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怠工的人们一九四三年春天，在乌克兰前线的某一段上，命令下来，要德国兵夺回萨考埃村。当他们向着那个构成据点的农庄冲锋时，有几个手榴弹出了毛病。检查了一下伤亡表，发现有好多人因为自己的手榴弹过早爆炸而阵亡。也有人报告，有许多手榴弹没有爆炸。结果查出来，这些手榴弹是在美茵河畔格利斯海姆的一个工厂里装配的。这一连本来就没法守住那一个农庄。第二天它跟它那一营被打得从萨考埃村撤退八公里。因为战斗一定有个结局，而结局并不决定在天空里，并不决定在从一望无际的乌克兰平原上空飘过的棉絮般的浮云上，也不决定在参谋部的装甲汽车里，而是决定在神秘的深处，决定在各民族的意志上，呵，战斗的指挥者！从手榴弹的烙印上，秘密警察查出了这些手榴弹是在哪一个车间制造的，是哪一天制造的：就是在对苏联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再进一步调查，就发现，毫无疑问有三个工人参加了这次怠工：海尔曼·舒尔茨，弗兰茨·马奈特和保罗·包兰。在进行逮捕时，发现其中两个，马奈特和包兰，早已开到前线去，而且包兰已经阵亡了。弗兰茨·马奈特失了踪。第三个，海尔曼·舒尔茨，还在工厂里，他被捕处死了。这样，秘密警察在关门前又一次证明了，它的磨照旧磨得同那个已经变为多余的早就撤了职的上帝的磨一样辛勤，一样精确，一模一样的彻底，一模一样的精细。早晨，海尔曼·舒尔茨离开他那莱茵河右岸的村庄，他骑车刚过美茵河桥，就折进那一条以前叫作长街现在叫作威廉·欧培尔街的大街去。他总是先按三下车铃，眼睛看着拐角上大房子的厨房的窗户。窗子上装饰着窗帘和天竺葵。战前不久，在国社党妇女协会兼职的区妇女监督发起过一个装饰房屋的竞赛，包兰的老婆甚至还为了这窗户得过一次奖。这座房子是三屋楼；已经相当老了；在这一世纪的头十年内就盖成了。从考斯特海姆，从曼茨卡斯特尔，从李德村来的早班和夜班的工人步行和骑车在它前面经过，这情景它已经看过好几代，大概总看过一万或一万五千遍了。后记：再版后记《五卷书》汉译本第一版于一九五九年出版，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原来写过一篇序，水平不高。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现在再版时，我打算把它保留下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忙于一些别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剥夺了一切读书和写作的权利，白白虚度了六七年。因此，我对于《五卷书》想得不多，也没有很多时间去想。但是，究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我一生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对这本书不可能没有一些新的看法，不管多么肤浅，毕竟是新的看法。我现在就用写后记的办法把这些想法写了出来。这样，对于读者，特别是对印度古代文学比较陌生的读者，也许会有些用处。在这里，我想谈下面几个问题：一、时代背景；二、印度古代文艺发展的道路；三、语言；四、思想内容；五、结构的特色。一时代背景这一部书在印度有很多传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此，我们无法说它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有一些梵语文学史上，明确地说，它写成于某一个时代，这不是全面完整的说法。如果把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分为吠陀时期（公元前十五世纪至五世纪），史诗时期（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后三、四世纪）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公元一世纪到十二世纪）这样三个时期的话，那么《五卷书》的组织编纂时期几乎贯串了整个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外国不少的学者，比如德国的赫特尔（Hertel）和美国的爱哲顿（F.Edgerton）对《五卷书》加以细致的分析，企图找出其中的原始成份和后来窜人的成份，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本书形成的过程是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涉及那样的问题。在印度历史上，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属于哪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呢？换句话说，《五卷书》的形成时期，社会是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仔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说一句：这一时期的印度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而且是封建社会的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矛盾当然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公社比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印度封建时期的地主同中国的不大一样。