拉家就回到首都，待来年再返回别墅消夏。本杜拉一家姐妹兄弟七人，各有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别墅里共有三十五名孩子。该家族世代在这里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最小的妹妹法尔毕娜与医生阿德里亚诺结婚后，医生来到别墅。他具有人道精神，常到那些被污蔑为食人生番的土著中救死扶伤，渐渐取得土著们的信任，从而发现家族发迹的秘密在于对土著们的残暴杀戮和巧取豪夺。他决定站在土著一边，但他的这种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被当作疯子，长年监禁在塔楼上。一天，本杜拉家的家长们全都出去远足。他们去了多久？也许一天，也许一年。失去控制的孩子们便各行其事。有的去探寻爱情的秘密，有的动金库的脑筋，有的则追随阿德里亚诺，搞了一次“政变”，改变了别墅内部和周围土著村民的生活。一些孩子拿走大量金箔外出贸易，换回生活用品。出游的大人们尽兴而归，路上得知别墅里发生了政变，便派仆人们前去镇压，自己则逃往首都。凶残的仆人用火器对付赤手空拳的土著和孩子们，阿德里亚诺等人牺牲，别墅里恢复了旧秩序，土著们重新沦为奴隶，阿德里亚诺的儿子文塞斯劳及另一些有反抗精神的孩子遭到追捕。颓败的本杜拉家族无法恢复昔日的天堂，就想把别墅、原野、矿山卖给外国人，并要赶在飞花季节之前成交，以卖个高价，昔日趾高气扬的贵族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献媚取宠，但由于刚刚发生过流血事件，别墅里怪事层出不穷，甚至有位被仆人穷追的姑娘死在外国女人怀中。种种迹象令外国人迷惑不解。此刻，在外国经商的女孩马尔维娜回来了，从前她在这个家庭里倍受歧视和排斥，因为她是个私生女。这时她令人刮目相看，她不仅懂得那些外国人的语言，而且和他们早有贸易往来。地产交易还没做成，可怕的飞花骤起。外国人、仆人和部分大人夺车而逃，他们可能被漫天的飞花吞没了，而孩子们、部分大人和土著们一道躲进别墅，用土著传统的办法：伏在地上，控制呼吸，才得以从天灾中逃脱。故事便在这神奇的色彩中结束，为读者留下大片空白，容读者去遐想，为他们提出大堆问题，让他们去求索。谈到《别墅》的创作时，多诺索说：“如果说，在《淫秽的夜鸟》中，我采用了造成模棱两可效果的写作手法，那么，在这部小说中，我则采用了准确、明快、讽刺的手法。这是一部幻想小说。故事既不发生在美洲，也不发生在欧洲和亚洲。这一次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老年人而是一些孩子，是三十五名六至十七岁的孩子，他们在一所别墅里一起度过夏天……当然，在很多方面仍然保留了我一向坚持的那些部分，比如，一所住宅，一个闭塞的环境，陈规陋习，或繁琐的礼节……但和我过去写的东西相比，内容已有所不同。……在这部小说里我制造了一个并不存在、超越了时间界限、然而又真实可信的世界，但又不是未来世界，因为我不是在写科学幻想小说，是写一个模模糊糊的、好象不存在的过去的浪漫时期。我仍坚持一贯的题材是有关上层资产阶级的题材，但并不象一些评论我作品的批评家所说我‘特别关心上层资产阶级的没落’，我关心的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谈到作品的社会意义，多诺索宣称：“最叫我生气的是评论家把我的小说仅仅归纳到社会因素之中，他们希望我对智利的社会阶级唱一首‘天鹅之歌’，而我书中所写的社会阶级纯属想象……但却是我与这个几乎纯属想象的世界关系的写照。”但是评论家们难以同意多诺索的自我表白，他们认为：多诺索总是否定他的小说的社会意义，可他的上述作品确实有其社会意义，并且觉得，多诺索不应当把“带着一定意识阅读作品”与“以庸俗的社会学观点对小说进行社会分析”这两点混淆起来。后者的做法是将小说与社会进行简单的类比。具体到《别墅》，读者们不难看出，那个虚构的境地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是可信的，是读者熟悉的某一拉丁美洲国家，甚至说就是对于智利所经过的事件的历史写照。文学评论家路易斯·伊尼戈·马德里伽尔特别注意到作者创作《别墅》的写作日期：是1973年9月18日开始写的，那正是智利总统阿连德以身殉职、人民联盟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后的第七天。敏感的评论家从智利历史上的这次重大事件和《别墅》中家庭的改革以及后来被武装仆役镇压的事件中找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评论家甚至直截了当地称：“大人们”代表着智利社会的寡头阶层，“孩子们”则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中产阶级，而仆人们代表着国家机器，具体地讲，就是武装力量。