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我迄今为止生活经历的书，内容平铺直叙，并尽记忆所及，绝无虚言。我的生活包括了在国家安全机构大约27年的工作经历。但是，我不打算写那个时期英国反谍报或反恐惧活动的历史，我只是想回首往事写一篇回忆录，记述现在在我个人看来似乎是我人生精彩的那部分经历。我还记得1982年5月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我同我的非洲朋友坐在哈德斯菲尔德一所旅馆的卧室里，教他怎样秘密书写的方法。在反颠覆部门工作的那段时间，工作原则是，关注具有颠覆意图的组织或个人。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军情五处的调查范围仅限于那些利用罢工颠覆政府者。1983年，我被调到反颠覆处一个科任科长，我领导四十人左右，是一个具有重大职权的位置。此前，只有一位女性干到这一级。在反颠覆部门工作的那段时间，当时的政治局势极度动荡不安：煤矿工人大罢工旷日持久示威不断；利物浦的军事倾向派活动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大学校园里异常活跃。上世纪80年代军情五处反颠覆工作的基础，是议会在70年代对“颠覆”所下的定义：“旨在通过政治、工业或暴力方式推翻抑或破坏议会民主制度”的活动。因此“颠覆”的概念并不包括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我们的工作原则是，关注具有颠覆意图的组织或个人。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得到了煤矿工会很大的支持，但是罢工却是由3个人指挥的。这3个人事先就公开宣布他们要利用罢工来推翻撒切尔夫人的民选政府。我们很快作出决定，不必去关心工人警戒线和矿工妻子组成的支助小组，那是警察的事，军情五处的调查范围仅限于那些利用罢工颠覆政府者。在特工中，当时普遍存在着焦虑和压力导致的歇斯底里症。1983年选举时，我们将所有资料都准备好，随时准备送交内阁办公厅。那时尽管已经可用磁盘储存，但局长却因害怕丢失而明令不得使用磁盘。我们在向政府首脑呈交报告前，总是极为小心地进行反复审查，确保里面提及的内容完全属于我们的权限之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这些报告作为最敏感的文件来处理，阅毕马上销毁。我记得能源部的一位国务大臣丢失了一份重要报告。在特工中，当时普遍存在着焦虑和压力导致的歇斯底里症。特工们接受了任务，去他办公的泰晤士大厦找这份丢失的文件。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文件还是没有找到，大家都要急疯了。这位大臣看到这些敬业的特工找不到文件而无法交差，自己也无法向军情五处作出解释，他竟然说，他想起来是在自己的花园里阅读时被风刮跑了。特工们无功而返，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像这种重要的事件，军情五处也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军情五处还负责“大选工作”。每逢此时，局长都要向新首相提供党内议员的重大安全情报，供组建内阁时参考。这项工作的一项首要原则是，一党党员的情报不得向另一党透露。尽管涉及重大安全情报的议员数目少之又少，但这项工作十分繁杂敏感。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情报，这里涉及到调查当事人，因此，承担这项工作的人精神压力非常大。我清楚地记得1983年选举时，我们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将所有资料都准备好，随时准备送交内阁办公厅。所有的文件先呈交给处长，然后是局长。那时尽管我们已经可用磁盘储存，但局长却明令不得使用磁盘，因为这项工作责任太重大了，他害怕我们丢失了这些磁盘酿成大祸。在这个男人主宰一切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这个职业不仅事关国家利益，而且在多党执政的国度里，来自很多党派的监督也使我们的工作不得不谨小慎微。作为一名女性，我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经历了许多磨练和考验，最终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在军情五处，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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