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诗写道：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艺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甲胄、堡垒／也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可能为正、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历史是这样的吗？不！历史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历史是人，人是历史，历史是人的良师和益友。纵然这些年来戏说历史风情万种，但我们对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却情有独钟。这里隆重推出的“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这是一套由多套丛书组成的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别开生面的书系。本书前言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一书已由张惠才、韩凤琴二同志译成中文，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这本书是1963年在东京出版的，距今已二十多年。书中所说的事情也都发生在40多年前，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今天读起来，依旧使人感到趣味盎然，很有意义。这本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首先谈日本士兵在被俘以后走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经过，其次讲到革命的保垒延安以及日本工农学校，再讲到觉醒了的日本友人如何在前线进行反战活动，最后部分是当时的资料。众所周矢占，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包括军人在内的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皇道史观”的教育。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日本的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在冰冻的土地上撒种》一书里曾写道：他出生于1899年，在他幼年时曾发生过日俄战争。当他八岁进小学时，听到的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赞美歌。一进小学，头一件事情，就是校长先生恭恭敬敬地宣读《教育敕语》。这个《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在1890年10月发布的。其内容是称颂以皇道史观为中心的精神，以忠孝为家族国家的道德基准，还有军国主义思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它对日本国民道德观念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军人所受的教育是：“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这里所说的“鬼”，实际上是“神”的意思。所以许多日本士兵被我军俘虏后相当长的时间，脑子里想的仍是逃跑或自杀。又因为他们看到，日本军队是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被俘人员，他们也害怕我军用同样刑法对待他们。因此十分不安。总之，日军官兵被我军俘虏之后，开始的表现是自暴自弃，悲观失望。1938年2月，被我一二O师三五九旅在山西同蒲路平社村车站俘获的铁路工人森健于同年8月到达延安后。对当时在延安的俘虏，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时在延安的日本俘虏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极其顽固，这些人不但不听从八路军的劝告，而且经常反驳。他们认为日本决不可能打败仗，他们不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生活日益困苦。他们说：‘你们讲日本生活苦，八路军不是天天都吃小米吗？他妈的，吃来吃去就会变成长着翅膀的小鸟了。’因为在日本，小米只是喂鸟类的饲料。所以他们说怪话。这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却满满地盛了两碗小米饭。第二类人是患思乡病，每到黄昏时分，就望着东边的天空。第三类人逐渐习惯于八路军的生活。被俘时的悲观失望情绪已经消失，感到前途的光明。”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改变了日本俘虏的思想感情呢？从他们自已写的文章看来，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俘虏在前线，看到日军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于是他们便发生疑问。难道这就是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吗？这就是“东亚新秩序”吗？纺织工人出身的渡边三郎看到八路军战士吃了一点倭瓜，便把钱留给当时不在家的主人。这样，日本军部所散布有关“匪贼”的造谣中伤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日军向我军进攻时，渡边三郎亲眼看见日军在山下射杀、杀害抗日军民，而八路军某医院高个子的院长却吃力地背着负重伤的日本俘虏上山。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对照。不少日本俘虏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我军战士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大山光义的文章说，一名姓荆的年轻勤务员看护他，怕他吃生东西不好，因此连梨也煮熟了以后给他吃。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大山看见被日军雇佣的铁路工人同我军密切配合，使他认识到我军和群众之间真正是“鱼水之情”。新婚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即被征兵的山田医生写文章说，八路军的干部知道日本人喜欢洗澡，因此设法给他们做了澡盆，倒上热水让他们洗。杨勇司令员还特地看望他们，送给他们在当时十分难得的白糖。山田医生是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在八路军内，他阅读了河上肇所著《贫乏物语》，以及《日本历史读本》、《列宁主义基础》和米汀所著《辩证法唯物论》等著作，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在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在晋西北的医院内治病，他说和他住在同房间的一二。师战士十分和气，这位战士自己是病人，还照顾渡边的起居。半夜他睡得好好的，渡边有事，把他叫醒，他也很愉快地帮渡边做事。渡边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日本出发，和妈妈、哥哥、妹妹分手时，我都没有哭过，这次要到延安去，和这位战士告别时，不禁掉了眼泪。”文章中又说，当渡边知道，替他从延安城买来黄酱的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他感到十分不安。当他向这位旅长赔礼道歉时，旅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八路军和日本军不一样。”在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正是我军广大指战员亲切友好的态度，使日本士兵深受感动，促进他们觉醒起来，站在反对侵略、中日真正友好一方。最根本一条，就是我国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脱去日军军服、放下武器的日本官兵，看作是自己的友人，是反对侵略者的战友。本书第二部分讲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提起延安，人们经常联想起宝塔山下，延河之滨的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以后，我军中的日本俘虏日益增多。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成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再加上这一年春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长期在国外活动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也同时抵达延安。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设一所对日本俘虏进行系统教育的专门学校。这在战争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得到。经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的领导和努力，这个学校于1941年5月正式开学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校结束时为止，前后在该校学习过的日本学员有数百人。其中多数人随野坂参三于1946年初返回日本，有少数人还留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时期。他们在东北的工作是协助人民政府安顿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学校的教师是经过稼祥同志选择的，除了野坂参三亲自为学员上课外，还有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廖体仁、赵安博、江右书等同志任教。去年2月不幸病故的王学文同志自15岁起（1910年）即留学日本，后来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事日本著名教授河上肇，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十年代在上海，王学文同志曾经领导过日本友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其他如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也曾留学日本，是了解日本情况的。学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时事问题、社会发展史等，全部使用日语讲解，对于高年级，野坂氏还给他们上日本问题、联共党史等课。除了上课之外，还组织学员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要打仗”，“这场战争对什么人有利”，以及日本有名歌人石川啄木的短歌，大意是“整天劳动、劳动，还是吃不饱饭．凝视着两只手”等等，主要是为了启发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以及阶级觉悟。学员的生活全部由我军供应，学校的管理以及学员内部事务，由学员选出委员自治。学校有图书馆、俱乐部，为了照顾日本人的爱好，还为他们准备了棒球用具。宝塔山下，延河的河滩是天然的运动场。除了敌工部主办的“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是他们的友人之外，延安其他学校，如鲁艺、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民族学院的青年学生也和他们来往，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延安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纪念的。1942年8月，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共50多人，包括了华北侵华日军将近20个部队。在会议中，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代表不仅揭露了侵略军对我国人民的种种暴行，也揭露了日本军队内部长官虐待、压迫士兵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根据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提出一些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口号。例如：“不要虐待士兵”，“不准打耳光”，“让我们吃饱饭”等等，这些要求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却很有针对性，是可以鼓励日本士兵起来斗争、削弱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的。另一个是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不仅在组织上统一了反战团体，同时也加强了反战活动。本书第三部分是日本反战同盟员在战场上所进行的反战活动。他们在我军配合下，向敌军喊口号、发传单、打电话、写信、送慰问袋等等，日本友人已经意识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早日实现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日本友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据本书《概况》中叙述，从1941年到1948年，由于在战场上进行反战活动而牺牲的，知道姓名的就有25人，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日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关系也有极大变动。但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和我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建立中日友好而奋斗的日本友人的努力，仍然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王学文同志在《回忆王稼祥》一书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是成功的，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我们释放回去的日俘，百分之九十九都说中国党的好话。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少有的。”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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