本杜拉们向外国人出售金子、最后出卖金矿，，也叫人想起智利统治阶级勾结国外势力，剥削本国人民，甚至出卖本国资源的行径。他还认为小说中的关键情节是大人们的那次出游，正如同智利的寡头们当时暂且让人民联盟通过选举获胜、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一样，随之而来的则是军事独裁的血腥镇压……另一位评论家，玛丽亚·萨尔伽多则注意到小说中的讽喻手法和象征意义，注意到作品中反复强调的外表，或曰表面现象，与实际，或曰实质的冲突。小说的中心是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别墅，它作为圆心，被一个个向外扩散的同心圆包围着，保护着别墅的同心圆又把别墅孤立起来。房屋外是护住阳台、门窗的黑铸铁栅栏，它们外面是花园，花园外是由18633根铁矛围成的栅栏，栅栏外是无垠的草原，远处是蓝山山脉，更远处是城市和海港，再远就是外国了。从别墅本身来看，它又是一座立体建筑，分成许多层次，有地穴、地窖、地道、客厅、舞厅、饭厅、走廊、卧室（依各人的地位居住在不同的卧室里，象征着享有不同生活条件的智利社会各阶层），还有书房、琴室、塔楼。本杜拉家族每年到这里来消夏，这里包含着两重意义：一是为了重温和加强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保持统一的价值观念，使世袭的传统永远继续；二是为了实施对土著们的控制和掠夺，因为家族的兴旺正是仰仗金矿的开发、金箔的加工和销售。但是，家族的团结只是表面的，别墅没能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而把他们隔离开来。住在同一屋顶下的一家人，也因血缘的远近而有高低贵贱之分，由于联姻而进入这个家庭的成员，如阿德里亚诺，就与他们格格不入，而私生女马尔维娜更是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在各自的房间里本杜拉们各自打着如意算盘，因此象征着家族团结的别墅徒有其表，其实内部空虚。而庇护着别墅的铁栅栏就更有讽刺意味了。那是用18633根金头铁矛围成的。那些长矛原来是土著们用来反抗入侵者——本杜拉家族的祖先——的武器，土著们失败了，被收缴来的反抗武器变成了保卫殖民者地产的屏障。令人吃惊的是那近两万根长矛中只有三十三根是牢固地扎在墩子上埋在地里的，而其它的早已被土著们从外部挖出，松松地搁在那里，而这最后三十三根矛，正是被本杜拉家族的孩子们挖松，他们从内部破坏了保护别墅的围栅，而他们的人数正好是33个（有两个孩子不幸早已天折），这里的象征意义可以由读者去想象。虽然主人们一心想把别墅当作是家庭团结和保持传统的象征，但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别墅就是别墅，从来也不是给人以温暖和保护的家，家人也不是在那里诞生和成长的，况且，别墅是建立在用来防范土著的旧城堡的基础之上的，这使人们不由得记起现实的危险——被他们污蔑为食人生番的土著人随时可能的进攻。别墅下面是昔日的盐矿，四通八达的坑道把别墅与周围联系起来，而绝大多数本杜拉家人却不了解这些。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别墅的主人们在地下室昔日的神龛里存放成袋的金箔。众所周知，神龛本来是用来放圣像或神位牌的，但本杜拉们不但把别墅变成交易所，而且把神龛变成了仓库。由此可见，这些老爷们的心目中没有一点精神的东西，他们只讲物质，具体地说，他们只要金钱。建立在对土著剥削和压迫、对内倾压欺诈的基础之上的贵族之家的统治是难以巩固的，因此，只能依靠繁琐的礼仪、传统的家规来维持一个繁荣强大的外表，以掩盖其虚弱腐败的实质。为了维持表面现象，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于是就演出了种种怪剧：明明是盲人的塞莱丝黛夫人硬是热衷于给别人讲四时风景的美妙，黄昏时分色调的变化，为了不叫人看出她是瞎子，总在众人面前绣花；长矛筑成的铁栅栏明明已被拆除，本杜拉家的马车队仍在原来的门柱前停下，打开早已无实际意义的锁，顺原路向别墅驶去；为了掩盖别墅里刚刚发生的屠杀事件，仆人们用石膏、油漆、水粉匆忙填补建筑物上的累累弹痕，封盖地上的斑斑血迹；孩子们被仆人们迫害得贫病交加，却硬说他们在搞化装舞会……他们宣称：“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外表是唯一不会弄错的。”这个荒谬论断便是本杜拉家族的法宝。