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 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看见那儿聚集一群锡克教徒。他们是货车司机。 “洋酒准证！洋酒准证！” 好不容易，我终于找到了这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底层一间低矮的长方形房舍，躲开天上那一轮火热的日头，整间屋子阴阴暗暗的，就像伦敦城里的地窖，但四处弥漫着老旧纸张散发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扑扑的霉味——文件堆满各个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办公桌和椅子里、在办事员和身穿咔叽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叠叠卷宗被翻阅过无数次，皱巴巴、软趴趴的，几乎每一页都打起了折角，许多档案贴着早已褪色的粉红纸条，一样皱巴巴、软趴趴，上面标示着“速件”、“急件”或“立即办理’。在这一堆堆、一叠叠和一捆捆文件中，一群面无表情的办事员不分男女四处散坐着。他们拱起肩膀，垂着头，躲藏在办公桌上堆叠的卷宗后面，脸色显得十分苍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种苍白。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独自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办公桌后面，脸庞有点浮肿——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吧。别看他这副德性，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坐镇在这间办公室，说不定，他手下那群办事员早就被堆积如山、无所不在的文件淹没了。 “运输准证？” 《薄伽梵歌》以一种近乎宣传的热忱，强力推广的种姓阶级制度，可被视为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是古典印度的“生命”。如今，它已随着社会腐朽、僵化，而它的产物——上文所探讨的种姓阶级“功能”——变成厂它现在惟一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工人的欠缺效率和商人短视、无情的作风，又如何能避免呢？最近印度政府设立奖学金，奖励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青少年，却面临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孩子们都不敢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但你不能因此一口咬定，印度人是懦弱的民族，不懂得欣赏见义勇为的美德。真正的原因是：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军人的“功能”，别人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一个陌生人失足掉人河中，快被淹死了，在河岸上野餐的印度人会装作没看见，继续吃喝玩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一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毫无疑问，刚开始时，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却分隔“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职位”和“责任”。它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它创造一种心态，阻挠所有的改革计划。它使印度人热爱演说，它使印度人耽溺在身段、姿态和象征性的行动中。喀什米尔天气凉爽，色彩缤纷：满田金黄的芥菜花、白雪皑皑绵延天际的群峰、顶头那一片蔚蓝的苍穹——在喀什米尔的天空中，我们又看到那一球球变幻莫测、仿佛在演戏的云朵儿。男人们身上裹着褐色手毯，伫立在迷濛晨雾中：头上戴着毡帽、遮住耳朵，打着赤脚的牧童出没在那一座座陡峭湿滑、乱石满布的山坡上。，卜逾我们亿卜齐宫镇（Qazigund）停车，打尖歇息。阳光下满镇尘土飞扬，巾场乱糟糟闹哄哄，沁凉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木炭、烟草、菜油、陈年垃圾和粪便的气味。铺着泥巴的屋顶上，野草丛生——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阅读的《西印度读本》（West lndian Reader）中，有一则故事提到，一个愚蠢的寡妇把她家的母牛牵到屋顶上去。现在我终于明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一辆辆巴士载着一群群胡须染成红色的男子，朝南边开去。（刚才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进入这座城镇。）又有一辆巴士驶进城中，停下来。守候的群众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推推挤挤聚集在车窗前：车中一个满脸倦容、两眼布满血丝的男子伸出枯瘦的一只手，向大伙挥别。他和车中其他乘客一样，要去麦加朝圣。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山谷，礁岩密布、处处险滩、把湛蓝的海水转变成翠绿色的阿拉伯进香客港口——吉达港，显得多么遥远啊。城中那一间间炊烟缭绕的茅舍里，胡须浓密、眼睛淡灰色的锡克人——不久前他们还是喀什米尔的战士和统治者——坐在地板上煮东西。每一家小吃摊上都挂着花哨而醒目的招牌。笨重的白色杯子布满裂缝；桌子摆放在露天中，上面铺着格子花纹油布；桌下的地面早已经被吃客踩踏成烂泥巴了。这种特质，固然使英国人博得某些人的好感，但也招来另一些人的批评：英国人太虚伪。在这个时期，代表大英帝国的粉红色宛如痱子一般，在世界地图上迅速蔓延、扩张，英国神话也随着演变，就像—个发展中的语言。母音长度改变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而字典的编纂总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预估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神话——辛普森餐馆的亚当斯牧师、在乌干达或印度操劳的帝国建立者——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段差距。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很久，英国才出现一个军国主义时期——肇始于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于英国在南非的挫败。直到大英帝国建立后，商人和行政人员作为帝国建立者的观念才产生，而我们的小说家吉卜林，却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号召全世界的统治者，参与这项伟大的建设。这是清教徒搬演的一出戏。