国王，不论是大国的国王还是小国的国王，是向农村公社征收地租的，他们做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所起的作用，要比中国的皇帝较为隐晦，因此有一些中国到印度去的和尚就认为印度赋税轻。但是实际上是同样地残酷。这个时期大小城市普遍兴起，商品交换相当频繁，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因此城市中商人和作坊主人、手工业者的地位日趋重要。行会的组织远在公元前几世纪的《本生经》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商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压迫、受剥削者。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封建社会一萌芽，商人的作用就日趋显著，许多新兴的宗教，比如佛教和耆那教所代表的利益中就有商人的利益在。宗教与商业在印度一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释迦牟尼本人就同商人有密切联系。巴利文《本生经》里面讲到商人的地方非常多。印度学者高善必（D.D.Kosambi）因此就说《本生经》充满了“商人的环境”，这是抓到了问题的实质的。到了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商人与手工业者，同种姓制度更加密切地联系了起来，他们有了自己的种姓。这时种姓制度名义没有变，内容却有了变化，从颜色向家庭出身的演变更加明确。婆罗门不一定都是祭司。刹帝利不一定都当国王、武士，有一些人是徒有其名的。吠舍分化得更厉害，有的书上连吠舍这个名称都不见了。商人、农民、手工业者，都属于吠舍。首陀罗地位更为下降，降人社会底层。但有的首陀罗也能升为国王。玄奘《大唐西域记》里就有这种记载。城市经济发展繁荣，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城市中的居民，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日子并不好过。商人的任务就是贸迁有无，经常在外面奔波。他们一方面受国王的压迫剥削，一方面又受到陆路水路盗贼和风涛的威胁，所谓商人人海采宝的故事，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他们必须结伴，才能战胜困难，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以上这些情况，《五卷书》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这书里面故事的主人公，动物形象占一多半，人物形象占一少半。国王、商人、婆罗门、出家人都有。至于那些动物，实际上也是人的化身，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商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受到压迫，那么国王怎样呢？整个一部印度历史，几乎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四至二世纪的孔雀王朝，特别是三世纪的阿育王；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的贵霜王朝，特别是大约生在公元后的迦腻色迦王；公元后四世纪至三世纪的笈多王朝，七世纪中叶的戒日王，虽然都号称大皇帝，但都没有真正统一过全印度，至多不过在北印度称王称霸，势力不同程度地达到中印度、南印度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印度，特别是北印度，是小国林立，互相攻伐，民不聊生，商业受阻。从很早的时代起，印度人民，其中包括商人，就有一个强烈的统一的愿望。佛教经典中经常提到的所谓转轮圣王实际上就是这种愿望的表现。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帝国的统治下，买卖才好做，日子才好过。但是这种愿望始终只是一个愿望，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玄类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君王奕世，惟刹帝利。篡弑时起，异姓称尊。国之战士，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是一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国国王的日子也是并不好过的。他们在自己国家以内，是压迫者、剥削者，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当时印度小国林立的情况下，从国外来看，他们有时候会成为被威胁者、被压迫者。有时候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突然崛起，或者一些小国结成联盟，倚靠武力，侵略别国。这时候，某一个国家就会受到威胁，势非同别国联合不可。只要想一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比如战国、秦汉之际，三国，南北朝等等分崩离析、大动干戈的时期，就会很容易理解当时印度的情况。中国战国时期，出了苏秦、张仪一些人物，主张什么合纵连横，互相勾心斗角。三国时代，诸葛亮同周瑜也要联合抗曹。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五卷书》为什么会成为王子的教科书。