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发展经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题材不断演变，体裁不断更新，範围不断扩展，从汉代的“丛残小语”到明清的长篇小说，有很多不同的体製和流派。简略说来，古代小说也和诗歌一样，可以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系统。古体小说大体上相当于文言小说，近体小说大体上相当于白话小说。但文言小说却不完全等于古体小说，如《三国演义》还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也著录了像《风月相思》、《蟫史》之类的文言作品。古体小说则限于志怪、传奇及杂组笔记，有人称之为旧小说。又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如明人胡应麟曾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箴规六类，虽然还没有把当时已经盛行的近体小说包括在内，然而包括了传奇，而且把它列在第二位，就和传统的目录学家有所不同了。浦江清先生曾在《论小说》中指出：他（胡应麟）把志怪传奇卓然前列，与现代的看法相近。也许他原想把传奇放在第一，因为比较晚起而抑在第二的。这是说，在这一千六百年之中，虽然小说的定義大体上远没有变动，但是因为範围扩大，新的东西佔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从前人所着重的东西退为附庸了。这里面就包含有观念的演化。 到了编纂《四库全书》时，小说家里不列传奇之目，又把胡应麟所说的丛谈、辨订、箴规之类大部分作品归入了杂家，确有其合理的方面。《四库全书》的小说家又分三个属类，即杂事、異闻琐。这个分类法影响较大，至今还有不少书目都照此编列。《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还在别的地方发表了一番见解《聊斋志異》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異苑》，陶潛《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见盛彦时《姑妄听之跋》）纪昀所说的傅记，实际上指唐代开始兴起的傅奇文。他认为傅奇不是小说，因此他主编的《四库全书》里不仅不收单篇的傅奇，就是像《聊斋志異》这样的书，也因为“一书而兼二体”而摒棄不录的其实唐人的一书而兼众体的《酉阳杂组》，不就收人了《四库全书》的小说家吗？不承认“用傅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的作品为小说，无非是纪昀的偏见而已。《四库全书总目》在杂事之属的小说书目后面特别加了一段说明：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閒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馆臣们举了《世说新语》以见例，但是并没能说清楚杂事小说与杂史的界限。《四库全书》的杂史类以《国语》、《战国策》为代表，对纪实性的要求很高。可是收到了元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却正是记里巷閒谈词章细故的了。《世说新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小说，鲁迅把它和同类体製的书称为“志人”小说，那是从志怪小说的名称推衍而来的。如果以《世说新语》为标準，那么很大一部分杂事小说缺乏文采，记事而不善于记言，传人而不善于传神，恐怕不能统称之为志人小说，也许可以称之为志事小说。 刘知几的《史通》把《世说》列为“琐言”，而另外立了“逸事”一类。后人把这类书称为逸事或轶事小说，把这类书称为逸事或轶事小说。 注意的是史傅所轶的事《四库全书》所收三个属类的小说，后人又统称之为笔记小说。笔记这个名称，本指散文的一体。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实际上路、杨二人是长于章奏的。最早以笔记命名的书是宋祁的《笔记》）后人称之为《宋景文公笔记》），在《四库全书》里列在杂家。近代人常用笔记小说来统称除了单篇传奇之外的古体小说，这还是承袭了汉代人“丛残小语”的小说观。它包罗范围太广，几乎把笔记和小说混而为一了。如民国初年王均卿主编的《笔记小说大观》有五百册之多，不僅今天我们看来不全是小说，其中有不少书在《四库全书》里也是不属小说家类的。最近台湾有一家公司新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竟把《韩诗外传》、《独断》以至的《小说大观竟把《韩诗外传》、《独断》以至《曲海目提要》等书也收录在内，那更是泛滥无边了。笔记本来不全是小说，何况有些书连笔记也不是呢。把笔记和小说等量齐观，只把小说的概念搞得更乱。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小说的外延越来越广，不但宋元以后“小说”由说话家数之一扩展为一切近体小说的通称，而且古体小说的范围也在扩展。正如鲁迅所说：“但看中国进化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东西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覆；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般说文体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小说的新体裁来了之后而旧体裁还会继续存在一个时期。直到清末民初，古体小说与近体小说还在并驾齐驱，也不足为怪。与之相应的，笔记小说这一名称也漫无边際地被用于一切杂著琐记。我们今天要研究古代小说，首先就会遇到正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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