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那场革命究竟如何开始？火种是什么？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数字英雄”在怎样的风云际会下踏入互联网这个行当？舶来的互联网又是怎样改变了这些人的一生？十年前，王志东第一次去了美国，当时怀揣的是一个朦胧的为四通利方寻找融资的想法；十年前，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张朝阳回到中国开始创业，因为无法忍受自己已而立之年，却几乎还没有“可立”的事业。从七月到九月的九十天时间里，张朝阳把行李安顿在妹妹那里，火速处理了自己在美国的事务，赶回国担任美国ISI（互联网证券信息公司）公司驻中国代表；王志东一年中三次赴美，分别见到了硅谷的风险投资和顶尖投行的银行家，本土软件公司开始了海外资本进入、融资改制的征途；张树新的瀛海威追问中国人“中国离信息高速路还有多远”；张向东已经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了电子邮件地址……“总之，整个感觉好像《水浒传》里面描述的各路英雄汇聚，当时芸芸众生，大家都在互联网门前徘徊。”这个时候，一本名为《数字化生存》的译作不仅引爆了中国积蓄已久的互联网热情，更由于一批官员、学者和商人不遗余力的推动而深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使得互联网早期在中国积累下了相对坚实的基础。那场报告会来了八个部长林木：您是怎么注意到这么一本书的？高红冰：当时是胡泳翻译了尼葛洛庞帝的一本书《数字化生存》，翻译完以后由当时在海南出版社做图书项目策划的蓝峰推广。我当时在国务院信息办，蓝峰来找我，说《数字化生存》里讲到数字化，他认为这是信息化的内容，想把这本书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推广，这个目的当然是出于商业性的了。我仔细读了这本书，受到很大震动，尼葛洛庞帝对未来信息革命、信息化的阐述令我很受启发，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蓝峰他们想请尼葛洛庞帝访华，希望我帮助一下。我就找到美国信息产业办驻华办事处的苏维洲，问他能不能请一些美国IT公司资助尼葛洛庞帝访华的项目。苏维洲说不需要资助，尼葛洛庞帝的一个叫张朝阳的学生就在北京。林木：就是麻省理工的媒体实验室（MediaLab）吧，尼葛洛庞帝主持的那个实验室。高红冰：张朝阳早年在MIT的时候也参与过媒体实验室，可以找到尼葛洛庞帝。我就告诉蓝峰，蓝峰很快找到了张朝阳。当时张朝阳还是一个美国公司ISI在华的首席代表，还没有开始做搜狐，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碰了碰，准备操作这件事情。实际上，尼葛洛庞帝不是专程来中国的，他是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顺便以游客的身份到中国访问。张朝阳说，尼葛洛庞帝的日程是提前半年或者一年就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想请他专程来华，需要提前安排。林木：尼葛洛庞帝第一次来华的时候还不是以互联网专家的身份来的？高红冰：对，不是。但在我们筹备这个事情的时候，把未来学会会长马兵请来了，同时我们也请来了当时的电子发展研究院院长，而我个人对未来学特别感兴趣。能和这几个专家共同探讨，我感觉特别兴奋。大家当时在一起做了访华策划，策划完之后，由国务院信息办正式提交一个汇报给国务院，希望国务院领导能够安排时间见面。林木：是当时就意识到互联网后来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而决定上报国务院的吗？高红冰：主要是因为张朝阳表达了尼葛洛庞帝的愿望，他不满足于只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访问中国，希望到中国来能见到高层领导人，因为他曾经见过印度总理、泰国总理，认为到中国应该见到相应级别的领导，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我们都明白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说我可以尝试申请、汇报。林木：当时的安排策划已经开始有一些政府的色彩在里面了？高红冰：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意义还是很看重的，所以当时做了这样一个安排。最后，在1997年2月份，尼葛洛庞帝正式访华，组织了一场信息革命的报告会，尼葛洛庞帝做演讲嘉宾。我们组织了国内大概十几个未来学家、IT专家跟他对话。对话的问题非常多，包括未来的数字电视、人工智能、互联网机器人等。我记得很清楚，这天是1997年2月28号下午。林木：报告会好像是张朝阳自己做的翻译。高红冰：当时请了一个专业翻译，但他译得不好，不得不请张朝阳直接翻译。因为他能了解尼葛洛庞帝说话的意思和内容，专业翻译是不懂这些的。我们的会请了八个部长，四十多个司局长，处长大概两百多人。这时，回国仅一年的张朝阳还是一个海鲜，搜狐的前身爱特信成立不久，张朝阳也“不知道互联网的具体方向在哪里”。那时的爱特信帮人做过网页，甚至也做过代理注册域名的业务。第一次创业的张朝阳运气不错，已经拿到了爱德华·罗伯特和尼葛洛庞帝的第一笔“天使投资”，但既然尼葛洛庞帝将会第一次到访中国，张朝阳就有信心说服尼葛洛庞帝进一步给自己投资。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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