这些公子王孙，同商人、手工业者等等一般老百姓一样，有时候也会变成弱者，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五卷书》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国王生了三个笨得要命的儿子，对读书毫无兴趣，当然对治理国家，抵御外侮也不会有什么本领。一个大臣想出办法，让一个婆罗门编成了这一部书，教育王子。这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二印度古代文艺发展的道路从印度文艺发展的阶段来看，《五卷书》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同其他国家的文学史一样，印度古代文学的发展明显地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婆罗门祭司的文学，也就是统治者的文学；二、民间文学。列宁讲到，在对抗性的社会里，每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着两种文化。印度文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同列宁讲的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有一些共同之处。我们在下面把这两条道路，粗略地分析一下。一、婆罗门祭司在印度古代是垄断文化知识的社会阶层，同中国古代的巫、史、卜、祝相似，只是后者的作用现在我们研究得还不十分充分，有待于进一步去阐明和探讨。印度古代的婆罗门宣传婆罗门第一，祭祀至上，宣传布施有福，靠为酋长、国王当帝师，举行祭典谋取利养。从《梨俱吠陀》起，经过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经书，一直到《摩河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大史诗，以及后来的叙事诗和戏剧，这些典籍多半出自婆罗门之手，其中人物多半是上层人物，神仙、仙人、帝王、将相、公主、僧侣等等。后来的诗、剧和小说，题材多半是陈陈相因，互相抄袭，材料来源多半是两大史诗，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体裁是庄重典雅，诗歌散文，都是这样。据说印度近代大诗人泰戈尔，除了《沙恭达罗》以外，不喜欢其他梵语文学作品。这事虽然难免有点偏激，但是不能说是没有一点理由的。二、民间文学是老百姓创造的。其中包括寓言、童话、笑话和小故事等等。寓言总包含着一个教训，以达到教育的目的。童话重在使人怡悦。笑话则只使人开心，或则纵声大笑，或则会心微笑，其中有时也包含一些讽刺或教训。至于小故事则内容各有不同，可以包含以上几个方面。神话有一些也是民间创造的。它总是迫切要求认识什么东西，是为了满足宗教的需要的。马克思在《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不但讲了神话的起源，而且也讲了传奇和传说的文学的起源。我们上面讲的小故事可以包括在“传说的文学”之列。上面这些不同文学体裁，主人公有动物，也有人。人物多半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艺人、流氓、小偷、伪善的婆罗门、妓女等等。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决不陈陈相因，而是充满了创造性，洋溢着活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长江大河，源源不绝。世界各国人民古代都或多或少地在这方面有所创造，但是印度人民最为突出。鲁迅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集外集》《＜痴华鬘＞题记》）鲁迅这里说的“寓言”，是广义的，包括以上说的那一些文学体裁。这些作品大概最初都没有文字记载，以后是使用俗语，最后有的转为梵文。上面讲到印度古代文艺发展的两条道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类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保持着自己的纯洁性，泾渭分明，毫不相混。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想象的。在第一类文学作品中间或也吸收一些民间文学的成果，比如寓言、童话等等。但是，总起来看，在印度人民心目中，这两者是很不相同的。比如在举行马祠的准备祭祀中，在举行葬礼之后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照例要讲一些故事的。在中国古代某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风俗。故事是通过和尚念经的方式讲出来的。唐代的一些变文，我怀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出来的。中国这种习俗是否与印度有一些联系呢？我看是值得研究的。在印度，在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下，要讲述的故事不是寓言、童话等等，而是历史和古事记，这些都是典雅庄重道貌岸然的东西。但是，在另外一些祭典之后，讲的却不是历史和古事记，而是寓言、童话、小故事等等，比如在象鼻神第四日祭之后。这种祭典是一种农业祭，在婆达罗月（Bhadra，八、九月）的第四天举行。参看查多帕底雅耶，《顺世外道》第232－235页，这是人民的，特别是农民的祭典，同酋长、国王举行的马祠完全是两码事。因而讲述的故事也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在国王举行的祭典上，讲述的东西属于第一个发展道路；在农民举行的祭典上，讲述的东西则属于第二个发展道路。