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县歇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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