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初至1921年间,庐隐开始在《晨报副刊》、《人道月刊》、《批评半月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批议论性散文——早期杂文。这些早期杂文所议论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妇女解放(《“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原因)})、新的社会理想与人生价值之实现(《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改善劳动者悲惨境遇(《劳心者与劳力者》),以及如何创造新文学(《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创作的我见》)等等诸方面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热门话题。这些议论性散文,充分表明了庐隐是一位思想敏捷,见解新颖,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激情的女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说,“无论是国家,是社会,是世界,是天地万物,都不是与我心没有喜威关系底”。(《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正因为这样,“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语),也就毫不奇怪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议论性散文外,庐隐最早发表的记叙性兼抒情性散文,是1922年至1923年载于《学艺》杂志的一组游记,包括《碧海之滨》、《灵魂的伤痕》、《东游得来的礼物》、《华严论下》、《海边上的谈话》、《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扶桑印影》等数篇,另一篇载于《小说月报》的《月下的回忆》也属于这组游记之列。1922年春,即将告别大学时代的庐隐与女高师几位同窗好友赴日参观、游览,返国时途经朝鲜及奉天(沈阳)、大连等地,历时一个多月,这组游记式散文即是这一月余所见所闻的随感录。但这组散文除了后来收入《海滨故人》集的《月下的回忆》外,其余数篇极少为人所提及,即便是庐隐本人,在事隔十多年之盾,也压根儿忘了这组游记刊于何处(她在《庐隐自传》中提到,大学三年中“有一本《扶桑印影》,就是记载日本参观的一切。可惜被一个朋友拿去弄丢了——而我又无副本”)。因此,这组散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发现,也就弥足珍贵了。这组游记式的散文,行文之散漫,笔致之滞洒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今天读到它,仍会为作者在文中所流露的一腔爱国激情而感到心灵的微微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