这真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从整个印度文学史上来看，总是第一条发展道路抄袭第二条发展道路，而决不是倒转过来。所谓抄袭，是指题材和体裁两个方面。属于第一条发展道路的那一些文学作品，刚从民间文学抄袭来的时候，还有一些清新之意，有一些活力。但是积之既久，死气斯生。于是又要到民间文学中去搜寻、去抄袭。如果把民间文学比做源的话，婆罗门正统文学只能算是流。这种周而复始的发展，在印度文学史上是表现得很明显的。我看，这种现象也并不限于印度。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属于第一条发展道路的文学除了抄袭模拟之外，就毫无价值。不，事情不是这个样子。这种庙堂文学也是有发展过程的。它能把民间来的东西精致化、复杂化，达到富丽堂皇的程度，特别是在形式方面更是如此。就拿中国文学作一个例子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比如词，大家都承认，这种体裁最初源于民间。后来被文人学士抄了来，加以改造，使之日臻完美。但是等到形式上美妙绝伦、五彩缤纷的时候，它就已走上自己的反面，非另起炉灶不可了。从印度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五卷书》的内容基本上属于第二条道路。但从语言上来看，它又属于第一条道路。它是由婆罗门加工的。其中许多不健康的东西，是同这种情况分不开的。三语言我现在就谈一谈《五卷书》的语言问题。《五卷书》现在流传的本子是用梵语写成的。梵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从种种方面来看，它大概从来不是一种口头使用的语言。印度学者查多帕底雅耶在他所著的《顺世外道》中说，梵语是游牧民族统治者的语言。这是从研究印度古代社会学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吠陀语同梵语差不多，只是语法变化更加复杂而已。至于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经书和史诗的语言，同古典梵语差别更小。广义地说，都使用的是梵语。这些著作都产生在公元前。两部史诗虽然在公元后才编订成现在这个样子，基本组成部分仍成于公元前。但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官方语言却不是梵语，而是一种俗语，叫做古代半摩揭陀语。一直到公元后四世纪开始的笈多王朝，官方语言才又采用了梵语。同时文学著作用梵语写成的也占了垄断的地位，有人称之为梵语的复兴，这与婆罗门教的复兴是密切相联系的。《五卷书》的题材我们上面已经谈到是来自民间文学，但语言却采用梵语，这一方面是顺应时代潮流，在这个时代连坚决反对梵语的佛教也使用了梵语，其他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也说明，《五卷书》使用梵语，就意味着脱离了一般的老百姓。城市平民、商人、手工业者恐怕是很难掌握这种语言的，乡下的农民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我说，这一部书主要是为王子服务的，作为城市平民的世故教科书是附带的。约在五七O年，《五卷书》被译为巴列维文和叙利亚文。由巴列维文译本转译成了阿拉伯文，名叫《卡里来和笛木乃》。从这个阿文译本直接地和间接地产生了大量欧亚各国语言的译本，传遍全世界。这个阿文译本也强调这一本书是对王子进行教育的。阿文译本本身以及以阿文为基础的那许多译本，不存在像在印度那样的语言问题，它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不管是什么人，都能从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和世故；故事本身又能使他们感到新奇、生动、有异域情调。因此《五卷书》就流行全世界了。四思想内容在印度，《五卷书》被认为是一种，意译是正道论。这个字用别的文字来翻译很困难，可以译为“正道”或“世故”或“治理国家的智慧”。总之是一部教人世故和学习治国安邦术的教科书。它的前提是，人们不避世成为仙人，而是留在人类社会中，用最大的力量获取生命的快乐。这部书主要是反映受压迫者和弱者的思想感情的。城市平民、商人、手工业者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说是受压迫者和弱者。他们需要安全，需要联合。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敌人；只有联合起来，弱者才能战胜强者，获得安全，然后才谈得上人世间的最大快乐。当时的小国国王，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靠剥削农民、压迫人民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强者。但是，在外来的侵略者强敌面前，他们又是弱者。他们也需要安全，需要互相援助，需要联合。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偶尔来犯的较大或较强的国家。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详细谈了。此外，对平民和国王来说，除了联合以外，还需要有点智慧，也就是处世做人的世故；也需要有点钱，否则目的是达不到的。在《五卷书》里有很多地方反对愚昧，反对傻瓜，赞颂金钱，颂扬智慧，其原因就在这里。中国过去教育儿童的教科书，比如《幼学琼林》之类，教育儿童的重点，是苦读成名，磨炼成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考进士，中状元，走科举这一条路。同印度这类的书籍很不相同。