在“老家”英国，它创造了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辛普森餐馆。在印度，它创造了西姆拉城——英国殖民政府的夏都。在《守护者》（The guardians）一书中，菲立普·吴德鲁夫（Philip woodruff）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聚集在西姆拉城的官员们“纷纷表态，假装对印度一无所知，刻意避免使用一个百分之百的英国人”。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景况逼疯。这种心情我们能体谅。同样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有了历史意识，他们还能够继续蹲在古迹和废墟中，照常过他的日子吗？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把人间的一切交给上天——好几所大学开设占星学的课程——然后站在一旁，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眼睁睁看着世界其他国家日愈进步，心里安慰自己说，这一切我们早就经历过了，没啥了不起。飞机、电话和原子弹这类玩意儿，在古代印度就已经存在了——不信，你就翻开印度的史诗看一看吧。外科手术在古代印度是一门高度发展的医学——我手边有一份全国性大报，你翻翻看吧，上面有一篇报道证明我绝不是在吹嘘。印度的造船技术，是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民主政治也是古代印度的一大成就，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自给自足，井然有序；乡村议会有权惩罚犯罪的村民，把他吊死或砍掉他的手。今天，印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这个宁静祥和、宛如田园诗一般的古代印度。1962午，中央邦（Madhya Pradesh）率先推行“乡村自治”（Panchayati raj）。大伙兴高采烈，准备复兴古代印度光辉灿烂的文化；政客们兴致勃勃，谈论古代印度的刑法——看来，在印度的这个邦，犯罪的村民肯定会被乡村议会吊死或砍断双手。 18世纪的印度内政不修，乱成一团，引起列强凯觎。但在印度人眼中，情况并非如此。每一个印度人都会告诉你，英国人来临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正面临重大突破；曼锡在他那本书中说，那时每一座村庄都有一间学校，印度人对历史的诠释，几乎跟印度历史一样充满悲情；更让人感到沉痛的是，以往的脏乱又重现在今天的印度，这些年采，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乱象：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建国；印度内部纷纷扰扰，为语言、宗教、种姓和行政区的划分，争吵不休。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这就是印度历史的悲哀：它欠缺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历史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类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这桩美好的情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岔错呢？有人归咎于当年的兵变事件：有人说，白种女人来到印度后，英印关系就变质了。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国人，不管有没有白种女人陪伴在身边，对亲法的孟加拉人，肯定会采取不同于英国人的态度。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国：在某一个时期（确切的时间很难判定）。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忽然产生急遽的转变。吸引印度人的那个英国文明，被另一个英国文明所取代。情况非常混乱——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更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竟然颇为神似——这个时候许多印度人，从奥洛宾度到泰戈尔、尼赫鲁和周度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也许，直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殖民政府悖离过去的英国价值观，究竟有多彻底。英国殖民者拒绝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从不曾像蒙兀儿人那样宣称：如果地球上有乐园，它肯定就在这儿——就在印度。英国人统治印度，但同时却又对印度表示轻蔑和不屑。他们把英国投射到印度这个国家，印度人被迫退缩到民族主义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看起来还是模仿英国人的。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为了以新的、征服者带来的价值标准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中跳脱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渎。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麦克斯·缪勒之流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学者——他们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大量引述——帮助下，印度人才能够获得比较正面、令他们感到欣慰的自我评价。 ……

　　奈保尔爵士（SirVidiadharSurajprasadNaipaul，1932-），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2年出生于特里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3年取得学位后迁居伦敦，任职英国广播公司（BBC），1957年以《神秘按摩师》正式开始写作生涯。奈保尔的作品小说和游记为主，两者均获高度评价。代表作有：《比斯瓦先生的房子》、《河湾》、《印度三部曲》等。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奈保尔已获无数荣誉，如英国最富声望的布克奖、毛姆小说奖、莱思纪念奖、霍桑登奖等。1993年，获颁第一届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DavidCohenBritishLiteratureAward），该奖旨在表扬“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的一生成就”。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