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论稿

　　《中国法律史论稿》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本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指导思想、研究对象、涉及范围、体系建构、发展阶段、批判继承、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发展大要等等问题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关于各家各派思想对本学科发展之影响的探讨，其中除选录有关儒学和黄老之学的简要论述以外，另有关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以及唐初期和明代法律思想的几篇文稿。唐、明两稿中，前者仍主要在于论说儒学和黄老，后者则涉及宋明理学在法律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关于封建各朝代，主要是唐、宋、明、清几代若干重点人物之法律思想的评介，所占篇幅较大，涉及面也较广；其所以作此抉择，拟于下文申述。第四部分属于杂著一类，大都是序言或书评；所述一般无关宏旨，只是表达我对于当前的法律史研究及其发展感到的欣慰和对一些同学者们的景仰。第五部分仅收文稿一篇，是关于我对本世纪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研究的大体观感和对今后走向的蠡测。

　　饶鑫贤，别号辛咸，1923年2月生于湖南省沅江市。20世纪40年代于省第五师范毕业后参加当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主持的高等考试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及格，旋毕业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高等科。随即加入中共南京地下党从事革命活动。南京解放后一度参加南京市的军管和市人民法院筹建等工作。50年代初被调入北京大学，相继担任法律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律思想史博士点建立后，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系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及法律史教研室主任，培养了多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国内外进修教师。在法律史学界先后被选为中国法律史学会秘书长和副会长，并担任中国法律思想研究会会长多年。在此期间，曾相继应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宁波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并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讲学。90年代初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一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担任北大教职的近50年当中，曾先后主讲中国刑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等课程，但主要集中精力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北大法律系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立者和开拓者之一，早在1979年的全国法律史学工作者会议上，他就曾突破传统，在大会的长篇发言中，旁引博证，条分缕析，提出了将中国法律思想史从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学科的创议，获得了与会绝大多数有关学者的认同。随后国家技术监督局制订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法律思想史”为法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也将“中国法律思想史”列为该卷14个分支学科之一。紧接着国家教委批准在北大设立了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该学科的博士点，由他和张国华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1984年，他和张二人合作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一书出版，在该书的“绪论”中，他对该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研究的体系和方法、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一一作了透彻的阐发，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他于1999年发表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分期问题商兑》一文，则进一步理清了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澄清了在这一方面不少陈旧的观念。在上述所有各方面的重要贡献，对该学科在新时期的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近些年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逐渐遭遇冷漠的现象，他认为这同整个社会的大形势有关。认为法学门类根据国家和社会在新时期的需要，加强学科和专业调整，适时增加并完善有关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部门的学科设置，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随意打破整个法学门类的学科体系，不顾各学科之间的科学结构，只顾实用，不计后果。就中国法律思想史而言，它是法学门类属于基础理论范围的一门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它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具有特殊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是任何其他部门法学所无法替代的。它既不可能和没有必要争取成为什么“显学”，但也不可能和不应当被置之不顾；只要有法律学科存在，就必然要有这个独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至于所谓将该学科与中国法制史学科合并为中国法律史一门学科的主张，因为它不但在学科设置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重重困难。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对这两门学科都是削弱。过去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采取这种办法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汲取，因此这不是一种好的办法。其主要著作除《史纲（上下册）》一书外，还有上海辞书版《法学辞典》（编委兼主要撰稿）、《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副主编及修订版主编）、《刑法学全书》（编委兼分科主编）、八五重点项目《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编委兼《明代卷》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分卷》（主编）。其所发表的论文之一部分，经其博士生汇编为《中国法律史论稿》一书，已于1999年10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饶鑫贤先生生性谦和友善，无论是对尊者，还是对晚辈，皆彬彬有礼，关怀备至；逢年过节，先生总是将老友、弟子请到家中，做上几道湖南菜，小酌几杯白酒，轻松地谈谈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先生做事认真细致，无论是承担行政事务，还是从事学术研究，皆十分用心，力求完美；多少次组织学术会议，即使已到七十以上高龄，他也要亲历亲为，写邀请函、看会场、定房间，惟恐工作有疏漏。先生气质儒雅高贵，很平常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都是那样的整齐得体；晚年一头银发，总是打理得规矩漂亮，一丝不苟；言谈举止，无不显露出良好的修养和长者的风范。先生有着一笔好字，多少北大学子上课时不停地临摹他的板书，至今传为佳话；有幸得其墨宝者，赞叹不已，恭敬地收藏悬挂在厅室。先生严于律已，在北大从教五十年，从不向组织说困难，提要求，对自己的学生弟子，也是只讲付出，不求回报；先生病重期间，默默地承受着疾病的痛苦和看病的劳碌，不愿把病情告诉他们，不愿给他们增添一点麻烦。先生是个好人！幼年失去父母，艰难地完成学业，历经生活和政治上的磨难，仍能本本份份地作人，兢兢业业地做事，无愧于北大师长的称号。先生从生病到仙逝，步履匆匆，一言未吐，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思念和深切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