原因就是印度古代没有什么科举，两国的社会背景很不相同。我们先看一看《五卷书》的内容。第一卷叫做《朋友的分裂》，第二卷叫做（朋友的获得》，第三卷叫做《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第四卷叫做《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第五卷叫做《不思而行》。这五卷书都与世故和治术有关。这些卷有的直接讲到国王和国家大事。就是那些内容没有讲到国王和国家大计的，仍然可以为国王和王子所用，他们从里面也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因此，我认为，正如本书中所着重指出的那样，它原来是作为王子的教科书而编写的。同时对平民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至于作为主人公的那些黄牛、狮子、老虎、豺狼、猴子、乌鸦、猫头鹰、老鼠、乌龟、鸽子、鳄鱼等等鸟兽，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不过是人的化身而已。第一卷以牛同狮子交朋友，狮子的大臣、两个豺狼被疏远为主题，谈到绝交的问题。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绝交的事情是常常可以遇到的。一直到今天也毫不例外。一个国王，一个平民，都需要有一套办法来对待这种常见的现象。第二卷讲的是结交朋友，是第一卷的对立面，是一个国王和一个平民也常常遇到的问题。这一卷的骨干故事是乌鸦、老鼠、乌龟和鹿，结成朋友，共度危难。弱者只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就能战胜猎人这一个强者。这一卷在本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卷，换句话说，它表达了本书的中心思想。第三卷的骨干故事是国家大事。猫头鹰和乌鸦两族结怨，乌鸦大臣诈降，结果猫头鹰的老巢被焚，乌鸦得胜。这一整卷的目的是教训人们：不要轻信敌人。这样的教训，对国王，对平民，都是有用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拿这个做主题思想的比比皆是。只要想一想古代希腊的特洛依木马和中国《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就会一清二楚了。第四卷的骨干故事，是海怪与猴子交友，海怪变心，猴子以计脱脸的故事。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交友之道。交朋友要提防朋友变心，一旦变心要能使用妙计脱险。这同样既适用于国王，也适用于一般平民。在国家大事和人民的生活中是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因此，这种故事有普遍的教育意义。第五卷主要的教训是追求发财，但不要过于贪得无厌，否则就会受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世故。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教导。中国这类的教导更多，比如人民口语中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古典典故“巴蛇吞象”等等，都是告诫人们，追求财富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但要适可而止，不要过于贪婪。统观这五卷的内容，主要是教给王子和人民一些治世处人之道。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在上面说到的那几点。这本书并不像其他一些书一样，比如佛教或印度教或其他教派的书，大肆宣扬追求什么宗教功德，什么解脱，又是什么涅槃，企求死后升天，因此就宣传要慷慨布施，达到积德的目的。它赤裸裸地宣传追求物质福利，追求生活享受。没有那种腐朽的宗教气味。印度古代典籍中经常提到所谓人生三要：利，爱，法。后来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又增添为人生四要或四善，加上了一个解脱。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在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时期，人们都从事体力劳动，唯心主义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可能，一种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统治着人们的心灵。他们只知追求利和爱，也就是中国所谓“食色，性也”。后来有了剥削，有了阶级，有了国家，有了宗教，也就有了什么“法”，什么“解脱”，什么“涅槃”。从这个观点上来看，《五卷书》的核心部分或比较原始的部分，同原始唯物主义的思想有密切联系。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者所宣扬的也就是这些东西。《罗摩衍那》中有一个婆罗门，名叫阇波厘，事实上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并不宣传婆罗门常讲的那一套。他的思想是有一些代表意义的。在婆罗门唯心主义者笔下，唯物主义者所宣传的东西，不外是吃喝两件事。虽意存轻蔑，却说出了一些事实。至于如何达到追求利、爱的目的，达到自己安全的目的，手段是可以随意采用的。只顾目的，不择手段（Theendjustifiesthemeans）可以说是本书的座右铭。古代印度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形成了一整套治世为王、待人接物的教条。