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梅花里一胡床——悲剧文学家王国维简论/徐晋如1927年6月2日时值端午节的前两天，天气闷得很，看样子将要有一场大雨。一个矮瘦的男子，身着长衫，头戴瓜皮帽，脑后还不合时宜地拖着一条长辫子，他徘徊走动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嘴里叼了一根纸烟，烟头的火光不住明灭。忽然他好象下定了某种决心，倏然跃向昆明湖中。一阵水响以后，湖面归复了平静，待到园丁闻声赶来，这个人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这位在端午前二日，效屈大夫怀沙之举的人，就是当时已驰名中外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时受聘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导师。清华师生闻讯，同声震悼。校长曹云祥先生赶来，说王先生之所以自沉，“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云”。王国维在其口袋中有留给其子王贞明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中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问题出在遗书中“世变”二字。后人颇多猜测。早在1923年，王国维就因为是“海内硕学”，经人推荐，被清逊帝溥仪封为南书房行走，一个五品衔的官儿。王自沉时，溥仪下诏，给了他一个“忠”的谥号，这就使许多人相信，王国维是为殉清而死的。但是殉清不在辛亥之年，又不在冯玉祥手下把溥仪赶出宫之时，这是什么缘故呢？又有人认为“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说是罗振玉在经济上的逼迫弄得他只好跳湖，但这毕竟是局外人的猜测，王国维死时，罗振玉亲赴清华参与治丧。最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说法，当然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的：“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另外，浦江清从王国维的生平思想出发，认为王国维是为了哲学上的解脱而采取了自杀手段，这一说法也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认同。据社科院张遵骝先生云，王国维之自沉，直接原因的确是在罗振玉的身上。倒不是罗对王国维有什么经济上的逼迫，当时的情形是，溥仪托王国维卖掉一些文物，但这批文物却被罗振玉暗中私吞了，王国维感到对不起溥仪，只好就自杀了。（这是张先生的令外孙亲对笔者说的。张先生与陈寅恪交往很深，此说应有所本。）陈寅恪是知道此事的，所以他在《挽王静安先生》一诗中说：“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又说：“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在后来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他只是借题发挥，以表现他对于文化的态度而已。一个人自杀的原因，常常不是形而上的，但他之所以终于走到自杀这一途，平时的思想关系很大。王国维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做出了惊人的成绩。35岁以后，他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成就卓绝。对于甲骨文和殷周史的研究，开辟了这些学术的新纪元，也为中国的学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是王国维早年却以其文学上的才华为世人关注。他是近代著名的词人兼词论家，也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美学的美学家。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已成为近代文论的经典之作。从他早期的美学论文及文艺创作中，的确可以见出他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左右了他一生的行为。王国维是在1898年他22岁时接触到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维新变法还在1896年的时候，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就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做为变法的启蒙。王国维因同乡许同蔺的关系，进入《时务报》任书记，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此前因“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他只能呆在海宁老家，而无法接触到他所向往的新学。王国维在《时务报》时薪金微薄，工作繁忙，但他仍入了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西欧文字。东文学社是清末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所办，目的是培养翻译各国农学报刊的人才。王国维因考试不及格，本来已该退学了，但某次校董罗振玉从东文学社一学生的扇子上看到有王国维题“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之语，大异其才，遂决意要“力拔于庸众之中”，委托他管理东文学社的庶务，还免去各样使费的款额。后来王国维一生追随罗振玉，他留学日本，研究甲骨文、精研经史，这些都是罗振玉给他提供了物质条件。他和罗振玉后来成为儿女亲家，一辈子几乎都是在依靠着罗。在东文学社，他通过日本老师田冈佐代治了解了康德、叔本华，这就产生了学习英文和哲学的强烈愿望。王国维之所以对康德，叔本华唯心主义哲学一见倾心，这同他个人经历以及他对于生命、文学的理解分不开。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一户小康之家，父亲王乃誉弃儒从商，对他课督甚严，期望也相当高。王国维的字“静安”就出自《大学》中“静然后能安。”他不曾享受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相反，由于生母的过早逝世，他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老成。15岁时就被举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然而与生俱来的孤寂感如同梦魇一般挥之不去。他的一首咏海宁潮词：“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终古越山澒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真正通读康德、叔本华的著述，是1903年他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期。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文深理涩，他对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措意更多。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他运用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论论述《红楼梦》的根本精神、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的一次成功尝试。这一时期，王国维醉心于哲学研究，他痛感中国哲学、美术（当时对于文学艺术的通称）不发达，以致于有“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愤激之语。他说：“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功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兑，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在《屈子的文学精神》一文中，他提出儒家与老庄分属哲学上的贵族派与平民派的观点，也是受西方的影响。