一个社会，如果到了只能靠金玉其外的表面来维持局面，那么它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在漫天的飞花中，本杜拉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作者只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们和土著居民。幸存者们，虽然仍受到飞花风暴的威胁，但敞开的栅栏里还有墙壁和屋顶的庇护。他们从土著那里学会了如何应付大自然。他们将成为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建设者，那个世界将比父辈们的那个天地要公正、合理，它的外表将与实际吻合，外表与实际的矛盾将得到统一，如理所应当的那样，外表真实地反映着内部实质。这是对这部作品的题材的一种理解。读者还可以从其他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比如，把它看成是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十九世纪的风土人情的小说，而且，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还有意模仿当时流行的那类小说的精雕细刻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象当时那样，加入了一位“全知全觉”的叙述者，这种做法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而在当代小说中，尤其是在“爆炸后”小说中已不多见了。这位叙述者直接以作者的口吻与读者谈话，谈他的想法、他的犹豫和打算，他娓娓而谈，召唤着读者，与他一起编织这神奇的故事。他时而急不可待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时而大段大段地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更有甚者，在第十二章“外国人”中，这位叙述者竟然粉墨登场，指手划脚，与书中角色竟聊开了天……然而我认为，作者越是竭力模仿十九世纪小说的风格以掩盖其作品的现实性，细心的读者越是能从作品中体味到作者对时事的针砭。虽然叙述者（即作者）极力要做到客观，然而他那感情的砝码却明白无误地摆在了造反的孩子们和土著一边。以上就是我对《别墅》的粗浅看法。继这部作品以后，多诺索还发表了《洛里亚小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1980），反映本世纪三十年代城市生活中，一个饱暖思淫逸的贵妇人空虚的内心世界，她对炽热的爱情的追求。她最后神秘的失踪有如侦探小说的结局，给人留下悬念。《旁边的花园》（1981）中的主人公胡利奥的遭遇与多诺索的境遇最为接近。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写尽了他创作生涯中的种种艰辛之外，还表现了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果然，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多诺索就回到了他梦系魂牵的故城圣地亚哥。《失望》（1987）讲的是一位智利歌唱家在流亡欧洲多年以后回到故土的情景。就是在这部作品中，多诺索头一次让圣地亚哥以主人公的面目出现。多诺索终于为他的故城在世界文学中找到了一个位置。最近发表的小说是《宵禁》。他的短篇小说集有《消夏》（1955）、《查尔斯顿》（1960）、《小说集》（1971）、已提到的《三个资产阶级的故事》（1973）、《短篇小说集》（1982）。《献给德尔菲娜的四篇小说》（1982）是个中篇小说集，反映的是流亡在欧洲的拉美人的真实生活。四个中篇的共同特点是表现人物的失败和幻灭。《‘文学爆炸’之我见》（1972）是部文学评论兼回忆录性质的集子。它除了千真万确地反映了作者的亲自感受以外，还打破了一个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神话。多诺索说：“‘文学爆炸’是一场游戏，更确切地说，是有意烩制的一锅汤。”“当然，从中确实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拉美作家，也大大地丰富了拉丁美洲小说的形式。”1987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将“智慧的阿尔丰索十世勋章”授予何塞·多诺索。据西班牙国家报称：“该勋章只授予以毕生精力从事某种事业并取得卓著成就的人，仅以某一部作品而成功者难以获此殊荣。”我想，面对这种奖赏，何塞·多诺索是当之无愧的。1989年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