印度那种烦琐的喜欢搬弄数目字的作风，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平常总是说有多少多少种类或部门（varga）。在大史诗《罗摩衍那》第二篇《阿逾陀篇》里，婆罗多到森林里去找罗摩，罗摩关心自己的国家，对他弟弟说了一大套治国安邦的要求，什么十varga，四varga，五varga，七varga，八varga等等。这些东西在精校本中大半被删掉了，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在同书第四篇《猴国篇》中，哈奴曼讲到猴国太子鸯伽陀时，认为他有人君的品质，其中包括八个部分大智，四种力量和十四种优秀品质（4.53.2）。所谓四种力量或四种手段指的是：一，执法公正；二，施舍；三，分裂（敌人）或分而治之；四，惩罚。这同上面说的四个varga是一码事，后来印度书中常见的所谓四种手段指的是：一，挑拨；二，谈判；三，贿赂；四，公开攻击。内容有一部分同四个varga差不多。把上面归纳起来，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一点。为了达到追求福利的目的，需要一些办法或手段，所有这些数字表明的都是办法和手段。在整个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时代，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追求人生三要中的利，这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潮流，其他的文学作品也莫不皆然。在整个古典梵语文学时期，憍祗釐耶（Kautilya）的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利论》赤裸裸地提倡用诈术，用骗术，用间谍，用密探。这里根本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些做法好像都是道德的，无可非议的。他甚至劝人主利用宗教，助长迷信，以达到有利于国家的目的，为国家增添财富。他还鼓吹人主用秘密惩罚来除掉政敌。对于部落人民，他更是主张不择手段地打入他们的社会，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破坏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最终使他们归化或被消灭。他这种学说流行于整个这一时期。约生于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家檀丁，在他的著作里，特别是在他的名著《十王子传》里，也提倡差不多的东西。他认为，什么伦理和道德，在影响国家利益时，可以根本置之不理。查多帕底雅耶（《顺世外道》第30页）讲到印度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时候，说那不是什么孤立的诡辩学者的无谓的论辩，而是两种文化的互相撞击，一种宣扬上帝、天堂和不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举行吠陀祭祀；另一种代表人民的观点，保卫人民自己的物质利益。《五卷书》和檀丁的著作，以及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其他的一些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虽然跟查多帕底雅耶所说的两种文化的撞击不完全是一码事，但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五卷书》，取材来源虽然来自民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毕竟是经过婆罗门的加工。婆罗门这个高级种姓的一些偏见和弱点，必然反映在里面。对本书中的许多糟粕只能做如是观。书中有几个地方大肆吹捧命运。受压迫的平民中也有相信命运的。在那种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和宗教信徒宣传的正是这一套，老百姓受了骗，受了影响，相信命运也是难以避免的。再加上，在那种社会里，“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事情常常发生，人们只有乞灵于命运，以求得心灵上的安慰。但是这毕竟主要代表的是婆罗门的世界观。本书中的这些东西是婆罗门加工的产物。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诬蔑妇女。这在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在父权制的社会里，是一件十分流行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在印度，还有其特殊的、只适用于印度的原因。据查多帕底雅耶的分析，在印度，诬蔑妇女主要是出于婆罗门的偏见。有人主张在早期吠陀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歧视妇女、迫害妇女的举世闻名的寡妇自焚殉夫的制度，因此那时候的妇女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查多帕底雅耶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不符合事实。在吠陀本集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确有寡妇同丈夫的尸体共同被焚烧的事情。《梨俱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中都可以找到。