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

　　内容简介本书从体式流变这一新的学术视角切入论题，解析文学体式的结构类型和语言形态，梳理近百年小说、诗歌等五种文体的发展过程和流变轨迹，总结其继承、革新的经验教训。全书注重文学本体研究，注重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的融和统一，其宏观把握与各阶段性的分类组合，尤多创见。片断：绪论小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小说作为一种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中能与诗歌、散文并驾齐驱的文学样式，作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正宗文学，并且能够以自己丰富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绩成为文学研究者注目的重心，却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开始的。毫无疑问，无论是从创作的规模还是创作的总体质量上，这近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中国小说。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中西文学大冲撞、大交流、大融汇的背景下，中国的小说艺术发生了近乎地覆天翻的变化。这近百年来小说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由幼稚、单一不断走向成熟和丰富的历史，也是为未来中国小说艺术更深入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的历史。当然，通过对这一段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透视，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小说体式的演变轨迹，探寻其中的艺术规律，无疑也应该是一项具有历史价值的工作。对于中国小说体式发展作专门的动态的史学研究，应该说还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一种新的尝试。近年来随着我们文学研究界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批评方法的丰富，对于小说作为一种独特文学形态的静态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关于小说美学、小说形态学、小说结构学、小说叙事学、小说文体学、小说修辞学等方面一大批研究成果的问世，为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小说艺术的演变提供了理论思考的基础，这是我们有可能去完成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小说体式演变过程的具有信心的一面。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动态的研究毕竟不同于静态的研究。面对近百年来中国小说艺术多变的发展道路和复杂的创作现象，研究者无论是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理论说明和具体描述上都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小说“体式”的理论界定。什么是小说体式？对于小说体式涵义的理解涉及哪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对此以往的小说理论似乎还没有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现成的较理想的答案。这就需要做出独立的思考。我们认为，所谓“小说体式”，简单的意义就是指小说的体裁样式。在体裁分类学的意义上，体裁是由不同种类的文学在其内容组织、结构方式上所表现出的独特形式，它是文学分类的依据，同时也是辨别文学存在形态的最突出的特征。不言而喻，小说作为文学大家族中一种独立的体裁，它具有自己之区别于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而言的“小说性”。那么小说的这种“小说性”主要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呢？系统论认为，一个事物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决定着该事物的性质。而小说之所以为“小说”，也在于小说具有自己特定的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结构方式。然而，关于小说的“小说性”，尽管我们能够凭着审美经验的积累从具体的阅读过程自觉地感受到，但是要从理论上明确回答究竟是哪些要素及其以什么样的结构方式构成了小说及其不同体式，却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从历时态的角度看，小说在从起源到今天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其形态已几经变换，以至原始的小说模式在现代小说中已面目全非；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各类文学体裁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互相过渡、渗透、交叉的现象，致使“纯体裁”只成为一种虚拟的东西。本书前言总序冯光廉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节奏之快，方面之广，程度之深，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颇为罕见的，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蔚为壮观的辉煌篇章。以往的数十种总体性文学史著作，为描述这种历史性巨变曾作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勿庸讳言，还普遍地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尚缺乏系统完整的专门性观照。即使那些以文体为中心的文学史，实际上也大抵是以文体作为建构体例的框架、划分作家作品类型的依据，对文体自身演变的整体审视，是相当粗疏的。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专题史著情况虽然要好些，所占比重要大些，论述要突出些，但总体观之，占压倒地位的仍然是对运动、思潮、论争、作家生平文学活动、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创作方法等的论述，文体流变史描述的薄弱、零散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是机械地将近百年文学切割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部分，分开描述，独立成书，显得琐碎、孤立，缺乏贯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文学文体学必“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假如我们能够描述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我们也就无疑能描述一组作品和一个文学类别的文体风格”，“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总结一个时代或一个文学运动的风格”。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显示出撰写专门的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必要性。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告别了古典形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批评等体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竞相发展。五种文学体式不仅不断地独立地丰富、完善着自己，而且相互渗透、吸收、融合，展现出争奇斗艳、瑰丽多姿的动人风采。在文体史中展示一批别具特色的文体创造成果，总结一批风格独异的文体家的创作经验，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体式的优良传统和吸纳外国文学体式的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选择、融合、变异、创新，其间曲折迂回，艰辛备至，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文学体式的纵向考察，对诸多文体规范的系统总结，将对文学史的编撰和教学起充实和丰富的作用，使之更加完整，更加坚实，更加富有文学史的本体特色。