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简明的话来回答就是说：只有在划清界钱、在陌生人、在他人存在旁边我们才提高我们自己的意识。男人在妇女旁边体验到自己是男人，正如妇女在男人旁边体验到自己是妇女一样；算得上生活的幸福和富裕需要——也就是基本的——在他人存在下的相互证实。这不仅适用于性别之间，而且适用于不易预测的许多领域。因此除了对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的恐惧之外，还有好奇心、对遥远和陌生事物的兴趣也属于作为人的人。现代文明一方面使与遥远和陌生的东西相会无限地容易，甚至不言而喻像以前任何时代所未能做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它正因此使弄平区别的倾向变得十分强大；只是还在受雇的旅游工业中，妇女化装起采跳舞和男子打鼓当作其实早已不再是的“土著人”，这是现代文明的佯谬之处。都处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在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最先在意大利被揭开；一般地觉悟到要对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考察；同时，主体性也强有力地突出出来：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认识自己是这样一种个体。雅各布·布克哈特用上述著名语句描述了文艺复兴的重要过程。然而远远地从原则上超越它的一般是西部西方国家发展的特点。不仅在远古的生活方式中而且在高度的文明中，集团与个人相比较原则上一直保持优先地位，尽管通常理由和方式看来多么不同。相反地只是在西方发现了个体，即这个找是最基本的现实。对此相互合作的许多因素起了作用，犹太人的一神教、古希腊人的精神、罗马人的法律思想、中世纪的城市发展连同它们的市民社会的前期形式、市场活萨和资本经济。结果则是一个具有空前效果的进程，因为与之俱来的是发现世界是原则上可以控制的客体。人摆脱了自然界的，至少是自然界被体验过的规则和联系的保护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人们可以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把这赞美为解放或谴责为第二次原罪。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唯一的应力关系——个体和集体、向前追求自由和向后追求失去了的安全之间的应力关系，这种应力关系不可能最终地明确地解决。从而人与他人关系中的深不可测的多义和矛盾在广泛的领域变得显而易见。伊曼纽尔·康德谈到我们的“不合群的群体”，而叔本华用语言形象地描述冻得哆嗦的豪猪的情况：它们为了取暖，试图接近和相互靠拢。但是当它们这样做时，它们身上的剌使它们疼痛和流血。于是它们寻求隔开的距离，尽管这是以寒冷为代价的，在此期间冻死的危险又开始相反的运动。那么有没有解决办法，有没有可以接受的平衡呢？我们必须担心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人们能够共同生活而不至于经常面临深渊吗？一连串的问题，很可能甚至极为可能的是我们将决不会找到最终的和明确的答案。正因为我们不是与单义的事物打交道，而是与不可预见的多义的事物打交道，因此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观点，应当倾听许多的、不同的、甚至矛盾韵意见，以便我们深思，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开头和结尾在我们应当和能够怎样和他人一起生活这个疑难问题上关键的是这一个问题——按照康德的说法，一切其他问题都汇入到这个问题什么？自然为我们大家——希腊人和野蛮人都一样——同等地创造了一切关系。这可以正确认识考察一切人生来必须的事物。这些事物以同样方式供一切人使用。而在这一切事物中，野蛮人与我们并没有区别，希腊人也是如此。我们大家毕竟都要通过嘴和鼻呼吸空气，我们大家毕竟都要甩手吃饭。就是说正如我们大家是彼此不同的那样，没有其他东西对于单个的人来说是多么相似、多么相同。但是如果习俗形成的扭曲、如果无意义的幻觉没有歪曲脆弱的心灵并转变它所一直向往的方向的话，那么像所有人那样没有人会类似本人自己。因此，有一个唯一的定义（如人们通常关于人所给予的定义那样）适用于大家。这就足以证明，在类中不存在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就不可能一个定义包含一切人。因为理性一一我们独独通过理性超越动物，借助于理性我们通过猜想是有力量的；进行论证：驳斥，阐述、作某些启迪和推断—肯定是共同的；在学识上有区别，在能够进行学习上是相同的。因为一切人的感觉工具所抓住的是共同的东西，而推动感官的东西，也以同样的方式推动一切人的感官；我以前说过的铭记在心灵中的令人关心的概念，以同样的方式铭记在一切人的心中，而精神的传译者、演说在文字上有区别，而在意图上却是一致的。在某个没有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部落没有这种精神，它要有一位领袖。但是，人类的相似性不仅在真理中，而且在谬误中都是明显的。因为大家都是被兴趣所征服。即使兴趣是诱使去做丑事，那么它毕竟与一种自然财富有某种相似之处，就是说它通过轻松和舒适而感到高兴。于是从精神的谬误中获得所谓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人们从类似的无知中逃脱出来从而躲开了作为自然解体的死亡，人们追求生活，因为它把我们集合在我们所诞生的地方，痛苦被列入最大的坏事，不只因为它的严酷，主要因为随之而来毁灭本性；并且由于品德的光辉和荣誉之间的相似性，显得受尊敬的事物令人感到幸福，而不光彩的事情受到鄙弃。