在吠陀本集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地方，证明妇女的处境并不那么美妙，那么理想。比如《黑夜柔吠陀》的《弥特罗耶尼本集》就认为妇女是不忠诚的，不老实的。《推提利耶本集》说好女不如坏男子。《卡他恰本集》说妇女在夜间诱骗自己的丈夫，向他索要东西。在吠陀社会里，当时人民的经济生活是游牧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夫权制，婆罗门正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是这种制度的鼓吹者，因而他们必然会歧视妇女。这是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说《五卷书》中诬蔑、歧视妇女的那种思想也是婆罗门加工的结果，恐怕是没有法子否认的。五结构的特色在艺术特色方面，《五卷书》最惹人注意的是整部书的结构。德国学者称之为“连串插入式”。意思就是，全书有一个总故事，贯穿始终。每一卷各有一个骨干故事，贯穿全卷。这好像是一个大树干。然后把许多大故事一一插进来，这好像是大树干上的粗枝。这些大故事中又套上许多中、小故事，这好像是大树粗枝上的细枝条。就这样，大故事套中故事，中故事又套小故事，错综复杂，镶嵌穿插，形成了一个像迷楼似的结构。从大处看是浑然一体。从小处看，稍不留意，就容易失掉故事的线索。把《五卷书》的结构具体地分析一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全书的骨干故事就是婆罗门教育王子。贯穿第一卷的故事是公牛珊时缚迦同狮子结成朋友，狮子的大臣、豺狼破坏了这友谊。第二卷的骨干故事是一群鸽子被猎人网住，一只乌鸦跑来告诉它们要齐心协力，一下子飞起来把网子带走。第三卷的骨干故事是乌鸦与猫头鹰交战。第四卷的骨干故事是猴子与海怪结成友谊。第五卷的骨干故事是商主摩尼婆多罗的故事。穿在这个骨干故事上的是许多中小故事。这些故事绝大多数是短小的寓言和童话，同较大的骨干故事穿插起来，形成《五卷书》这样一个庞大的结构。这种“连串插入式”并不是《五卷书》的发明，在印度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无论是婆罗门教的经典，还是佛教的经典，都常常使用这种形式。夸大一点说，这可以说是印度人非常喜爱的一种形式。我们就拿《罗摩衍那》来做个例子说明一下。在第一篇《童年篇》里，骨干故事是叙述罗摩的童年。但是内容非常庞杂，插入的小故事非常多。类似楔子似的东西摆在最前面。接着叙述十车王的王都和大臣。这里就插入了鹿角仙人的故事。这是在印度非常流行的一个故事，见于许多书内。到了第十六章又插叙猴类的降生。罗摩和罗什曼那随众友大仙出走以后，沿途所见的净修林，几乎都有一个故事。到了第三十一章，众友又讲了自己家族的渊源。第三十四章插入恒河的故事。第三十五章是优摩的故事。第三十六章是战神的诞生。从第三十七章开始讲的是罗摩祖先的故事。就在这个插叙的故事中也还不是一讲到底，而是奇峰突起，波涛层出。第五十章讲众友家史，以下讲众友与婆私陀的斗争。在这中间又插入陀哩商古的故事，狗尾的故事。众友带罗摩兄弟到了遮那羯朝廷上以后，插叙了神弓的故事和十车王的家谱。最后又讲了持斧罗摩的故事。其余的六篇，结构都是大同小异。总之，《罗摩衍那》在结构方面，同《五卷书》有共同之处。《五卷书》在结构方面的第二个特点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这种形式在印度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佛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佛经里，我们看到两种形式的韵散结合。一种形式是，散文讲述的内容，诗歌再重复讲一遍；另一种形式是，诗歌不重复散文讲的东西，而是同散文一样是叙述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认为，一般说起来，诗歌部分是比较原始的。有一些书最初只有诗歌，散文是后来加进去的。从语言方面来看，诗歌部分的语法形式一般是比较古老的。在《五卷书》里，采用的是第二种形式，全书一开始就有一首诗，每一卷一开始也都有一首诗。在叙述中间，常常加上一些“人们说得好”、“常言道”或“常言说得好”等等，接着就是诗歌，有的只有一首，有的有许多首。只有一个故事，第三卷第八个故事，通篇是用诗歌叙述的，这只能算是一个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篇从思想内容上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这一篇的形式仍然是一个寓言，讲的是猎人与两个鸽子的故事。但是要宣传的却是非常反动的东西。。它宣传要为恶人献出自己的性命，又宣传寡妇要自焚殉夫。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一篇是婆罗门改写的，诗歌这种形式本身就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由此可见，形式与内容是有密切联系的。表现在《五卷书》里面的在结构上的这两个特点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是《五卷书》起了影响，而是这种形式起了影响。先谈第一个特点。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隋唐之间的王度写的《古镜记》（《太平广记》二百三十，题曰《王度》）是一篇颇为著名的小说。这篇小说以一面古镜为骨干，中间插入了许多小故事：一、婢女鹦鹉的故事。这婢女是老狐所变，经古镜一照，无法遁形而死。二、日蚀的故事。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三、古铜剑的故事。