实践是理论的基本源泉。文学批评理论和文体理论是从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的创造性转化，体裁模式的生成机制，审美特征的全面建构，文体实现现代化、民族化、个性化的途径和方法，无疑能给文学理论批评学和文体学提供生动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很显然，编撰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重大而深远，但所面临的困难甚多，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作出审慎的选择。什么是文体？其确切涵义该怎样界定？我国古代的文体理论和创作成果如何吸收？西方的文体理论和文体分析方法怎样融合？尤其是由于西方文学—文化传统、语言表述等诸多方面的民族特质的不同，在参照、摄取时如何弃取，为我所用？这些都是极为艰难的课题。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文学主题人物、思想意义等层面的研究，我们也颇为习惯这种操作模式，怎样才能按照文学体式的要求确立视角，切入文学历史的描述，而与一般的文学史著区分开来？我们各卷的著者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在文体内涵的把握和切人角度等方面，分别作出自己的规定。杰出的作家是文学历史的代表。他们的文体成就是形成文体流变史的关键性因素。文体史无疑应该充分展现他们的文体业绩及其意义。但如何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在理解和操作上主要有两条不同的路子：一条是集中而完整地列出专章专节予以评述；一条是将作家放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系列之中分散进行评述。我们认为，两种方式，可以灵活掌握，自由选用。只要做得好，保持文体家的完整性，或是“切割”文体家，都无不可。考虑到编撰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复杂情况，我们决定采用因人制宜、因体制宜的原则，不强求一致。这将有助于保持各卷的鲜明个性。长时期以来，文学文体学在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套概念术语系统，诸如，语符、语链、语义、语场、语境、语域、语型、语式、语本、语象、语感、能指、所指等等。这些术语的运用，既有同中国近百年文体现象如何适应的问题，也有编撰主体对它们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卷的著者如何选择、运用文体术语，同样是一个难于强行规范的问题。对此，我们依旧主张实行多样化的方针，让著者根据各种文体现象的特点和自己的认识，作出认真的抉择。这样做可能会出现某些术语运用和操作方式不尽规范一致的现象，但作为集体的尝试，恐怕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开拓视野，调整格局，打破近代、现代、当代的机械切割，以文学的现代化为中心，实现中国近百年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是我们多年来所执著追求的目标。本书的编撰正是我们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但对这段整合为一的文学历史如何命名，学术界的意见是相当分歧的。有的主张叫“二十世纪文学”。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跨人二十一世纪，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还要持续下去。从时间包容的准确性考虑，“二十世纪文学”的提法显然无法涵盖跨世纪文学的历史实际。有的提出用“十九一二十世纪文学”。但对时间的下限将延至二十一世纪这一问题仍没有考虑在内，且字数太多，叫起来相当拗口。有的提出叫“现代文学”。认为这是同我国古代文学相对应的概念，不仅显示时间范畴，也显示内容范畴和价值取向，即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文学，这一称呼既准确，又简洁。但问题是目前大家习惯上多不如此理解，很容易和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概念相混淆，似乎也有可议之处。如何办呢？我们主张称“近百年文学”。这样不仅可以包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几年后进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时间往后不拖得太长，前后加起来大抵是一百多年。所以，这一称谓包容性大，显得较为准确，叫起来也简洁上口。关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采用社会历史分期和兼及文学自身特殊性相结合的双重标准。这从理论上看似乎相当全面，但其实践结果往往是以前者代替后者，或者顾此失彼，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我们主张用纯文学标准，即完全按照文学自身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时期标志）来划分时期。这样做并不是排斥和割断文学同社会历史的联系，否定其对文学发展的制约，而是看社会历史变革对文体流变的实际影响，从这种已经发生了的实际影响来认识和把握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坚持文学分期问题上的一元论，不但有助于克服双重分期标准所带来的混乱，而且有利于实际操作。正由于我们充分注意文学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对五种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分期，不作整齐划一的机械规定，要求统一的起讫时期和阶段性标志，而由各卷的著者根据各自的文体历史的发展实际，来划分自己的时期。这样做也许较能体现对文学历史本体和编撰主体的尊重，有利于史著的科学品格、学术个性的形成。学术著作的编撰是以学术的预想为先导的。作为一个学术群体，我们所潜心追求的编撰目标是：其一，从大量的创作文本中，梳理中国近百年五种文体的发展过程和流变轨迹，力求清晰地描画出文体发展的总体性线索和阶段性脉络，从纵向上展现其发展格局。其二，从同中外文学的多重联系中，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多重关联中，分析近百年五种文体发展的动因，流变的规律，及逐渐形成的文体规范，总结文体继承革新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三，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时代眼光和清醒的反思意识，审视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得失，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或从历史的描述中预示文体发展的未来趋势。其四，以历史—美学方法为主导，广泛吸收融合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外来的各种研究方法的优长，力求使研究对象同研究方法达到基本的契合和协调，以便充分开掘近百年文体的丰富含蕴，把握其本体特质。但预想毕竟是预想。上述目标能否实现，自然靠我们群体的一致努力。如果不是闭目塞听，本书可能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学术专著。作为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专门史，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我们在尝试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所存在的缺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铺垫，能从正负两方面给后来者以启示。我们热诚地期待着同仁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1998年8月于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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