苦恼、欢乐、欲望和恐惧以同样方式贯穿一切人的感官，如果一个人被一种幻觉所控制而另一个人为另一种幻觉所控制，那么崇拜狗和猫像崇拜上帝一样的人们就会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同样的迷信所折磨。另一方面，哪一个民族不爱好友谊，不爱好善良、不爱好值得感谢和想念善行的意识？哪一个民族拒绝憎恨敖慢自负，恶行，残忍，忘恩负义？从这些事情可以认识到，整个人类内部在社会化，这一点是最终的认识（人类需要哲学），因为关于正义的生活的学说使人们更美好。在自然状态的人们中间不存在等级；它首先是通过民法引入的。亚里斯多德虽然在他的关于政治学的第一本书中采用了这一原理：天生有一些人，即智者，或者如他真想说的那样，哲学家（他自己就属于其中）规定成为统治者，而身体强壮、感觉迟钝的人规定成为服从者，似乎主人和仆人不是通过普遍的同意，而是通过精神力量的不同产生的；然而理性和经验对此进行了反驳。一位明智的人怎么能想到，宁可受他人统治，而不是自己管理自己？只要在所谓的智者和身体强壮的人之间发生暴力斗争，那么前者从不能或者极少能获得胜利。因此，自然本身使人人平等，那么这种平等也必须得到承认。即使假设自然不是平等地创造人，那么除了在乎等的条件下就不可能维持和平，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同他人是平等的。因此必须接受平等，而第九条自然法这样说：一切人生来就是彼此平等的。触犯这一条法律的是骄傲。我发现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规定的，存在于年龄、健康、体力和智慧与心灵特点的区别。另一种我称之为道德的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取决于一种协议。它是由人们的同意所规定或者至载入法律的。这种不平等存在于种种不同的特权，即某些人享有导致损害他人的特权，例如比他人更富有，更有威信，更有势力，或者甚至可以要求他人服从。人们不必询问：什么是自然的不平等的根源，因为回答可以在这个字的简单定义的表述中找到。人们还更不必探索是否在这两种不平等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因为换句话说这就是询问，命令者是否必然地比服从者更有价值，是否身体或者精神的力量、智慧或者道德始终产生在同一些个人并与他们的权力和财富相适应。这是一个在奴隶中间进行商谈（如果他们的主人倾听的话）或许有益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不适宜于寻求真理的、明智和自由的人。所有人都相互生活在社会中，人人都负有同样的公正的义务、人人都是平等的；是否由此得出结论：把爱和友谊置于优先地位是否是公正呢？这要求说明。我刚才设想了一种情况：一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我能够帮助他；现在我设想：同时有两个人呼吁我帮助，我是否可以自由地、甚至必须首先帮助那个由于血缘联系，友谊，感激或者尊敬而更为亲近的人，而冒让另一个人丧生的危险？是的。为什么？因为在社会大众之中，对我们来说存在像个人那么多的私人社团，而我们根据社交本身的原则，必须履行社团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条件，确切地说是根据处在我们四周的社团的亲近程度履行一切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比一切其他人优先照顾我们的父亲、母亲，孩子、朋友等等。我不能对社会机器正常运转负责。我不是钟表匠的儿子。我看到：如果一个栎实和一个核桃并排落下，然后一方不是静止不动，以便为另一方让出地方，而是两者遵循自己的规律，尽可能好地萌芽、生长和开花，直至最后一方把另一方遮盖起来并使之毁灭。如果一种植物不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那它就要死亡。人也是这样。这是当前人类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视角：我们在驶向缠绕全世界的文明和看到有可能成为后来20世纪的清醒的公民的同一时刻，第一次真切地目睹过去5万年各个时期人的生活方式的例证广原始的渔猎者，向来以木铲向土地获取微薄收成的人们，居住在具有神权政治或者君主政体秩序的城市里的人们，与外界隔绝并不与城市文明接触而一如千年前那样生活的农民，丧失古老的，多层次文明、取而代之的是适应低层次的、粗野的无产阶级生存方式的新文明的各民族以及越过几千年文明、以便没有过渡地跃入现代世界的各个民族。新几内亚的一个土著居民把一批薯蓣称之为“一堆”，因为他不能计算出薯蓣的数目，与此同时，有人在肯尼迪角当一艘阿波罗宇宙飞船必须改变方向以便进入月球的运行轨道时，计算到了秒。在日本，有一个制造特殊礼器的陶器工人公会，它的成员根据古老习俗甚至到今天，在13个世代之后，既不需要搅拌陶工旋盘，也不需要培育他们手工工艺的其他形式。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的老妇人收集草药，并试图用喃喃的咒语来安抚恐惧的年轻孕妇，而另一地方则在实验室中研究更好的避孕法，并为此目的分析繁殖过程的每一阶段。野蛮部落的战士到20岁时要外出，并从他们500年来敌对的人民中获取一个献祭品——而与此同时，国际研究小组则冷静一实际地检查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潜力。整整5万年的人类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在发生无所不包的事件的短暂时刻为我们提供了同时观察它们一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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