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建国后内蒙古文坛出现最早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表现40年代末期内蒙古社会生活的作品。它描写的主要是察哈尔草原上小小的特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但它揭示的却是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的历史命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为小说是把故事放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上来叙述的。这个背景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乃至内蒙古社会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交锋。在小说中，代表国民党的刘峰来到了特古日克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的苏荣也来到了特古日克村。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还是像曾经留学日本、日本侵华时期任伪蒙疆政府副厅长的齐木德鼓吹的那样，蒙古人应当独立，复兴自己的民族？这并不仅仅是特古日克村人或者明安旗人面临的选择，而且是所有内蒙古人民面临的选择。正是这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使小说叙述的故事具有了以小见大的功能和高度的典型性。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都在特古日克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这种生活的复杂性甚至集中到一个家庭——大牧主瓦其尔的家庭中。瓦其尔精明、自私而又圆滑，只要能保住他巨大的家产，他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内战爆发后他缝制了两面旗，一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五星红旗，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谁来就挂谁的。但他的两个儿子则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大儿子旺丹参加贡郭尔的保安团，偷偷为贡郭尔送情报；二儿子沙克蒂尔却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骑兵中队。家庭生活中的冲突实质是国家、民族的基本矛盾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不过，瓦其尔最后遭国民党匪军严刑拷打的结局，说明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在对特古日克村斗争生活真切、细致的描绘中，小说体现出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主要得力于作家对蒙古族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对蒙古生活的熟悉。就人物性格而言，铁木尔的倔强、固执、自尊、勇猛；斯霞的执着、坚忍，洛卜桑的豪爽、豁达、爱面子，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从作品展示的生活图景看，无论是热烈、欢乐的摔跤场面，还是民间祝词家唱着颂词给工作队献马，还是沙克蒂尔和莱波尔玛那炽烈而反伦理的爱情，同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小说的语言尤其具有民族色彩，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蒙古族人民丰富、幽默而又朴素的谚语。这首先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上。瓦其尔见到归来的铁木尔时说：“俗话说得好，马儿走出千里远，也要跑回生长它的牧场来，人怎能像一只没有窝的野雀似的东跑跑西飞飞呢？”铁木尔谈自己在外面与八路军的交往时说：“八路军对我个人实在不错。可是就像俗话里说的那样：一个窝的燕子，有的往东飞，有的往西飞，人们对八路军的看法也不一样。我的朋友哈吐就常说：‘黄羊碰见猎人，还要想三想往哪个方向跑，我们蒙古人再也不能闭着眼乱跟别人走了。你想想，八路军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一个蒙古人当八路呢’？”贡郭尔诅咒那些热情接待八路军的牧民时，骂的也是：“这帮人都像秋天的枯草，见了谁都只知道点头哈腰！”这些语言中都有比喻，而用来作比的马、黄羊、枯草等等都使人想起草原。人物的对话是这样，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这样。卷二第五章写到凶残的贡郭尔父子突然热情对待斯琴并且递上一碗奶茶时，用的是这样的语言：“谁不知道，人们出卖马匹之前，总是替它洗刷两次毛皮，增加几斤草料，以便于使买主出高价，又满意！”这种机智的比喻不仅富于地方特色，而且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贡郭尔父子的险恶用心。从创作方法来看，这部长篇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借鉴了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这表现在小说对草原的描写中所包含的暗示性与抒情性。小说开头描写了察哈尔草原寒冷、多雾的春天，指出草原上的人们困惑而又急切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这里的季节显然是暗示某种时代气氛。小说卷一第十章描写了草原上两条不同的河流，也是暗示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或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小说最后写到斯琴等人烧毁住着敌人的蒙古包时，对草原和黎明作了充满激情的描绘，并且发出了“呵！草原——我们慈爱的妈妈！”这样深情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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