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政策的开放和史料的公开，对胡适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普及”。在过去十几年之中，以胡适为题的传记和著作，出版了已不下数十种。但在这庞大的出版品中，对胡适在美国的生活和交游的情形则始终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胡适一生，自1910年出国，到1962年逝世，前后在美国共生活了二十六年又七个月。〔1〕换句话说，胡适十九岁以后，他的成年岁月，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度过的。做胡适的传记，或编他的书信集和全集，而忽略了他在美国的生活、交游和英文著作，那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缺憾。 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五十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女士（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1885—1971）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两人初识在1913到1914年之间，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在胡适去世之后，韦莲司继续与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联系，并整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在1965年将信件寄赠胡适纪念馆。 胡适与韦莲司女士的交谊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晚近学者注意到这段历史的有周策纵、徐高阮、唐德刚、夏志清、李又宁和最近的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等。 1962年5月，胡适逝世之后，周策纵先生为当时留美学人讨论问题、发表意见的刊物《海外论坛》，编了一期《胡适之先生追悼号》，并发表了《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在文中，他指出，胡适留学时期，在思想的发展上尤其是抗议与容忍的精神，受到韦莲司的影响。这是第一篇严肃讨论胡韦关系的学术性文字。 徐高阮的文章《关于胡适给韦莲司女士的两封信》收在他1970年出版的《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一书中，主要是就胡适在1914年11月2日和6日给韦氏的两封信中，讨论“容忍迁就”和“各行其是”的问题，说明韦氏在胡适思想发展上所起的重要影响。 唐德刚有关胡韦的交往一节，收入1978年出版的《胡适杂忆》，基本上唐先生将胡韦的交往“定性”在“异国情侣”这一基础上，并指出在1915年1月的一次会面中，胡适“显有所求而为韦女所峻拒”，而后两人相约各专心致志于学业。最后真正“棒打鸳鸯”的则是极为守旧的韦母。 夏志清为《胡适杂忆》作了一篇序，对唐文“峻拒”一节有所指正，认为当时“有所求”的不是胡适，而是韦莲司。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1995年12月写了一篇《胡适恋人E·克利福德·韦莲司的生平》连载在日本《东方》180号到182号上，用了一部分康奈尔大学的档案及有关韦氏家族的一些材料，是目前研究韦莲司女士及其家族较有系统的一篇文字，但与胡适关系不多。今年藤井又改写并中译了这篇文章，冠以新题《恋爱中的胡适——美国女友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我见到的是打字稿。其中与胡适交往部分，所用仍是《胡适留学日记》，未见其他新材料。 据我所知，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多年来对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也备至关注，并曾亲去绮色佳访问当年韦莲司女士的一些旧识。 对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最重要的一批材料是胡韦两人之间往返的书信。但这批书信，几十年来，搜求为难。以致有关的研究，始终不能突破《胡适留学日记》的范围。 最近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现了胡适致韦莲司信件、电报二百多件，及韦莲司致胡适函近二十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理出韦莲司致胡适函百余件。并承纪念馆馆长陶英惠先生及近史所副所长耿云志先生慨允，我才有得见这批材料的机会。本文的主要依据，就是新发现的这批信件。 在胡适传记研究中，最受一般读者关注的，大概是他的婚恋经过。但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写传主的个人生活，容易流为闲话。随意的猜测或想像对传主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处理或解释这方面的材料时，须要格外小心，稍一不慎，就成了揭人阴私或诋毁前人。 胡适是民国以来，提倡传记文学最力的一个人，他总是劝人写传记、编年谱，他认为中国传记之所以不发达，忌讳太多，正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有一段话，还可以作为今天传记作者的指南：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分，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一个看不到私人生活的传记，常使人觉得传主“非我族类”，无从“尚友”。传记作者基于“为贤者讳”的古训，极力为传主回护、粉饰，结果把传主装点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这样的传记并不是胡适所提倡的。 传记和小说是不同的，传记是复活人物，而小说则是创造人物。不错，好的传记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但是文学的部分与其说是想像的工夫，不如说是剪裁的技巧。我们不能打着文学的招牌，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这种做法，套句胡适的话，不但诬古人，也误今人。 处理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稍一不慎，也容易走上想像与文采齐飞的道路。我在此则宁可多翻译引用原始信件，而少做想像或猜测。因材料的本身最能说明事实，更何况这批信件是“出土文物”，能为胡适研究注入新血。 许多人一提起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这批书信，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情书”，抱着一种“窥秘”的心情，在字里行间找寻胡适的男女私情，这当然是一种读法，而且在单行间隔的打字稿达两百六十多页的材料里，要找出一些缠绵和相思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细读全部书信之后，我不得不说缠绵和相思并不是这批信件的主题。在1914到1917三年之间所写近百封的信件中，知识上的讨论远多于个人的私情。年岁渐长之后，知识上的讨论少了，而代之以两人生活上互相的关切。 在胡适留学时期，韦莲司在相当程度上，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但随着岁月的推移，知识上互相的激荡减少了，而感情上的关爱增加了，韦莲司成了胡适倾诉和感怀的对象。这个转变可以从胡适行文的语气和称呼上看出一些端倪。在头三年（1914—1917）近百封的信中，胡适行文的语气始终是极正式而且客套的，在称呼上除偶有一、两次称韦莲司为“朋友”（Friend，1915，11，6）或“亲爱的河边之友”（DearFriend—of—the—River， 案：韦氏纽约公寓临赫贞江）之外，始终以“亲爱的韦莲司小姐（DearMissWilliams）相称。将英文信中的Dear一词译为“亲爱的”，实在有一定的误导。Dear是英文信中所有收信人的共同称呼，并无特别亲呢的意味。 胡适第一次在信中称韦莲司之名（Clifford），而不用姓（Wrlliams）是在1917年5月10日的一封信中，也是他离美返国前的四十天，此后就不再称“韦莲司小姐”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颇能反映胡适的心理。他希望两人之间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等到回国行期已定，行将分首，就不宜太过矜持了。 从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这批信件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适早期思想形成的一些端倪，同时也反映了一部分胡适的感情生活。相信对胡适思想的研究和整个人格的了解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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