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最后，还要看一看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成绩很大，这为主；但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是其次者。即使我们现在暂且不谈2000年前对印度文学的介绍，我们近代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已将近100年了。在这期间，我国的先进的学者把大量的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最初当然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琴南竟然同别人合作译出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鲁迅时代，他以惊人的毅力毕生锲而不舍地介绍外国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30年代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局面。解放后，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成绩更是远迈前修。质量与数量都决非解放前能够比肩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也无助于进步。倘若把过去的将近100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就会发现，我们的介绍，无论从国别方面，还是从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方面，都有不平衡之处，片面之处。我们从来很少制订什么介绍计划，即使有了计划也由于某一些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把上面说到的几点归纳起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再在锦上添一点花，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怎样来在锦上添花呢？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补直罅隙过去的翻译和介绍，既然还有点不够全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全面或者缺陷弥补起来。这种例子多得很，简直是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印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印度文学爱好者。在谈话中，他认为一部印度文学史就是这样的：古代有两部大史诗（连这两史诗也只是听到名字），中间有一个迦梨陀娑，他的名著是《沙恭达罗》，近代有一个泰戈尔和一个普列姆昌德，如此而已。我听了简直大吃一惊，啼笑皆非：难道印度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吗？继而一想，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我们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人，没有全面地介绍印度文学。就连那两部蜚声世界的两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过去也没有认真介绍过。造成这种恶果的就是我们自己。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连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过去没有注意到。今天既然知道了，当然要加以改正。一般说起来，我们对欧洲中世纪一直到古典主义这一段的文学介绍得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中世纪或与中世纪相当的文学也介绍得很不够。一提到中世纪就想到黑暗时代。现在已经有人发现，那个时代也并非完全黑暗。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繁荣，特别优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个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有其特点，我们也应当适当地加以介绍。至于一些小国家，一些大国家的小的语种，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一些国家的古代文学，比如伊朗和埃及，介绍得几乎等于零。过去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往往有一阵风的情况，说是泰戈尔，那就大家都瞅着泰戈尔。说是巴尔扎克、高尔基，那就大家都瞅着巴尔扎克、高尔基，一涌而起。不是说这些伟大作家不应该介绍，而是说要有计划地全面地使用力量。我们过去没能做到这一步，现在都要加以弥补。后记：后记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重的老人！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开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1995年3月18日本书前言《东方研究》（历史专号）前言《东方研究》曾出过一期东方文学，现在再出版一期历史。同文学一样，我们对东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只如蜻蜓点水，认真严肃开展工作，现在才只能说是开始。文学的那一只报春的燕子已经飞出去了，现在我们再放出一只历史的春燕。总起来看，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也不能例外。我们学习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这一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又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几千年来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史籍，其中有很多有关东方国家的记载，这些记载一般都是翔实可靠的。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宝贵的。世界各国研究东方史的学者都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的学者利用起来会更容易，更方便，因而也就更有责任，把这些史料整理好、利用好，写出价值比较高的著作。这是全世界东方史学家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东语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愿与大家共勉之。常言道：“一燕知春”。我们东语系力量很薄弱，只能算是“一燕”。但是我们却不满足于一燕。我们希望的是，在东方史研究的园地里飞燕满天。198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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