然而，经过痛苦的思索反省，他逐渐认识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因此，他开始在哲学与文学当中徘徊。他反思自己：“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三十自序二》）当然，使得王国维决意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是因为填词的成功。1906年4月，王国维集近两三年所填词61阕成册，名曰《人间词甲稿》付梓刊行。王国维的词，是对于清末常州词派的反动。词是唐代发生，宋代流行的一种音乐文体，属于乐府范畴。它在产生的初期，词句很通俗，多写男女私情。经南宋诸家的创作努力，它由乐府形态变动成另一种类型的诗，也就离音乐甚远了。清代的常州词派继承了南宋词家的风格。讲究寄托，要求言之有物，做到“沉郁”。王国维认为，词的乐府形态时期——唐五代、北宋的词才是正宗。他认为，词应当讲“意境”。他自以为，“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不如，然此种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三十自序二》）常州词派的张惠言等人论词，一概从“寄托”着眼，即使是一些纯写男女之情的词作家，如温庭筠，也被认为是句句皆有寄托，也就是说，皆有政治性的隐喻。所以王国维痛诋说：“固哉，皋文之论词也！”（《人间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些观点是主要针对常州派词论家尤其是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而来的。王国维还托名“山阴樊志厚”为《人间词》撰写了一篇序，里面说：“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又认为，《人间词》“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客观地说，王国维的词温婉亲切，天然大度，但词的意味是乐府的而不是诗的。因此，只可算作近代诗史上的一次逆流。从这里，不难看出王国维的固执与自负。好多年以后，他的学术事业转移到经史之学，并已在清华园执教使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来拜访他。青木正儿提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大考》做得好，想接下来做一部中国近世的戏曲史。王国维很不客气地说，宋元的戏曲，是活文学，宋元以后的戏曲，是死文学。青木正儿当然很尴尬，对于王国维的偏颇，他算是有所领教了，所以他就感慨说，宋元的戏曲，早已经销声匿迹了，宋元以后的戏曲，还活在舞台上。那么，谁是死文学呢？（《近世支那戏曲史》）顺便说一下，王国维平生为学，讲究的是“博”、“专”、“细”三个字，他写《宋元戏曲大考》时，桌上堆满这方面的资料，有客来访，他总会把话题转到这方面。这种治学的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王国维在词学、戏曲方面推崇原始形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当时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态。今天看来，偏颇之处是难免的。王国维的固执与自负，从根本上说，还是源自他内心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固然同他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一半也是因为他所殉身的文化。王国维比较认同老庄关于人性自由的观念，他不满于历代儒家强调事功，而忽视个人价值的缺陷，为了寻觅一种个人的解脱，他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给叔本华哲学，早年的一首《坐致》：“坐致虞唐亦太痴，许身稷契更奚为！谁能妄把平成业，换却平生万首诗。“《尚书》中“地平天成”的政治功业在他看来不值一哂，个人价值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然而，这样一个注重事功的民族，谁能够理解他呢？王国维一直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宗教与美术，要改造国民性，必须引进宗教美术，前者作用于下层人民，后者作用于知识阶层。但是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理想。这样，他的孤独感就更形深重，诗词亦多凄苦之音。他的一阕《浣溪沙》最为人传诵：“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醢丽人嬉。今宵欢宴胜平时。”一方是作者孤寂的主体形象，一方是沉醉的众庶，王国维终于因为绝望，而转向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论述说，这两位大师在早年是极为相似的。后来之所以会分判二途，依笔者看，就在于王国维因绝望而消沉，鲁迅却因绝望而奋起。且看王国维二十多岁时所作的一首绝句：“梦中恐怖诸天堕，眼前尘埃百斛强。苦忆罗浮山下住，万梅花里一胡床。”对于现实与未来既然丧失信心，只有回忆才是真切的。“万梅花里一胡床”，这是何等的清幽冷绝，充满孤寂之致。王国维引前人词句，论为学的三个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段话流传最广，但实际上第三种境界就充满了惆怅与孤独的情怀，这一点前辈研究家均未注意到。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关于个人价值的问题上是极不完善的。一个文学家的价值，一般均要依附于他的政治功业才能为时人所推许。一方面，王国维身沐新学，向往着成为文学大匠而为时流所重，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传统加诸其身的桎梏。传统文人所谓的“遇”的问题，同样地困扰着他。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希图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机会终于来了。凭着罗振玉的关系，他从溥仪那里得到南书房行走的五品衔。其时溥仪已经退位，但在遗老们的心里，却依然是皇帝，是主子。溥仪对王国维也许并不是特别重视，但王国维却是认真的。他为溥仪学自行车感到不安，并且痛骂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说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于封建统治体制，王国维是矛盾的。他虽不满于其压抑人性的一面，自己却不自觉地参与对这一垂死社会形态的维护、赞美。他意识不到，由清改民国，与历朝历代的江山易姓有根本的分野。他执著地坚持着五伦的理念。1917年7月，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宣布溥仪复辟。后为段祺瑞等人粉碎。王国维作《游仙》诗云：“如盖青天侍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无著，七圣同车路总迷。员峤自沉穷发北，若华还在邓林西。含生总作微禽化，玄鹤飞鸮自不齐。”表现出对于复辟之事不成的哀婉。他一直至死，都拖着清朝遗老象征的辫子。每天早上，漱洗完毕，夫人就为他梳头。有次夫人不耐烦了，就嘀咕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有意味，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这种执著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偏执。1924年底，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帝破坏此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冲冠而出，为清室辩解，并决然辞掉北京大学通讯导师职务，同时撤回已送该校的稿件。在溥仪被冯玉祥部下鹿钟麟等人赶出宫时，王国维曾与柯劭忞相邀投水殉节，因家人严防未成。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指的就是这件事。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数日，为门人谢国桢题扇面，两首是唐人韩偓的诗，两首则为陈宝琛的前落花诗。韩偓诗中有“外国云从海上来”之语，陈宝琛诗中也体现出文化衰亡的哀叹，所题诗句应反映了王国维自沉背后的深沉心理结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