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与视野，却超出苏文太多。 看冯象的“政法笔记”，你会看出在今天“政法”的意思其实就是以宪法为纲。先秦诸子的文献第一次出现“政法”，大约是《庄子内篇》的“人世间”。当时颜回谈到“内直外曲”，他说“内直者，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这是指为人，但治国的道理也不外乎是。形而下的“政法”只是“外曲”之道。而法治要从“外曲”之器物走向“内直”之道，就必须舍意识形态而取宪法，或作为宪法灵魂的消极的公民权利。最后孔子回答“大多政法而不谍”，这个“政”是“正”的通假字。孔子说的“政法”不是杀头，是去纠正“法”或指纠正的方法。这个语义的源头是很有趣的，尽管有穿凿之嫌，但“政法”这个古老的词汇，是否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违宪审查”的意思呢？如果这样，冯象这本书就更名副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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