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

　　本书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程。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不断发展，逐渐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作者认为，21世界中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我们不能预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本书享誉西方学术界，是西方大学生必读的参考书。它不是一般的世界近现代史著作，而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5个半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片断：中华帝国和欧洲的差异在世界经济体与帝国对立的格局中，要了解一个体系的区域中心或其前进点与边缘部分的关系，还要考虑到另一因素。一个帝国有治理和保护其广大国土和人口的责任。这将耗尽可以投入发展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精力和财力。例如日本倭寇及其对于中国扩张的影响。大体上，倭寇对中国比土耳其对欧洲所引起的麻烦要小一些。但是，当土耳其人在东面挺进时，欧洲没有一个皇帝要取消葡萄牙的探险。葡萄牙没有从它的海外冒险转向保护维也纳，因为葡萄牙没有这样做的政治义务，也没有可以诱使葡萄牙如此做的机制，更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这种转变。扩张对欧洲皇帝似乎并不像对葡萄牙国王一样有直接的利益。我们讨论过，中国皇帝可能注意到，而中国官僚的确已经注意到，郑和探险使国库耗竭，而扩大国家财源的需要却是欧洲扩张的动机之一。一个帝国没有一个企业家或一个世界经济体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眼光。因为帝国自命是整个的世界。它不能靠吸尽其他经济来充实自己的经济，因为它是唯一的经济（这肯定是中国人的思想，也可能是他们的信仰。）。当然也可以在经济分配中扩大皇帝所得的份额。但这意味着国家不是寻求企业利润而是增加贡品。并且，中央的政治力量一旦衰微，贡品这种形式本身可能成为经济上的自我拆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贡品”可能是对帝国不利的贸易的一种隐蔽形式。军事技术和一个帝国构架之间也有联系。卡洛·奇波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已看到葡萄牙人采用军事技术优势而自己却没有这样做。他的解释是：“朝廷像害怕外敌一样害怕国内土匪，像害怕外国人侵一样地害怕内乱，因此，它尽力限制枪炮知识的传播和精通工艺的手艺人的扩散。”欧洲的主权国家林立，要限制军备扩散是没希望的。而在中国则显然仍有可能。因此，中央集权体制拒绝技术进步，这对长期维持其政权有重大意义。帝国形式可能已再次成为结构上的束缚，而这次是对技术发展的束缚。还有最后一道难题。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力量吗？照罗兰·莫斯尼尔的看法，事情似乎恰恰相反。他在分析了中国明朝的社会冲突后指出，个人主义是儒家官僚即官僚阶级的武器，这个阶级在观点上是“现代化”，它反对既是“企业家”又是“封建主”的太监，而后者代表了中国明朝“民族主义的”扩张。莫斯尼尔的论点如下：“（在中国明朝），为了事业有成，中产阶级出身的受过教育的一大部分人自愿成为阉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能发挥压倒的作用，帝国实际上被这些太监所挟制。“一旦得登高位，他们便提携其家庭成员，通过分官封地而为自己创造一群追随者，因而变成帝国以内掌握实权的人物。由此看来，太监所起的重大作用像是资产阶级崛起的一种功能。皇亲显要们企图造就一批也由中产阶级出身、受过教育并且在文职人员中被他们提拔的人组成的追随者来保护自己，……（这后一个集团）有时是王阳明的门徒，他们实行他的教条，反对掌权的太监。而太监们崇尚的却是朱熹这个正统和权力的卫道士（在权力这一点上，太监是最先与之接近的。）。由于皇亲显要以及太监作为支配土地者都有其权力基础，这类斗争就越发严峻。明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建立某种由亲属和支持者组成的封建制度来加强他们的地位……这种局面的牺牲品是农民。国家的支出则不断增加。”当然，在欧洲也是这种情况。但在欧洲，这些支出支持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贵族谋求最后变成资产阶级来拯救自己，而资产阶级反而变成贵族。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由于过早地获得了一些权力？）则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引起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地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它肯定会引起人们对于把这类思想的出现看作是主要原因的任何因果关系的说法表示怀疑。关于中国的论点可概括如下：人们怀疑15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在人口、面积、技术状况（农业技术和航海工程）等基本点上存在重大差别。而所存在的某些差别的程度很难说明是未来几个世纪发展差别之如此悬殊的原因。此外，价值体系的差别似乎被过分夸大了，同样，差别存在的程度也不足以造成如此不同的后果。因为，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思想体系能被用来服务于相反的利益，能与非常不同的结构发展相联系。持价值第一论者急于要驳倒唯物主义论点，反倒使他们自己犯了错误，因为他们极其刻板地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可是颠倒了因果顺序），其强调的程度远远超过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和欧洲的基本差别再次反映一个长时段的长期趋向与一个更直接的经济周期的结合。长期的趋向可回溯到罗马和中国这两大古代帝国，及其解体的方式和程度。当罗马在中世纪只留下一个淡漠的回忆时，它的现实主要是由一个共同的教会从中协凋；而中国却设法维持住帝国的政治结构，尽管是一个虚弱的结构。这是封建制度和建立于俸禄官僚体制上的世界帝国的差别。结果，中国能在多方面比欧洲维持一个更先进的经济。在其一千多年中农民被剥削的程度也很可能轻些。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常被称为“新左派”学者或“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自70年代起，担任该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今西方学术界，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来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学派。沃勒斯坦是这个国际性的“世界体系”学派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