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山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一个连续50年科甲鼎盛的缙绅之家，曾祖和祖父两代人中，有6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1名探花，至父辈已开始走向衰落，生父只是秀才，嗣父也只是拔贡。吴敬梓很为自己的祖辈感到骄傲，早年曾醉心科举，18（或说23）岁中秀才，可是在后来的考试中运气总是不佳，29岁时参加乡试再次落第，从此对科举和名利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清廷设有“博学鸿词科”，社会上有名望而未获功名的文人学士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考试获得官职。在吴敬梓36岁时，一位官员曾举荐他去京城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可是，他装病（一说是真的有病）而没有参加。从此，他决定不再参加科考，后来甚至连秀才的学籍都放弃了。他的朋友程晋芳说他平生嫉科举之士如仇，尤工者则尤嫉之。23岁时，吴敬梓的嗣母、生父、嗣父都已相继去世，他继承了包括2万多两银子和一些房屋、地产在内的家产。可是，不到10年时间，他就愤激地将这份丰厚的遗产挥霍得干干净净。田庐尽卖之后，他被乡亲们当作教诫子弟的反面典型。由于舆论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他 于33岁时移家南京，第二年又患上了糖尿病。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艰难。困窘之时，只好以书换米；冬日苦寒，没有酒食，则约朋友一起乘月夜行歌吟啸呼，逮明而散，以此暖足驱寒；在米价奇贵时，甚至连续二日断炊。由极富贵而至极贫贱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世态冷暖、人性美丑都有了深刻的体验。绝意科举之后，他一直从事于《儒林外史》的写作，形象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周围人事的感受和印象，尤其是人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 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对传统的士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鲁迅曾抱怨自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儒林外史》的“伟大”很少有人能懂；胡适亦曾惋惜在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泛，并指出主要原因就是书里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谈“举业”、“选政”，一般人很难明白。的确，要理解《儒林外史》的“伟大”，首先必须对科举制度有个基本的了解。科举始于隋唐时代。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官僚选拔制度，本意是要自下至上地为朝廷选拔优秀的人才。它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可以让贫寒之士凭借自己的才华走上仕途，甚至进入封建政权的中心，这与先秦的世袭制、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门阀制和九品中正制等相比，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唐宋两代，的确有许多才智 之士经由科举脱颖而出，如唐代名裴度、狄仁杰、宋璟，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 中国的文化素有重文的倾向，随着科举的发达，此风更盛。中唐以后，已有“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杜牧《孙子注序》）的现象。至宋代，科举成为士子惟一的进身之阶，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启蒙读物《神童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宋朝从开国之初即重文轻武，宋真宗甚至亲自写《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正是从真宗朝开始，状元及第，享受金吾卫士七人为之清道开路的隆重礼遇（《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五）。“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儒林公议》）在此种制度和风气之下，读书做官既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又是他们惟一的出路。唐宋的科举考试本来包括文学、历史、经典、时务等各种内容，也可以有诗、赋、策、论等各种形式。可是，经过 不断的改革，到了元代，规定考试的内容只能是程颐、朱熹注疏的“四书”“五经”；从明中叶开始，科举考试的文体形式又固定为“八股文”。所谓“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或“制义”，即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说破题目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人手”为起讲后人手之处。后面的四部分是正式议论，每一部分都由两组对偶排比的文字组成，所以称为“八股文”。而文中的议论丝毫不能有自由的发挥，只能局限在程朱注疏的“四书”“五经”里，并且要揣摩圣人孔子孟子和贤人程颐朱熹的语气说话。这种代圣贤立言的“时文”，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乾隆皇帝曾直言：“朕览之多不能解。”（《清朝文献通考·选举六》）至此，科举考试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腐朽僵化，成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士子们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才去读“四书”“五经”。当八股文定型之后，大概从明弘治年间开始，已经有人将一些乡、会试中取录的八股考卷编成“程墨”，加以批注，作为范文供考生们揣摩学习。于是，有的士子干脆连“四书”“五经”都不读了，直接去揣摩“程墨”。这样一来，士子大多空疏庸腐、稚拙鄙陋，有的虽在考试时名列前茅却不知道史册名目和朝代先后，有的甚至问《史记》是“何人所作”。《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不知道苏轼、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等细节就是对八股士子空疏愚陋的讽刺和揭露。扼要地说，明清的科举考试包括三级：第一级是院试。院试之前有两次预备考试，即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及格的称童生，取得童生资格的才能参加院试。院试考取者称生员或秀才，俗称考取秀才为“进学”。秀才比普通人的身份高一等，见知县可以不跪，甚至可以与知县分庭抗礼。第二级是乡试。有秀才资格的才能参加乡试，考取者称举人或孝廉。读书人考取举人是一件大事，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乡绅，享有许多特权。在一般百姓看来，举人简直是天上星宿下凡。第三级是会试、复试、殿试，其中会试最关键。有举人资格才能参加会试，考取者称贡士；贡士参加复试，一般不会有人落选，只是一二三等；复试之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一般也不会有人落选，只是分三甲，一甲称进士及第，共3名，其中第一名称状元或殿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读书人中了进士才算到了尽头。中了进士之后，做不做官，都有很高的地位。上述各级考试都要考八股文。顾名思义，《儒林外史》描写的是“儒林”之“外史”。 就是说，《儒林外史》不同于体现官方意志、掩盖弊端、粉饰太平的正史，而是记正史之不书，写名不见经传的从生相；也不同民间流行的荒诞不经的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写世间真事”穷极文人情态，针砭时弊，讽喻世人。《儒林外史》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明代，人物的神情心态却是清朝的。吴敬梓托明写清，以功名仕禄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与命运，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 吴敬梓的生父吴雯延客居南京，借住清凉山下的丛霄道院读书，吴敬梓经常从赣榆到南京来看他。康熙五十七年（1718），雯延病后，吴梓守在父亲身边，“侍医白下心如焚”。但吴雯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家人只好把他送回故乡全椒，让他好歹死于家中。吴雯延不久就病逝了。这年吴敬梓十八岁，离他母亲去世仅仅五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规矩方正的吴霖起由于不懂得讨好上司，被罢黜了县学教渝这一“冷官”，吴敬梓随父回到全椒。第二年，吴霖起抑郁而死。接二连三地痛失亲人，吴敬梓心中的凄惶可想而知。可是，残酷的生活不让他有片刻安宁，他立刻又被卷入到家族争夺财产的游涡中。作为吴勖之孙、雯延之子，他本来就是嫡出，出嗣给吴旦的独子霖起为子之后，就成为长房长孙。在宗法社会中，长房长孙是具有特权的，在继承遗产时可以分得更多。吴敬梓的这一身份是由出嗣得来，因此，更招人妒嫉，矛盾更多。吴霖起一死，族人又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吴敬梓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说：“‘他人人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在吴敬梓家道衰败的问时，他妻干娘家也败落下来。吴敬梓大约十七岁时与全椒陶钦李的女儿结婚，夫妇非常相得。婚后不久，岳父病故，紧接着岳母又亡，子侄豪奢败掉了家产。吴敬粹的妻子陶氏心情悒闷，一病不起。大概在吴敬梓二十八九岁时，接连遭受不幸的吴敬梓又添丧妻之痛。少年失去父母，中年丧妻，人生之大不幸莫过 于此。吴敬梓在一首词中写道：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苟令香。 愁来觅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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