四、家奴豹生的故事。他原是苏绰的部曲。苏绰曾预言，古镜要归王度。五、胡僧乞见宝镜。这里说到宝镜：“应照见腑脏”。六、王度为芮城令悬镜照枣树，隐藏在树中的蛇妖被照死。七、宝镜照愈张龙驹一家病人。八、弟王勣要去宝镜，携之出游。在这一个小故事里又插入许多小故事。1.在嵩山少室，用宝镜照出龟猿二妖真像。2.用宝镜照玉井，照出蛟。3.张琦家女子为鸡妖所祟，宝镜照死鸡妖——一只大雄鸡。4.游江南，在扬子江舟中：“暗云覆水，黑风波涌。”宝镜一照，照走风浪。5.跻摄山，数熊当路而蹲，用宝镜照走数熊。6.用宝镜照静海涛。7.登天台，夜行用镜照。8.李敬慎家三女遭魅病。以镜照之，照出三妖本相：鼠狼、老鼠、守宫。9.在庐山用镜驱除虎豹。后来宝镜又归还王度。最后镜失踪。全部故事至此结束。这种结构在中国小说中不算太多，但是，这一篇《古镜记》却是很典型的。根据这篇故事写成的年代和环境，受印度影响的可能是非常大的。诗歌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也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影响，比如许多中国长篇小说，常常在散文叙述中间，写上一句“有诗为证”，然后就加入一些或长或短的诗。特别在描写山景或其他景致的时候，描写人物形象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诗歌。我们拿《西游记》第一回来做例子分析一下。同《五卷书》一样，第一回一开头就出现了一首诗。后来又有“真个好山！有词赋为证。赋曰：”。讲到猴子的时候，又有“你看他一个个：”。讲到瀑布，又有“但见那：”。讲到花果山，又有“但见那：”，“这里边：”。讲到美猴王，又有“有诗为证。诗曰：”。下面还有不少的“但见那：”，“正是那：”，“但见：”，“但见他：”，“果然是：”。仅仅这第一回，就足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就不再罗嗦了。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不计其数的小说里都可以找到，我们也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了。统而观之，中国的诗歌和散文相结合，基本上是上面谈到的那两种形式的结合。换句话说，诗歌有时要重复一下散文里面讲的东西，只是换上一些华丽的词句；有时它又是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散文相续来讲述故事。我对《五卷书》的一些新的看法，就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搁笔了。但是还有一些感想或感慨之类的东西，随着笔端涌向心头，似乎要一吐为快。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日子。现在再版时，已经庆祝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了。在这中间的二十年中，我们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许多在这以前简直无法想象的，到了今天也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越过了这些风涛，经受住了磨练。到了今天，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打掉了，我们心头的灰色思想清除了。我们又重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生活和工作起来。如果要我打一个比方的话，我想用凤凰从死灰中重生这一个典故。我们好多人不是都有重生的感觉吗？现在正是普天同庆，赤县腾欢的时候，大家都想为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尽上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了一把子年纪的人也不例外。我写完这一篇再版后记，内心怡悦，无法形容，不知老之将至，专意看向未来，写毕掷笔，大有手舞足蹈之意了。季羡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初稿，十二月二十二日写毕本书前言代序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在这里，季羡林把我用我的语言写成的三个故事①用你们的语言说给你们。故事的背景完全不同。里面的人完全不同。但是我仍然希望这些故事你们都能了解。因为有一点是共同的：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那个穷苦的墨西哥女孩子感觉到这一点，虽然她的人民对她只像一个轻梦、一段回忆一般地渺茫。在《怠工的人们》里那些反抗的战士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是有阶级觉悟的热情的人们，拿生命作孤注一掷。德国是我的故乡。但是我却在墨西哥度过许多年。这个国家是在太平洋的那一岸，跟你们伟大的祖国遥遥相对。假如它摆脱了压迫与剥削，它会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自由的国家。这样，我们就都成为兄弟，正如我们今天在太平洋与易北河之间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的各民族的大家庭一样。安娜·西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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