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的专著。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在此大变局中，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擅变与转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西学对中国文学的强烈冲击与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推动着中国文学由古典文学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本书首先梳理了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渠道及其所引起之反应，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创作主体、文学观念、艺术形式、思想意蕴、文学语言、传播媒介、受众群体诸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全方位变革。全书以详实的史料描述出了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发生关联的历史面貌，更以精当的理论分析论述了这种关联的内在逻辑。片断：福尔摩斯的东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的上海《时务报》上，刊登了张坤德（字少塘，浙江桐乡人，《时务报》英文翻译）译的英国著名小说家亚瑟·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故事，题为《歇洛克呵尔晤斯笔记》（呵尔唔斯Holmes，今译为福尔摩斯），这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第一次译入中国。四篇小说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后两篇刊于1897年）。这比日本首译柯南·道尔作品的时间（1899）还要早三年。四篇侦探故事刊出后，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其时，柯南·道尔在英国文坛也只是初露头角，可见中国人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之高。亚瑟·柯南·道尔，英国侦探小说家。他喜爱文学，尤嗜侦探小说。开始时他给杂志写稿，1887年出版了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作品描写私人侦探福尔摩斯侦破一件复仇杀人案的经过，从而揭露了摩门教主（被杀者）的贪婪与残暴。三年后他又写了《四签名》（1890）。这两部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此后柯南·道尔一连写了许多侦探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歇洛克·福尔摩斯也就成了神探的典型。这些故事均收在《福尔摩斯的冒险》（1891—1892）、《福尔摩斯回忆录》（1892—1893）中。后来作家对此类题材开始感到厌倦，他急于想结束侦探故事的创作，于是就在《最后一案》中让他的主人公福尔摩斯因公殉职，从悬崖上失足身亡。但是广大读者出于对福尔摩斯的喜爱，纷纷给柯南·道尔写信以示抗议。作家无奈，只好又让他笔下的福尔摩斯复活，再继续进行侦探活动，故事自然也就继续了下去。这便是后来创作并收在《福尔摩斯的归来》（1905）中以《空室》（让福尔摩斯死里逃生）为开端的十一个侦探短篇。此外，他还创作了福尔摩斯早期长篇探险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恐怖谷》（1915）。《最后致意》（1917）和《新探案》（1927）等。柯南·道尔的这些侦探故事在我国“五四”前多数作品都有翻译。本世纪初，黄鼎、张在新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1901），此书包括柯南·道尔的七篇侦探小说：《毒蛇案》（今译《斑点带子案》）、《宝石冠》（今译《绿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今译《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希腊诗人》（今译《希腊译员》）、《红发会》、《绅士》（今译《贵族单身汉案》）、《海姆》，主要译者黄鼎系美国留学生，精通英语，故此书的翻译较忠实于原著。顾燮光的《小说经眼录》就称赞黄、张二氏译的《毒蛇案》“于案中情节，言之极详，译笔亦奇警可喜”；又称赞其译的《宝石冠》“案情离奇，福（福尔摩斯）能精细考察，俾股东之子阿收得以昭雪，诚智矣哉”。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署警察学生译。1903年商务印书馆印了《补译华生包探案》；1904年至1906年，周桂笙、奚若翻译《福尔摩斯再生案》，全书共十三案，奚若译前十案，周桂笙译后三案。除以上外，这时期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译成中文的还有汤心存、戴鸿蕖合译的《红发案》（今译《红发会》，1901），吴梦鬯、嵇长康合译的《（惟一侦探谭）四名案》（今译为《四签名》，1904年小说林社刊），奚若、黄人合译的《大复仇》（今译《血字的研究》，1904年小说林社刊），陆康华、黄大钧合译的《降妖记》（今译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5年商务印书馆刊），西泠悟痴生译的《三捕爱姆生》（1908年集成图书公司刊），杨心一译的《鬼脚草》（今译《魔鬼之足》，1912年《小说时报》本），水心、仪鄦合译的《潜艇图》（1914年《小说丛报》本），常觉、小蝶合译的《恐怖窟》（1914—1915年《礼拜六》本）和《毒带》（今译《斑点带子案》，1916年《春声》本），半侬译的《一身六表之疑案》（1915年《小说大观》本）。1916年5月程小青等十人译了十二册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上海中华书局刊），全书共收福尔摩斯探案四十四篇。译文均系浅近的文言，虽然语言风格不尽一致，但大体比较通畅，亦较忠实于原著，此可谓“五四”前福尔摩斯侦探案翻译的集大成之作。由如上粗略的翻译书目（篇）排比，即可看出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走红的情况了。无怪乎浑铁樵说：“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茶花女遗事》、《迎茵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这段话反映了若干客观实际，在近代文坛上确实形成了一股“福尔摩斯热”。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是在这股热潮影响下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侦探小说的代表作。侦探小说的翻译热固然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的需求，其功能含有一种娱乐目的。但在其翻译初期，侦探小说除了在叙事技巧（如倒叙）方面给中国作家以启示外，它还是帮助人们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窗口。林纤曾说：“近年读上海诸君子所译包探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则甘为不肖者！下民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陈熙绩甚至将林纤所译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奇案开场》比作司马迁的《越世家》和《伍员列传》，以为寓有“微旨”，“亦借鉴之嚆矢也”，并赞书中主人公约佛森的坚强意志：“吾国男子，人人皆如是坚忍沉挚，百折不挠，则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虑？”这并非仅仅是近代读者高度政治化了的“期待视野”，而似乎也可视为处于半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民急于了解西方文化的一种心态的反映。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